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

作者:单滨新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6-07-06 阅读量:0

辛亥革命有个酝酿发展过程,时间可以从1894年底兴中会成立算起,一直到辛亥年推翻满清统治后的袁世凯复辟。辛亥革命时期,近代知识分子对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选择,林林总总。“改良”还是“革命”,“先革命”还是“先教育”?清末翰林蔡元培辛亥革命时期,满怀爱国爱民感情,顺时而为,在强国之路上孜孜以求,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复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6岁就成为翰林学士,博学多才、视野开阔的蔡元培较早受道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和西方近代文明熏陶

蔡元培,字鹤卿、孓民,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商贾世家,自幼受私塾教育,饱读儒家经典,少年时代就受到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教育。1883年考中秀才后的两年里,蔡元培先后在绍兴姚家、单家任塾师,一面教书,一面自由读书,开阔了眼界。蔡元培对清著名学者俞正燮的著作“深好之”,认为其“认识人权,认识时代”,特别赞赏他男女平等的思想。

蔡元培1889年中举人,1892年中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按清制规定,朝廷对翰林院庶吉士并不安排职位,要等两年后的散馆考后再决定任用。在“点翰林”后的两年里,蔡元培没有留在京城,大部分时间在外游历、访师问友。他从老家绍兴出发,先到宁波、上海,又游南京、镇江、扬州,客居潮州、汕头,取道香港到广州,几乎走遍1842年以来最早与海外通商的口岸和地区,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文明和洋务新政的清新气息,视野得到拓展。

1894年春,蔡元培从广东回绍兴,赴京通过散馆考试后任翰林院编修,成为帝王之都的翰林学士,打开了跻身上层官僚的大门。然而,中国社会正在酝酿的深刻变化,没有给蔡元培带来高官厚禄,却使其走上别样的人生道路。

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令蔡元培对清廷产生不满,同时有感于日本的强大,开始学习和传播西学

蔡元培刚任翰林编修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联名奏请朝廷切勿向日求和,认为“与其议和而用为赔费,何如战胜而出以犒师”,建议“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清廷不顾朝野反对,依然于1895年4月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化进一步加深,令蔡元培“痛哭流涕长叹息”。

甲午惨败,蔡元培认为是清政府“聚铁铸错”,因而对清廷十分不满。“甲午之后,朝士竞言西学”,蔡元培也大量摄取新学,开始由一位旧式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蔡元培阅读了《日本新政考》、《环游地球新录》等书,认为日本这么一个小国家,通过“明治维新”,变得强大,居然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足见日本向西方国家学习卓有成效。

这年秋天,蔡元培乞假回乡一年,广泛涉猎译本书和新知著作,包括《日本史略》、《盛世危言》、《读西学书法》、《游俄汇编》、《声学》、《代数难题》等这些学科广泛、内容生涩的书籍。1898年.8月,蔡元培还筹设东文书社,学习日文,因为他认为日文易速成,并且重要西文著作都有日文译本,只要通日文,就可博览西学书籍。

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认识到要改革积弊极深的中国,必先“启发民智”,培养革新之才,于是弃官兴办教育,希冀以教育促社会改良、民族振兴

1898年,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气氛浓烈。蔡元培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改革主张,但对维新运动持旁观态度。一是因为康梁均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生性不喜赶热闹”,“耻相依附,不往纳交”。二是他深知守旧势力十分强大,“不先培养革新之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蔡元培对康梁戊戌变法的态度,有读书人孤傲和自尊的一面,同时也说明其分析社会问题十分深刻。

戊戌变法在清政府保守派的绞杀中失败,暴露出保守派拒绝任何进步和改革的反动本质,也表明白上而下的改革道路行不通。蔡元培“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1898年秋,蔡元培到故乡绍兴办新学,出任新式学校——绍郡中西学堂总理(即校长),期间还兼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和诸暨丽泽书院院长,关心整个绍兴地区、乃至浙江和全国的教育改革。他为嵊县剡山书院订立学约,提出了“学当以益己、益世为宗旨”的全新教育宗旨,要求学生摆脱“应试求官之积习,而急致力于有用之学”。1899年底,蔡元培组建绍兴府学堂学友会,发布《绍兴推广学堂议》,指出“报国强种之本者,非学堂也”。

由于新旧两派的斗争和教学经费的影响,蔡元培最终离开中西学堂,前往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交了不少学界人士。在1901年4月19日杭州方言学社开学的演讲中,他把教育归为政体改革的关键,提出以教育开发民智,以教育培养高尚的人格,进而达到改造社会、反对专制的总目标。

1901年秋,蔡元培应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院长张元济邀请,任该校特班生总教习。蔡元培鼓励学生学习外语,自己还教授日文,也曾游历日本一次。他对学生说:“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步,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情况,就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

蔡元培此时的教育救国理想,实质是一种改良的主张,强调通过引进西学、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改变国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为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培植根基。

面对西方列强入侵和反清革命高涨的情势,蔡元培创办具有革命性质的教育团体和报纸,成立光复会,加入同盟会,投身激进的革命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中国丧失大量主权,还向沙俄等11国赔偿4.5亿两白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这时候,蔡元培萌生反清思想,把教育与革命结合起来,走上民主革命道路。

1902年,蔡元培先后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等具有较强政治色彩的团体,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他的《在爱国女校之演说》中说:“本校初办时,在满清季年,含有革命性质,……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本。”《自写年谱》中也提到,“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在阐述中国教育会办会宗旨时,蔡元培指出:“我等所以设立此会者,实欲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

当时,中国教育学会和爱国学社的政治活动,主要是组织学生在上海张园发表演说,利用《苏报》开展宣传。1903年4月下旬开始,重心转到拒法、拒俄运动上。蔡元培组织学生在张园集会,呼应东京留日学生抗议活动,痛陈“外兵干预为亡国之源”,强调“此事是全国人的事”,提议成立保国会。他支持留日学社组成拒俄义勇队赴东北前线与俄作战,组织爱国学社学生成立义勇队,自己也与学生每日进行军事操练。

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反帝爱国运动,引起清政府不满,认为是“希图作乱”,决定予以取缔。1903年6月底,上海租界工部局与清政府达成交易,派人闯进苏报馆,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查封《苏报》馆。当时蔡元培在青岛,侥幸免遭牵连。

“苏报案”粉碎了蔡元培对清政府的最后幻想。1903年12月,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次年2月改为《警钟日报》,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宗旨,揭露沙俄侵华活动,抨击清廷外交腐败。报纸使用清朝年号,代以干支记日,附注西历,以示对清政府蔑视。蔡元培还在报上发表小说《新年梦》,讽喻清政府是受列强使唤的“牵犬马的绳子,宰牛羊的刀子”,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统治。《警钟》还大量译述、介绍俄国虚无党的历史,宣传革命者“惟以破坏为目的”,“为国人种下革命思想”。

此时,南方革命党人谋划武装暴动,反清革命进入活跃期。蔡元培深受俄国虚无党的影响,成立秘密反清组织光复会,亲自参与暗杀和暴动活动。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说:“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预备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他参加由东京留日学生成立的暗杀团,吸收懂化学的人入团,先是配制一种液体毒药,用猫作试验,效果非常好。后又觉得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开展这方面研究。不久,觉得还是用炸药痛快一些,随即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了一种威力大、体积小的炸药。

1904年底,蔡元培发起成立光复会,以“光复汉室,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以暗杀、暴动为革命手段。作为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积极促成浙东两派革命党首领徐锡麟、陶成章结交,加强浙江各地会党的联合。1905年夏,孙中山在东京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蔡元培认为“欲救亡,舍革命无他道”,但革命需要有统一的组织,否则“力不集,事不成”,加上他认同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于是毅然将光复会纳入同盟会领导下,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面对革命挫折,蔡元培重新思考救亡图存道路,留德四年的求学和探索,为其领导全国性的文化教育事业作了思想和学术准备

蔡元培作为清末翰林走向革命,其革命活动几乎均以教育机构为据点,革命手段偏重于搞暗杀,企图以较短时间和较小代价实现社会政治变革。然而,暗杀活动连遭失败,革命内部又产生不和,革命目标显得遥遥无期。蔡元培对此感到茫然:“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

在此情形下,蔡元培于1906年春回故乡出任绍兴学务公所所长,但在筹集经费时遭到阻扰,2个月后便辞职。这时候,他获悉清廷将派送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便“不能不心动”,激起“抱之数年”的留德梦想。

蔡元培选择德国,源于他对哲学、教育学有浓厚兴趣。当时,德国是当时现代科学的中心,“世界学术德为尊”。1906年冬,他在《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说:“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佛罗比尔。而强迫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欧美各国,无能媲者。爰有游学德国之志,……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这就是说,蔡元培赴德留学,旨在实践其教育救国的理想。

1907年5月,不惑之年的翰林蔡元培随驻德公使孙宝琦一行,抛家别子,前往欧洲自费留学。留德4年,蔡元培先后在柏林、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史、文明史和民族学,期间编著和翻译了《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等书,为其领导全国性文化教育事业做了思想和学术准备。

满清由戊戌的“失民心”,终致辛亥的“失天下”。1911年10月,蔡元培从报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为之喜而不寐”,并与留德学生集款致电国内各省,促其响应,同时为自己身居异邦“不能荷戈行间,稍尽义务”而深感不安。11月中旬,蔡元培接到陈其美催其回国的电报,便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开始了新的事业。

辛亥以后的教育改革成效,袁世凯的专制,“二次革命”的失败,促使蔡元培坚定地走上教育救国道路,主持北大改革,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专制统治,1912年1月,蔡元培受孙中山之邀入阁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开始创建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下达全国推行教育的通令,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废除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法令,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等“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组织召开被称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的中央临时教育会议,确立“任子癸丑学制”;对推动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先驱作用。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蔡元培在孙中山、唐绍仪等劝说下,继任教育总长。袁世凯蔑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独揽大权,专断行事。蔡元培深感“理想与事实,极不相容”,不愿做北洋政府“伴食之内阁”,在1912年7月坚决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是年9月,他携眷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继续深造。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蔡元培应孙中山之命回国,投入“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修改总统选举法,解散国会,进一步强化了个人统治。

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使蔡元培认识到,光推翻帝制不足以救国,社会革命与文化启蒙这两大任务不可以相互替代,根本要靠思想、文化,可行的办法是在民主革命后进行社会改良。他认为:“现多数人不主张极端进取……吾党只须以坚忍之决心,持稳健之步伐,誓死缔造真正共和,则多数国民,必表同情,吾党自有战胜一日。吾同志诸公,处此危疑艰险之日,惟有运静细之心思,蓄坚实之力量,采取舆情,以维持大局,则国民幸甚。”

不难看出,蔡元培此时已不赞同军事冒险,强调稳健,期望从长计议。当时,国民党革命也进入低谷时期,蔡元培就在1913年9月踏上游法旅程,重新把目光投向教育。

旅法期间,蔡元培参与创办勤工俭学学会和华法教育会,更多地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关注国内政治问题。1916年6月,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蔡元培写了《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一文,认为袁世凯复辟称帝,不只是“个人之罪恶”,而是代表官僚、学究、方士三种旧的腐败势力。袁世凯死了,但旧势力的“恶性基础”和造就历史丑角的温床仍在。振兴中国的根本出路,关键在于改造社会,在于“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而非持一手一足之烈”。在1915年8月13日复蒋维乔的信中他明确表示,将来回国后“必不投身政治之漩涡,而专在社会间效力”。因此,当旧友、教育总长范源清电邀他担任北大校长时,蔡元培马上启程回国。

怀着教育救国的美好梦想,蔡元培在1916年12月任北大校长,开始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写信给尚在国外的汪精卫,陈述他的心迹:“吾人苟切实从教育人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在担任北大校长的前后10年间,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施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改革,正如冯友兰语所言,“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使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在中国传播,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中心。

历史前进路上,新生力量往往不以单一方式运行。蔡元培旧学、新学、中学、西学兼备,在选择救亡图存道路时面临“改良”与“革命”的艰难抉择。在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反清斗争的实践中,他以教育者的身份投身反清革命的潮流,又以民主革命者的姿态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使改良与革命相互交错在一起、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体现了民主革命家身份和教育家本色。蔡元培在辛亥革命期间对民族救亡道路的探寻历程,是中国近代爱国知识分子成长轨迹的缩影,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