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有个酝酿发展过程，时间可以从1894年底兴中会成立算起，一直到辛亥年推翻满清统治后的袁世凯复辟。辛亥革命时期，近代知识分子对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选择，林林总总。“改良”还是“革命”，“先革命”还是“先教育”？清末翰林蔡元培辛亥革命时期，满怀爱国爱民感情，顺时而为，在强国之路上孜孜以求，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复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6岁就成为翰林学士，博学多才、视野开阔的蔡元培较早受道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和西方近代文明熏陶
蔡元培，字鹤卿、孓民，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商贾世家，自幼受私塾教育，饱读儒家经典，少年时代就受到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教育。1883年考中秀才后的两年里，蔡元培先后在绍兴姚家、单家任塾师，一面教书，一面自由读书，开阔了眼界。蔡元培对清著名学者俞正燮的著作“深好之”，认为其“认识人权，认识时代”，特别赞赏他男女平等的思想。
蔡元培1889年中举人，1892年中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按清制规定，朝廷对翰林院庶吉士并不安排职位，要等两年后的散馆考后再决定任用。在“点翰林”后的两年里，蔡元培没有留在京城，大部分时间在外游历、访师问友。他从老家绍兴出发，先到宁波、上海，又游南京、镇江、扬州，客居潮州、汕头，取道香港到广州，几乎走遍1842年以来最早与海外通商的口岸和地区，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文明和洋务新政的清新气息，视野得到拓展。
1894年春，蔡元培从广东回绍兴，赴京通过散馆考试后任翰林院编修，成为帝王之都的翰林学士，打开了跻身上层官僚的大门。然而，中国社会正在酝酿的深刻变化，没有给蔡元培带来高官厚禄，却使其走上别样的人生道路。
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令蔡元培对清廷产生不满，同时有感于日本的强大，开始学习和传播西学
蔡元培刚任翰林编修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联名奏请朝廷切勿向日求和，认为“与其议和而用为赔费，何如战胜而出以犒师”，建议“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清廷不顾朝野反对，依然于1895年4月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化进一步加深，令蔡元培“痛哭流涕长叹息”。
甲午惨败，蔡元培认为是清政府“聚铁铸错”，因而对清廷十分不满。“甲午之后，朝士竞言西学”，蔡元培也大量摄取新学，开始由一位旧式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蔡元培阅读了《日本新政考》、《环游地球新录》等书，认为日本这么一个小国家，通过“明治维新”，变得强大，居然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足见日本向西方国家学习卓有成效。
这年秋天，蔡元培乞假回乡一年，广泛涉猎译本书和新知著作，包括《日本史略》、《盛世危言》、《读西学书法》、《游俄汇编》、《声学》、《代数难题》等这些学科广泛、内容生涩的书籍。1898年．8月，蔡元培还筹设东文书社，学习日文，因为他认为日文易速成，并且重要西文著作都有日文译本，只要通日文，就可博览西学书籍。
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认识到要改革积弊极深的中国，必先“启发民智”，培养革新之才，于是弃官兴办教育，希冀以教育促社会改良、民族振兴
1898年，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气氛浓烈。蔡元培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改革主张，但对维新运动持旁观态度。一是因为康梁均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生性不喜赶热闹”，“耻相依附，不往纳交”。二是他深知守旧势力十分强大，“不先培养革新之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蔡元培对康梁戊戌变法的态度，有读书人孤傲和自尊的一面，同时也说明其分析社会问题十分深刻。
戊戌变法在清政府保守派的绞杀中失败，暴露出保守派拒绝任何进步和改革的反动本质，也表明白上而下的改革道路行不通。蔡元培“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1898年秋，蔡元培到故乡绍兴办新学，出任新式学校——绍郡中西学堂总理（即校长），期间还兼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和诸暨丽泽书院院长，关心整个绍兴地区、乃至浙江和全国的教育改革。他为嵊县剡山书院订立学约，提出了“学当以益己、益世为宗旨”的全新教育宗旨，要求学生摆脱“应试求官之积习，而急致力于有用之学”。1899年底，蔡元培组建绍兴府学堂学友会，发布《绍兴推广学堂议》，指出“报国强种之本者，非学堂也”。
由于新旧两派的斗争和教学经费的影响，蔡元培最终离开中西学堂，前往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交了不少学界人士。在1901年4月19日杭州方言学社开学的演讲中，他把教育归为政体改革的关键，提出以教育开发民智，以教育培养高尚的人格，进而达到改造社会、反对专制的总目标。
1901年秋，蔡元培应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院长张元济邀请，任该校特班生总教习。蔡元培鼓励学生学习外语，自己还教授日文，也曾游历日本一次。他对学生说：“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步，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情况，就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
蔡元培此时的教育救国理想，实质是一种改良的主张，强调通过引进西学、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改变国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为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培植根基。
面对西方列强入侵和反清革命高涨的情势，蔡元培创办具有革命性质的教育团体和报纸，成立光复会，加入同盟会，投身激进的革命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中国丧失大量主权，还向沙俄等11国赔偿4.5亿两白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这时候，蔡元培萌生反清思想，把教育与革命结合起来，走上民主革命道路。
1902年，蔡元培先后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等具有较强政治色彩的团体，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他的《在爱国女校之演说》中说：“本校初办时，在满清季年，含有革命性质，……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本。”《自写年谱》中也提到，“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在阐述中国教育会办会宗旨时，蔡元培指出：“我等所以设立此会者，实欲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
当时，中国教育学会和爱国学社的政治活动，主要是组织学生在上海张园发表演说，利用《苏报》开展宣传。1903年4月下旬开始，重心转到拒法、拒俄运动上。蔡元培组织学生在张园集会，呼应东京留日学生抗议活动，痛陈“外兵干预为亡国之源”，强调“此事是全国人的事”，提议成立保国会。他支持留日学社组成拒俄义勇队赴东北前线与俄作战，组织爱国学社学生成立义勇队，自己也与学生每日进行军事操练。
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反帝爱国运动，引起清政府不满，认为是“希图作乱”，决定予以取缔。1903年6月底，上海租界工部局与清政府达成交易，派人闯进苏报馆，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查封《苏报》馆。当时蔡元培在青岛，侥幸免遭牵连。
“苏报案”粉碎了蔡元培对清政府的最后幻想。1903年12月，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次年2月改为《警钟日报》，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宗旨，揭露沙俄侵华活动，抨击清廷外交腐败。报纸使用清朝年号，代以干支记日，附注西历，以示对清政府蔑视。蔡元培还在报上发表小说《新年梦》，讽喻清政府是受列强使唤的“牵犬马的绳子，宰牛羊的刀子”，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统治。《警钟》还大量译述、介绍俄国虚无党的历史，宣传革命者“惟以破坏为目的”，“为国人种下革命思想”。
此时，南方革命党人谋划武装暴动，反清革命进入活跃期。蔡元培深受俄国虚无党的影响，成立秘密反清组织光复会，亲自参与暗杀和暴动活动。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说：“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预备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他参加由东京留日学生成立的暗杀团，吸收懂化学的人入团，先是配制一种液体毒药，用猫作试验，效果非常好。后又觉得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开展这方面研究。不久，觉得还是用炸药痛快一些，随即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了一种威力大、体积小的炸药。
1904年底，蔡元培发起成立光复会，以“光复汉室，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以暗杀、暴动为革命手段。作为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积极促成浙东两派革命党首领徐锡麟、陶成章结交，加强浙江各地会党的联合。1905年夏，孙中山在东京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蔡元培认为“欲救亡，舍革命无他道”，但革命需要有统一的组织，否则“力不集，事不成”，加上他认同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于是毅然将光复会纳入同盟会领导下，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面对革命挫折，蔡元培重新思考救亡图存道路，留德四年的求学和探索，为其领导全国性的文化教育事业作了思想和学术准备
蔡元培作为清末翰林走向革命，其革命活动几乎均以教育机构为据点，革命手段偏重于搞暗杀，企图以较短时间和较小代价实现社会政治变革。然而，暗杀活动连遭失败，革命内部又产生不和，革命目标显得遥遥无期。蔡元培对此感到茫然：“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
在此情形下，蔡元培于1906年春回故乡出任绍兴学务公所所长，但在筹集经费时遭到阻扰，2个月后便辞职。这时候，他获悉清廷将派送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便“不能不心动”，激起“抱之数年”的留德梦想。
蔡元培选择德国，源于他对哲学、教育学有浓厚兴趣。当时，德国是当时现代科学的中心，“世界学术德为尊”。1906年冬，他在《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说：“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佛罗比尔。而强迫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欧美各国，无能媲者。爰有游学德国之志，……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这就是说，蔡元培赴德留学，旨在实践其教育救国的理想。
1907年5月，不惑之年的翰林蔡元培随驻德公使孙宝琦一行，抛家别子，前往欧洲自费留学。留德4年，蔡元培先后在柏林、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史、文明史和民族学，期间编著和翻译了《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等书，为其领导全国性文化教育事业做了思想和学术准备。
满清由戊戌的“失民心”，终致辛亥的“失天下”。1911年10月，蔡元培从报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为之喜而不寐”，并与留德学生集款致电国内各省，促其响应，同时为自己身居异邦“不能荷戈行间，稍尽义务”而深感不安。11月中旬，蔡元培接到陈其美催其回国的电报，便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开始了新的事业。
辛亥以后的教育改革成效，袁世凯的专制，“二次革命”的失败，促使蔡元培坚定地走上教育救国道路，主持北大改革，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专制统治，1912年1月，蔡元培受孙中山之邀入阁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开始创建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下达全国推行教育的通令，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废除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法令，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等“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组织召开被称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的中央临时教育会议，确立“任子癸丑学制”；对推动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先驱作用。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蔡元培在孙中山、唐绍仪等劝说下，继任教育总长。袁世凯蔑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独揽大权，专断行事。蔡元培深感“理想与事实，极不相容”，不愿做北洋政府“伴食之内阁”，在1912年7月坚决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是年9月，他携眷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继续深造。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蔡元培应孙中山之命回国，投入“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修改总统选举法，解散国会，进一步强化了个人统治。
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使蔡元培认识到，光推翻帝制不足以救国，社会革命与文化启蒙这两大任务不可以相互替代，根本要靠思想、文化，可行的办法是在民主革命后进行社会改良。他认为：“现多数人不主张极端进取……吾党只须以坚忍之决心，持稳健之步伐，誓死缔造真正共和，则多数国民，必表同情，吾党自有战胜一日。吾同志诸公，处此危疑艰险之日，惟有运静细之心思，蓄坚实之力量，采取舆情，以维持大局，则国民幸甚。”
不难看出，蔡元培此时已不赞同军事冒险，强调稳健，期望从长计议。当时，国民党革命也进入低谷时期，蔡元培就在1913年9月踏上游法旅程，重新把目光投向教育。
旅法期间，蔡元培参与创办勤工俭学学会和华法教育会，更多地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关注国内政治问题。1916年6月，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蔡元培写了《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一文，认为袁世凯复辟称帝，不只是“个人之罪恶”，而是代表官僚、学究、方士三种旧的腐败势力。袁世凯死了，但旧势力的“恶性基础”和造就历史丑角的温床仍在。振兴中国的根本出路，关键在于改造社会，在于“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而非持一手一足之烈”。在1915年8月13日复蒋维乔的信中他明确表示，将来回国后“必不投身政治之漩涡，而专在社会间效力”。因此，当旧友、教育总长范源清电邀他担任北大校长时，蔡元培马上启程回国。
怀着教育救国的美好梦想，蔡元培在1916年12月任北大校长，开始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写信给尚在国外的汪精卫，陈述他的心迹：“吾人苟切实从教育人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在担任北大校长的前后10年间，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施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改革，正如冯友兰语所言，“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使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在中国传播，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中心。
历史前进路上，新生力量往往不以单一方式运行。蔡元培旧学、新学、中学、西学兼备，在选择救亡图存道路时面临“改良”与“革命”的艰难抉择。在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反清斗争的实践中，他以教育者的身份投身反清革命的潮流，又以民主革命者的姿态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使改良与革命相互交错在一起、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体现了民主革命家身份和教育家本色。蔡元培在辛亥革命期间对民族救亡道路的探寻历程，是中国近代爱国知识分子成长轨迹的缩影，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