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年5月13日，出生于荷兰鹿特丹。1921年6月至1923年10月，马林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正式使者，促成了“一大”的召开，帮助中国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又提出国共两党的合作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可以说，马林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就在此期间，马林曾经和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发生了两次误会和摩擦。
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
1921年4月，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正式代表，奉列宁委派来中国开展革命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辗转，马林于6月初到达上海，随同一起到达的还有他的助手尼克斯基。一到上海，马林就立刻会见了上海共产党小组代理书记李达、李汉俊，马林说：“我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以开展党的工作。你们写份工作报告，把你们的工作开展情况向我详细汇报一下。”李汉俊被这突如其来的要求愣住了：“我们的组织刚刚开始，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马林显然有点不满意，追问道：“虽然过去开展的工作少，但是今后你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总有吧？开展革命活动需要大量经费，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可以给予你们大力支持。”此时李达、李汉俊心里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马林凭什么对中共指手画脚，因此，李汉俊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得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计划和预算等等。马林与中共方面的首次接触就这样匆匆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见面，马林给李达、李汉俊留下了蛮横霸道的不良印象，并给日后陈独秀与马林的摩擦埋下了伏笔。
不久，在马林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顺利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召开之后不久，张国焘与马林见了一次面。马林谈到要成立工人运动的中央机构问题，并建议叫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着，马林又谈到经费问题。他说：“随着革命活动的逐步开展，肯定需要活动经费，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该坦然接受援助。”并建议张国焘回去召开一次中央会议，希望能拟出一个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来。张国焘与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商谈后，虽然意见不一，但最后还是同意由张国焘草拟一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当马林看到该份预算每月只需一千余元时，即感意外又很高兴，原来预算数额比自己设想的要少很多。马林当即表示这笔经费全部由共产国际资助。但马林似乎高兴得有点过早，“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是在事先未征求陈独秀意见的情况下起草出来的，这又成为日后陈独秀与马林合作风波的一个导火索。
当“一大”选举陈独秀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同时，他正在广东陈炯明政府当教育厅长。虽然陈独秀去广东任职主要是为了发展那里的革命事业，并且也经过了中央的批准，但是马林还是对陈独秀即未亲自参加“一大”会议，义许久未接见自己的行为感到不满，几次督促陈独秀尽快回来履职。于是，党中央委派包惠僧去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并向他汇报“一大”会议的情况。很快，包惠僧到了广州，除了向陈独秀汇报了“一大”会议的相关情况，还提到了马林到上海届与中共部分同志发生的一些小摩擦。从包惠僧口述中，陈独秀对马林产生了一些不佳印象。回到上海后，陈独秀听到李达、李汉俊对马林的满腹牢骚，说马林如何傲慢，如何咄咄逼人，竟然还要求中共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陈独秀当即就愤慨道：“真是一派胡言，我们干革命为何要受第三国际干扰，我们自己干，我们不要他们的援助，要了他们的援助就得处处受制于人。”但是第二天，陈独秀还是以一位领袖的应有姿态会见了马林。会谈不久，双方就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很大分歧。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上的支援，陈独秀则表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双方争执不下。据包惠僧后来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可以看出，会谈中生性倔强的陈独秀从维护中共独立自主地位等方面的考虑出发，没有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费援助。最终这次会谈谁也说服不了谁，闹了个不欢而散。陈独秀回绝了马林的要求，一方面深知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的道理，这种援助是附带许多政治条件的援助；另一方面也掺杂着陈独秀的个人偏见。陈独秀事先就带着不满情绪来的，比如马林在未征求自己意见的前提下，擅自与张国焘等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拟定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的事情，就让陈独秀非常生气。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但是马林并没有死心，他肩负着共产国际的使命，深知扶持并团结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来说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于是，马林改变策略，想寻找中间人去游说陈独秀，他考虑许久想到了张太雷。张太雷此时是马林的翻译，马林知道张太雷曾在苏俄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思想上比较靠近共产国际，而且知道张太雷和陈独秀的私交也不错。于是就动员了张太雷，张太雷也欣然接受了任务。就这样，张太雷就在他俩之间不断游走。但是游说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马林的目的，反而激起陈独秀更大的怒火。包惠僧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张太雷正在以马林的口气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由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的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就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陈坐下来，陈独秀不理，头也不回，很气愤地走了。”
这样一来二往，陈独秀和马林闹得很僵。正在两人关系僵持之际，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使事情发生了转机。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等五人在上海法租界被捕。马林和张太雷等人竭尽全力，四处奔走，花重金买通了各个关节，并聘请法国律师巴和为陈独秀出庭辩护。最终，马林用了一大笔款项，交白银五百两，人银并保，在第三天就将陈独秀保释出狱。第五天又将其他几人营救出狱，展期候审。至10月26日，由于营救得力和查无实据，租界当局不得不以所谓“违背禁令”出售《新青年》的罪名，罚款五千元，销毁抄出书刊等条结案。
陈独秀是个极重恩情的人，对马林的这次营救心怀感激。出狱后，张太雷来看望陈独秀，特别转达了马林的慰问，这进一步化解了陈独秀和马林之间的矛盾。没多久，陈独秀特地拜访了马林，双方一改以往互不谅解的尴尬氛围。马林首先谦虚的表示：“中国党的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我，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独秀则诚恳地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在关手是否接受援助的问题上，双方都作出让步，最终达成了一个相互妥协的结果：中共承认苏共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但中共中央不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而是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援助，中共中央如有需要则再从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至此，陈独秀与马林关于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的合作风波划上了一个句号。
党外联合还是党内联合？
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很多重大问题的抉择都不得不遵从共产国际的意愿。首先，在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和外部力量合作的问题上，共产国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在于，由无产阶级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苏联苏维埃政权，一成立便道到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围攻，空前孤立的苏俄政权迫切需要打破这种遭受封锁的被动局面，迫切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以保护自己的政权。因此，共产国际对华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希望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帮助中国完成民族革命，建立政治联盟，从而更好的对抗资本主义阵营。但是，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全国的党员只有几百号人，力量非常小。以至于许多共产国际代表在各种场合发言或报告中，轻视的称呼已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他们认为仅靠这样一支力量微弱的政党完成革命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联合其他力量就成为必然的了。
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合作对象的选择。起初共产国际远东局和苏联高层都认为，中国革命的合作对象应该采取北联合吴佩孚、南联合陈炯明的策略，并认为孙中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打算放弃孙中山。这一计划在马林来到中国后得到了改变。马林在深入研究一番后，认为吴佩孚是一个不懂政治、没有革命思想的军阀，而陈炯明则只希望把革命局限于广东范围。只有孙中山才是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者。因此联合的对象应该是孙中山而不是吴佩孚、陈炯明。
第三层次的问题是国共两党采取什么方式联合的问题。马林提出的构想是党内联合，认为中国共产党应放弃对国民党的不介入态度，应以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从而打通通往南方工人及士兵的门径，并在其内部积极开展政治宣传活动。这一构想被后人称之为“斯内夫利特战略”。马林的这个想法一提出便遭到陈独秀等一批中共领导的强烈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请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反映意见，表示坚决反对马林提议的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他提出了六条反对理由：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国民党孙逸仙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在国共两党联合的问题上，马林与陈独秀之间的较量带有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双方据理陈词，互不让步。但是陈独秀早就领教过马林做事的韧劲，深知只要他认准的事绝对不肯轻易放弃，一定得尽快采取应对措施。就在此时，直奉战争爆发，这让本来就纷繁复杂的局势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客观环境的持续恶劣也让中共的领导者们意识到联合的必要性，为此，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依据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而在中国现有的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此文表明中共对国民党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中共希望建立的联合战线是采取党外联合的方式，各联合力量之间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为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再次写信给维经斯基，表示他无条件地反对同国民党实行党内联合，但是同时他也表示：“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
除此之外，在7月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案》，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陈独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旨在尽一切努力阻止马林的党内联合设想的实现，可谓用心良苦。与此同时，马林也在紧锣密鼓的四处活动，一方面与国民党方面保持密切接触，另一方面努力说服共产国际及苏联高层当局。马林甚至专门撰写了《给共产国际执委的报告》，这份报告除了详细阐述其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及建议，还特别谈到国共两党合作应采取党内联合的方式。随后，马林携带这份报告回到莫斯科，并用其三寸不烂之舌向苏联高层大谈无数种理由，说明如果不采取此种合作方式，中共则再也没有其他出路。很快，苏联高层被马林说动了。随即共产国际执委会签发正式文件，决定在中国实行马林提出的“党内联合”国共合作的构想，并要求中共总部迁往广州，中共的所有工作都必须在马林的密切联系下进行。马林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底气十足，随即回到中国。
马林刚抵达中国，共产国际执委会又追加了一项《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共产党人为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主张。”有了这一道加固“旨意”，陈独秀与马林的这场争论几乎没有胜算的可能。
在马林的要求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据张国焘后来回忆：“马林是这次会议中的主要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他的论点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他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与会代表对马林的辩解发表了不同的反对意见，但一一被马林反驳，有些反驳理由甚至有些强词夺理。正在会议争论不休的时候，马林搬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圣旨”，并说这些意见都是共产国际做出的决定，必须执行，不允许有任何改变，否则就是修正主义。争论至此，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陈独秀只好极不情愿的表态：“只要国民党能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并取消入党时打手模及向孙中山宣誓等封建主义的做法，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统一联合战线。”这场争论最终以中共的妥协让步成全了国共之间的第一次合作。
掩卷伏思，这两次合作风波表面上是陈独秀和马林之间的摩擦冲突，实际上是年幼的中共与强大的苏共之间的力量博弈。即使有再大的分歧，从双方的实力来看，孰胜孰输，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