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垅(1907-1967)，原名陈守梅，浙江杭州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七月派”代表诗人，也是卓有贡献的文艺理论家。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并于10年后被判12年徒刑，1967年死于狱中，1980年获得平反。一生著有长篇小说《南京》（《南京血祭》），诗集《无弦琴》，文艺论集《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等。
阿垅早年就读于上海工业大学。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他目睹吴淞口的校舍被日军炮火摧毁，感到在强敌面前，仅靠“实业救国”远远不够，遂于1933年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训。毕业后进入国民党第88师任少尉排长，不久参加了“淞沪会战”。在一次敌机轰炸中，他脸部受伤，不得不离开部队治疗。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后来将其写入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和《从攻击到防御》，以S-M的笔名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七月派”诗人罗飞说：“淞沪抗战期间，当时前线也有随军记者在活动，但像阿垅这样深潜在生活的最底层，手持武器与士兵同生死共荣辱一起战斗的作家是极少的。”
因对国民党部队中的种种现象十分失望，同时受少年时的好友，中共地下党员的陈道生的影响，阿垅逐渐开始倾向革命和中共。1938年7月，阿垅在武汉第一次见到胡风，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烈向往。1939年，在胡风的介绍下，阿垅拜访了当时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吴奚如对阿垅印象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让他在学习之后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为避人耳目，阿垅只身从衡阳步行到达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下进入他“梦想的王国”。之后，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抗大学习，亲身感受到了与国民党部队截然不同的气息。几个月后，他的眼睛在一次野战演习中受伤，组织于是把他送到西安医治。但病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国民党封锁了。1941年，阿垅奉命到重庆潜伏，进入了重庆的陆军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他为我党获取了不少军事情报，通过胡风——宋庆龄——廖梦醒（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女、共产党员）的渠道传往延安。后来，经黄埔同学介绍，他又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继续为党提供了大量情报。但随着当事人的纷纷离世，他的这段历史逐渐尘封于岁月。
直到2001年，当年参与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王增铎撰文回忆对阿垅的审查情况，才使这段历史浮出水面。根据王曾铎的记述，1942年阿垅曾托诗人绿原将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一包袱小册子带给胡风，让他转交给地下党。诗人冀在一篇文章中更是详细地回忆了这段历史：“1942年，我和绿原同时考进了复旦大学。有一天，绿原从重庆回到学校之后，不无余悸地告诉我：守梅（阿垅）托他带一包东西给胡先生（胡风），并严肃而郑重地告诉他，那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丢失了它，同时也就丢失了生命。”他后来才知道，那“东西”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编制、部署的印本和图表。不久，阿垅遭到国民党的怀疑。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里面写着“你干的好事，当心揭露你的真面目”。阿垅认为这是深知内情的同情者的警告。于是，他丢下了工作，对孩子匆匆做了安排，便逃到重庆。刚到重庆，通缉令也跟着过来了。他又乘船离开，一路东去。之后，他化名“陈君龙”，避居杭州、南京一带。1947年，阿垅在气象台当临时雇员，但感到并不安全，随即称病辞职，匿居军界朋友家中。为了装出有病的样子，他养了热带观赏鱼、寄居蟹和花草，深居简出。期间，从旧同事那里，阿垅获知了国民党对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情报的重要性，于是连夜跑到上海告知胡风。胡风随即将情报转给地下党负责人廖梦醒。冀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天，他和阿垅在新街口闹市漫步，见一家照相馆的临街橱窗里陈列着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照片，阿垅指着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的照片悄声说：“等着，有好消息听，有好戏看。”阿垅的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冀的注意。直到当年5月，孟良崮一役，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被击毙，南京震惊，冀才又记起这件事。阿垅笑道：“早从军界朋友那里知道了这支部队的调动和作战布署，并且把它传到那边去了。”廖梦醒告诉胡风，阿垅送的消息“使解放军很赚了一笔”。不久，胡风也在信中转达了党组织对阿垅的褒奖，以隐语说：“上次转告友人的话，他听了似乎高兴，并嘱以后有同类的话还想听到。这也可以作为找职业的参考。”接下来，党组织交给阿垅又一个艰巨的任务：想尽办法，利用旧关系再入国民党的军事系统。1948年夏，他化名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员，后任国民党参谋学校中校、上校战术教官。尽管受到了监视，但只要有机会，他仍会通过胡风和罗飞继续向地下党组织提供情报。当年，阿垅5次将从军校同学蔡炽甫处了解到的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资料等情报，交待给地下党郑瑛。1948年至1949年春，他说服蔡炽甫，将蔡所知国民党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罗飞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1948年冬，他通过方然（后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向浙东游击区转交由蔡炽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
1950年3月，阿垅受鲁藜和芦甸（此二人后来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邀来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联工作。不久，阿垅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对当时高度敏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他反对政治内容的概念化表现，反对除工农兵以外不能写的论调，反对对正面人物的神化和对反面人物的丑化。没想到，这两篇文章竟为他惹下塌天大祸。实际上，阿垅的观点也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呈现。胡风是鲁迅的弟子，在鲁迅晚年曾帮助鲁迅打过很多笔仗。阿垅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了《人民日报》的猛烈批判，说他“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阿垅给《人民日报》写信，并附上一篇辩论文章。信中，他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检查”。很快，检查在《人民日报》发表，但辩论文章则遭到扣押。然而，对他的批判其实不是针对他个人的。一封私人间通信被查抄，在对胡风和阿垅的定性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时，毛泽东亲笔写下：“阿垅，即陈亦门、陈守梅，浙江人。原是国民党的军官……”他头上那块日本子弹留下的伤疤竟成了“替国民党卖命的铁证”。当年从阿垅处收取情报的中共地下联络员罗飞也被连累，成了“胡风骨干分子”。周恩来知道这是件冤案，便告诉有关人员说：“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中宣部和统战部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当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和廖梦醒都写了证明材料后，却没有了下文。拖到1965年时，阿垅便被判刑……正如他在《白色花》诗中所写：
我要这样宣言：
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
“文革”爆发后不久，重病的阿垅在狱中写下遗书：“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承认“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的罪。1980年代，在平反复查“胡风案件”的讨论会上，第一次公布阿垅的遗书。这封遗书打动了在场的很多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流下了眼泪。
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曾株连许多无辜。19岁的文学青年林希（原名侯红鹅）因曾向阿垅请教写作，被打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就连功高望重的高存信将军也曾受到检举，幸而其上级领导仗义执言才幸免于难。
高存信少将是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先生之子。高崇民生前曾任中国民盟第二、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存信本人1936年黄埔军校炮科毕业，曾是东北军军官，1938年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曾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军事主任教员，建国后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司令员。1954年9月，高存信从朝鲜回到北京，接到军委炮兵通知去山东参观南京军事学院的战役演习。随后，又接到了赴南京军事学院担任炮兵系主任的命令。当时刘伯承元帅是军事学院院长，钟期光是军事学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与高存信都是军事学院党委委员。
作为我军历史上三大政治工作元勋之一的钟期光上将，历来以原则性强、掌握政策稳而著称。特别是在肃反审干问题上有着高人一筹的水平和能力。他在工作中反复强调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对待干部问题要慎之又慎，因为这关系到每个领导同志的政治生命，决不能草率从事。
1955年春，全国范围内的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浪潮，也漫卷到了军队内部，凡是过去与“胡风分子”有过接触的无一幸免均受审查。一天，钟期光副政委突然把高存信叫到办公室。据高存信回忆，当时正值盛夏，被称为我国“三大火炉”之一的南京暑热难耐，一头雾水的他对军院领导突然召见不知所措。钟期光招呼他在靠近风扇的地方坐下后，直截了当地问道：“你认识一个叫‘阿垅’的人吗？”高存信显然不知这个笔名属谁，便回答说“不认识”。钟期光立刻意识到他们之间并无深交，于是解释说：“他的原名叫陈守梅。”高存信立即回答道：“这个人我曾经认识，但我不知道他还有‘阿垅’这个名字。”钟期光听到这里轻松地笑了，他用商量的口吻说：“你能讲讲和他相识的情况吗？”于是，高存信便把自己所了解的有关陈守梅的情况，尽量详细地一一道来：
“陈守梅原来是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队的，是浙江人，他与我们炮兵队的几个同学楼际霖、周兆楷、卢福宁等是同乡，其中卢福宁此人当时上课就坐在我座位前面。陈守梅经常来我们宿舍看望他的同乡，所以跟我也就认识了，但毕业后，我们就没有再联系。直到后来1939年，陈守梅到了延安在抗大学习，我们才又见了面。我这时才知道当年他从黄埔毕业后曾参加了上海‘一·二八’抗战，面部受了重伤。他还是一个进步作家，写过长篇小说《南京血祭》，揭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但我没有看过他写的书。后来听说，他在一次演习中眼球受了伤，，去西安治疗。以后就一直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书信联系。”
听完高存信的陈述，钟期光沉思了片刻，又说道：“有人写信揭发你认识阿垅，并且与胡风有关系。听完你刚才说的情况，我认为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一般同学关系只是学习中来往见见面，有什么可揪的？”这时高存信又解释说：“我与陈守梅的关系，实实在在说来就是这么点事情。”钟期光听到这番话，似乎是怕他还有什么顾虑，马上安慰他说：“算了，讲清楚就行了。”
谈话中，钟期光那信任的目光和善意的询问，令高存信感到无比宽慰。众所周知，在那个年代，一封无中生有的揭发信，被领导接到后如果偏听偏信、小题大做甚至无限上纲，无疑会断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而钟期光在这个时候，坚持实事求是，亲自进行调查研究，这种对同志认真负责的态度确实难能可贵。事后高存信才知道，钟期光是在做了多方面的调查了解后才找自己谈话的，他从全面、长远考虑，将此事从此置诸高阁不再提起，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材料。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使高存信当时免遭任伺危难，也在党内树立了良好范例。然而，这样的例子在那个年代实在是太少了，高存信无疑也是胡风案中罕见的受到株连而没有获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