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后，由于受“浮夸风”等的影响，国防工业系统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从1960年初开始，贺龙深入军工企业视察，找出了产生质量偏差的根本原因，并积极开展国防工业系统的质量纠偏工作。特别是1960年底，贺龙积极倡导并组织召开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作出在国防工业系统进行质量整风的决定，是新中国国防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工业第一次正式的、大规模的质量整风工作的帷幕，对于纠正“大跃进”的偏差，促进国防工业的健康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国防工业经过10年的发展建设逐步发展壮大。但由于受到“大跃进’’的影响，一些军工企业出现了片面追求产值、数量，忽视军工产品质量和工程建设质量的现象。为扭转国防工业系统质量问题，贺龙受命于危难之际，深入军工企业一线，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本文拟考察贺龙在60年代初国防工业质量整顿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展现他为国防工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对军工企业的初步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10年的发展建设，中国的国防工业逐步发展壮大。一方面，国防工业体系中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无线电工业和造船工业实现了由小到大，从修理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重大转变。到1959年底，初步具备了生产当时比较先进的常规武器装备的能力，并累计仿制生产了苏式军用飞机、战斗舰艇、坦克车辆和各种火炮等100多种武器装备。另一方面，以原子弹、导弹为主的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也经历了重要的起步阶段。铀矿地质工作全面展开，核燃料工业开始兴建，反应堆和加速器工程先后建成，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初具规模，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基础工程也已开工。
但在当时，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一些军工企业出现了片面追求产值、数量，忽视军工产品质量和工程建设质量的现象。1959年11月7日，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在中央军委第四次常委会议上对国防工业的现状作了汇报。会上，贺龙提出了改革原有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建议，认为应该在军委领导下成立一个国防工业委员会以加强中央军委对国防工业的领导。10日，中央军委常委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上述建议，并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1960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工委），任命贺龙为主任，聂荣臻、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肖劲光、刘亚楼、赵尔陆、张爱萍、宋任穷、王鹤寿、彭涛、柴树藩、方强为委员，方强兼秘书长。国防工业委员会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研究、规划国防工业的委员会，是协商‘办事的组织，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代替国家各级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委员会下设国防工委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处理日常事务。
国防工业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深入军工企业视察。在1960年1月22日至2月27日召开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期间，贺龙与聂荣臻、罗瑞卿商定，要亲临一线，用一年的时间，把全国的重点军工企业巡视一遍。到这年12月底，贺龙与聂荣臻、罗瑞卿、刘亚楼等国防工委委员先后视察了广西、贵州、重庆、四川、上海、湖南、天津、内蒙古、黑龙江、辽宁等国防工业重地，尤其对贵阳铝厂，一重庆钢铁厂、四川峨眉机械厂、成都航空‘发动机厂、株洲湘江机械厂、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沈阳飞机制造厂进行了重点视察。这次视察，看到了国防工业取得的进步，但也发现了不少令人触目惊心的质量问题。
根据视察区域及发现问题的不同，视察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视察的主要对象是四川的两个军工厂，发现的的问题多集中于工厂的基本建设方面。当时在“大跃进”浮夸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不科学、错误的口号和做法在国防工业系统蔓延，导致国防工厂忽略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厂房不符合建设指标，严重影响了产品的安全生产。四川峨眉机械厂是生产制造飞机的军工厂，当时以“一年建成，第二年飞机上天”为口号。贺龙等在视察该厂时，无意中发现一间办公室的墙面没有抹面，露出很大的砖缝。贺龙本想用手杖捅一捅墙面，看看墙壁的牢固程度，不料，竟将一块砖捅出墙外半截。原来该厂硬性要求“一个钱顶两个钱用”，在进行厂房建设时，用空心砖砌空心墙，又没有填满土，沙灰没有粘牢。不注重厂房基础工程建设的现象同样发生在成都航空发动机厂。在视察该厂3号车间时，贺龙看到一扇大型水平折页玻璃窗开着，准备用手杖关上，一块近1平方米的玻璃竟劈头掉落下来。
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贺龙异常震怒。他严厉斥责成都航空发动机厂：“这样的厂房能生产发动机吗？工人的安全有保障吗？……造飞机的钱，是六亿人民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建得这么糟，简直是犯罪！设备还没有完全搬进来，房子就快塌了！你们对得起老百姓吗？！”据罗瑞卿回忆，“以前我对贺帅指出的这两个厂的工程建设质量问题，以为是老帅要求严格，还是半信半疑。到了工厂实地一看，头发都要竖了起来，工程质量搞得太糟了，新建的18万平方米的大厂房，都要拆掉重建。”但震怒之余，贺龙思考更多的还是找出质量问题的根源并切实加以解决。在他看来，“产品质量不好，不仅影响国家计划的完成，给国家在经济上造成重大的损失，并直接影响了我军的装备供应和对敌斗争的需要。而且，由于产品质量不好，大量返工，也拖住了工厂的力量，丧失了极为宝贵的时间，耽误了掌握新技术的进程。因此，如果在当前我们不迅速全面地、彻底地扭转产品质量不好的情况，就会影响我们实现自力更生、从常规向尖端发展的这一重大的政治任务。”回到北京后，贺龙向周恩来汇报了此次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同时发急件给李富春。随后，李富春派出专门检查组对成都两厂进行检查。6月，贺龙将《关于成都飞机厂和发动机厂工程质量问题的检杏报告》转旱中其中央。中共中央批示：“成都两厂工程质量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机械工业部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工程质量检查，凡质量不好的、影响安全和生产的工程，从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批示下发后，贺龙即刻委托罗瑞卿去成都，联合成都军区、成都市委负责人一起，从成都军区抽调的两个工兵团、两个运输连，再加上四川省和成都市增派的施工队伍，很快就投入到成都那两个厂不合格的工程的重建中，同时，还返修、加固了尚能保证生产的工程。也是从这一时刻起，贺龙工作的重心就落在了纠正国防工业系统质量上面。他一边抽时间视察军工企业，一边在国防工业系统展开抓质量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质量第一”方针的传达和落实
作为国防工委主任，贺龙坚决支持国防工业“质量第一”的方针，积极向军工企业进行传达，并监督这一方针的落实。
1960年4月，赵尔陆到沈阳检查，发现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大量飞机无法出厂。例如，沈阳黎明机械厂1958年、1959年，在“大跃进”浪潮的冲击下，盲目追求产值翻番，致使产品质量一度下降，严重影响了军队的装备和国家的信誉。针对这一情况，罗瑞卿立即给贺龙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贺龙看了报告后，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建议中央军委召开专门会议听取一机部领导的汇报。5月10日，赵尔陆在中央军委第十六次常务委员会作了关于沈阳飞机场、沈阳发动机厂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军委常委会认为，目前国防工业生产中存在的质量不好的问题是严重的，需要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解决。会议决定：“在一切国防工业生产中，应当明确提出：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的口号；坚决反对单纯追求数量，只计算产值，不顾质量的错误观点。”这样，以“质量第一”作为方针，在国防工业系统第一次被明确提了出来。“质量第一”的方针主要强调于国防工业基本建设质量和军工产品质量两个方面。
1960年5月11日，贺龙在国防工业基本建设电话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谈到国防工业基本建设质量问题时，贺龙指出：“各厂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领导，把基本建设作为主要战场狠狠地抓”，但“要注意既要高速度又要保证质量，和生产一样，基本建设也要，优质高产，高速度和高质量是对立的统一，忽视了质量，反过来就会影响速度，许多事例已深刻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提醒同志们，时时刻刻注意要把两者的关系掌握好，处理好。”
贺龙尤其重视军工产品“质量第一”原则。1960年5月24日，针对沈阳飞机厂和飞机发动机厂产品质量问题，贺龙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的汇报，叙述了两厂质量不好的情况和造成的损失，指出了质量不好的主要原因，并提出解决质量问题的四项基本措施：1、党委书记、厂长亲自抓质量；2、加强企业管理，迅速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3、积极解决新材料，材料不合格，宁可不生产；4、加强国防工业重要工厂的干部，首先是加强导弹、航空、造船、无线电等工厂的干部。9月13日，贺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关于国防工业的电话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当前形势下，为了坚决贯彻中央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突破尖端的方针，必须狠狠地抓质量，必须在国防工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全面地、彻底地贯彻中央和军委提出的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求数量的方针。”
这样，经过对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军用产品“质量第一”方针的一再传达，军工企业陆续开展了质量检查运动，并且开始认真采取措施以提高产品质量。
随着第二阶段视察工作的展开，贺龙坚定地认为，国防工业的质量问题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存在于绝大多数军工企业中。例如，有的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有的工厂生产的1630多块潜艇蓄电池，有一半因为质量不好不能使用，使得当年新建的潜艇不能按期交船，在用潜艇停航。为什么“质量第一”的方针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呢？当时发生的一次质量事故让贺龙猛醒。某厂军代表认为该厂生产的数万具防毒面具不合格，需要全部返工。该厂领导非但没有听取军代表的意见，从事故中吸取经验教训，反而还对军代表向上级写报告反映产品质量问题的行为大为不满，甚至还在党委会上批评了军代表，并且擅作主张宣布军代表向上级写的一切报告都要经过该厂党委。
原来，要想完全贯彻落实“质量第一”的方针，必须首先让军工企业从态度上完全接受这一方针。“产品质量不好，原因很多，但是根据许多工厂的事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思想问题，尤其是领导的思想问题。”对待军用产品质量的态度，是一个党性问题，一个对待革命事业是否忠诚的问题。每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工人都要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去关心产品质量，坚决同一切忽视产品质量的现象作斗争。贺龙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既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也找到解决问题的直接途径。以扭转对待产品质量的态度为目的，他给予国防工业战线五点建议：第一，以保证质量、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整风运动要搞深搞透。而要搞深搞透，首先要认真检查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第二，部、局负责同志和厂长、党委书记对产品质量负完全责任，深入第一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采取一切措施保证质量。产品质量的好坏，是考核一个军用工厂领导干部德才的重要标准之一。产品质量不好，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是严重的失职行为。第三，要明确认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保证质量的首要因素。因此，要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广大职工的阶级觉悟和战争观念。第四，要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认真整顿工艺纪律。第五，对每一个质量事故，都要认真严肃地处理，找出原因；总结经验教训。这五点建议，立刻下传至国防工业系统，对军工企业正确认识“质量第一”的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这一方针的贯彻落实。
组织召开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
1960年11月14日至23日，贺龙和罗瑞卿对沈阳和哈尔滨的重要军工企业进行了视察。虽然国防工业系统强调“质量第一”的方针已半年多了，但这次视察仍发现了不少令人震怒的问题。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明明3年没出合格的发动机，却在国防工委来视察时挂出“在市委和部、局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的展览“前言”。原本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送给胡志明的专机是委托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生产的，但却因为该厂3年没出合格的飞机而没有送出去。沈阳飞机制造厂两排崭新的米格-19歼击机整齐地“坐卧”在停机坪上出不了厂，原因是一直以来飞机的抖动问题难以解决。而这时又遭遇苏联政府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这使得占合作项目四分之一的国防工业困难重重。当贺龙发现上述质量问题时，他既着急又生气：“人民省吃俭用节约外汇买来的材料被糟踏，是不会饶恕你们的。帝国主义仇视封锁我们，苏联撤销合同卡我们，都是看我们落后，欺负我们！你们还不争口气！一旦战争发生，怎么办？”看来，整顿产品质量问题，依靠几份红头文件、几次会议和自己的四处“游说”修修补补是不行了，必须下决心同过去那一套错误做法“一刀两断”，要采取彻底的办法，重新来过，这样才能使“质量第一”的方针在国防工业系统根深蒂固。
11月22日，贺龙组织召开了沈阳地区军工厂负责人汇报会，详细了解了沈阳地区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会议结束时，他谈了自己考虑了很久的一个问题：“抓军工产品的质量，已经整整一年了。到头来飞机还是出不了厂。原因在哪里？我看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要整顿整顿才行。我们回去后，准备在北京召开一个大一点的会议，整顿一下领导干部的思想。”11月25日，贺龙把准备在国防工业系统召开部、司（局）、厂三级干部会议进行质量整风的设想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28日，贺龙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聂荣臻在会上指出：“现在有些军工厂，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执行得不好。实际上是党委书记一长制，大家都不讲话，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另外，军代表驻厂抓产品质量的问题也没解决好。工厂里有军代表检查生产，抓质量，树立对立面，有什么不好呢？现在军工厂里许多制度破坏了，应该建立起来。”其他到会委员也纷纷发言，认为经过前一阶段的质量整顿，部分军工企业已经对质量问题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但军工质量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召开一次较大的会议对纠正军工企业质量问题进行彻底的扭转十分有必要的。会议结束当晚，贺龙便向毛泽东报告请示拟召开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同意召开这次会议，并指出：“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修正主义也在欺负我们，我们要争口气呀！”两天后，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预备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会上，贺龙对会议的中心任务、开会的方法进行了说明：会议的中心任务是围绕整顿军工产品质量，整顿国防工业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务求摆脱“瞎指挥、浮夸风”，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开会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把以前质量不好的情况都翻出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不是追究某个人的责任，而是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改进今后的工作。贺龙以身作则，首先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不好，已经受到了损失，这个损失由我向中央、军委检讨。因为我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不要你们负责。”12月1日，贺龙向周恩来报告了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的准备情况，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军工产品质量确实要好好整顿”。
1960年12月8日至1961年1月7日，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正会议式召开。国防工业系统的部、司（局）、厂三级干部4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以整风的精神认真地检查了国防工业部门的工作，揭发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主要矛盾，总结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了中央、军委关于国防工业建设的方针路线；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体现了全党全军办国防工业的精神。会议还根据贺龙的建议在北京工业学院主楼举办了军工劣质产品展览会，引起了人们对质量问题的极大重视。24日，贺龙将会议所揭露的有关国防工业质量问题的大量事实进行了整理，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关于国防工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工作安排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尤其对国家在国防工业中投入巨资却未获得应有的成果表示遗憾和愤怒。27日，贺龙将会议开始以来的情况，及会议结束时的打算和会后的安排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同意。1月6日，贺龙作了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闭幕会总结讲话。他肯定了国防工业11年来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并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方针、国防工业当前的具体情况以及这次会议总结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国防工业需要在认识上进一步加以明确解决的十七个问题：1、国防工业建设必须立足于应付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和原子战争；2、国防工业必须为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服务；3、必须发奋图强、自力更生；4、国防工业必须随着国家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的建立逐渐成为完整的体系。要做到工业配套、地区配套、产品配套；5、国防工业必须贯彻执行军民结合、以军为主的方针；6、国防工业必须贯彻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求数量的方针；7、无论是试制新产品或进行基本建设，都应当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各个击破；8、国防工业必须掌握在政治上可靠、党性强的人手里；9、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队伍；10、贯彻勤俭办国防工业的原则；1 1、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政治统帅业务；12、要一手抓工作，一手抓生活；13、贯彻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14、加强党委领导，认真贯彻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15、加强军事代表制和发挥军事代表的作用；16、树立忠诚老实、实事求是的作风，反对浮夸、弄虚作假；17、继续贯彻全党、全国、全军办国防工业的方针。这其中，第6、7、8、9、15、16条都是针对如何扭转国防工业质量问题而谈的。关于“质量第一”的方针，贺龙强调，“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求数量的方针，是长期以来国防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是用巨大代价换来的经验，必须深刻地记取。今后考核军工企业成绩首要的标准就是要看产品质量如何。每一个工厂，都必须从思想上、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上、技术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加强工艺，建立正规的、整洁的生产秩序，确保产品质量达到国家的标准。”关于受到一些争议的军代表制度，贺龙认为，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在军工厂建立军代表制度可以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配合工厂完成生产试制任务，协助工厂降低成本，密切军工生产单位和军队的联系，因此，军代表制度不但不能取消和削弱，而且必须加强。关于国防工业必须掌握在政治上可靠、党性强的人手里，贺龙指出，要审查和整顿国防工业职工队伍，这是国防工业能够完成建设任务的组织保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贺龙的上述讲话，中央书记处事先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彭真逐段进行了修改，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罗瑞卿等都先后审阅过，并作了修改和补充。这足以说明，这次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对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来说是何等重要，也印证了这一时期国防工业系统进行质量整顿的任务是何等紧迫。会议作出在国防工业系统进行质量整风的决定，是中国国防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工业第一次正式的、大规模的质量整风工作的帷幕，对于纠正“大跃进”的偏差，促进国防工业的健康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军工生产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61年1月10日，贺龙召集国防工业委员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对在国防工业企业、事业单位开展质量整风进行了部署。恰逢此时，毛泽东在1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毛泽东的指示是对贺龙坚持下到军工企业摸清情况，从中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工作方法的极大肯定。2月4日，贺龙向中央作了关于当前国防工业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的报告。在这一报告的基础上，9日，贺龙代表国防工委党组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呈报《关于在国防工业企业中结合当前工作、通过试点开展整风工作的意见》。这可谓是这次质量整风的军令状，提出要用半年时间，在国防工业企业展开全面整风，争取前半年结束；在整风胜利的基础上，争取在下半年内，使国防工业的面貌有较为显著的转变。23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指出：“请根据当地情况作具体部署，并且抓紧对国防工业的生产和整风工作的领导，及时把整风试点的经验加以总结，以便全面铺开。”
随后，贺龙先后对福建、江西、湖南、浙江等地的部队和军工企业进行了视察，并在视察过程中及时解决了发现的问题。贺龙这一时期扭转军工产品质量问题的努力，实际上是他前一阶段视察军工企业并纠正军工产品质量之偏的一个继续。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后一阶段的质量整风抓住了产生质量问题的根本原因，较为系统，从政治思想教育、组织领导、监督机制等多个方面展开，因此也取得了更为明显的成效。自此，军工产品质量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并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63年9月，哈尔滨飞机制造厂重新试制的第一架飞机终于通过了质量检查，试飞合格。年底，又制造出送给胡志明的第二架直升机，于1964年初经南宁顺利飞往河内。沈阳、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飞机还经国务院军工定型委员会批准定型，投入成批生产。其他军工企业经批准定型的143项产品，大部分投产。因质量不合格而积压的产品，也大都返修出厂。成都飞机制造厂，经过4年的返修、加固和补建，第一期工程于1964年11月正式交付国家验收，并于同年试制成功新产品。
对于60年代军工产品质量的基本好转，贺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正如张爱萍所言：“六十年代头几年，我国国民经济非常困难，外国又撤走专家。他号召国防工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科技工作者和职工，振奋革命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质量第一的方针，贯彻‘抓尖端，带一般和军民结合’的原则，‘要有独创精神，发展新产品’。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种种困难，基本上建成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国防工业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贺龙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