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名字前面一度有四个修饰语，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就是含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四个伟大”。毛泽东虽然对“四个伟大”不以为然，“四个伟大”却在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文革岁月流行了5年，这不能不让后人思考，这是为什么？
“四个伟大”的提出和形成
1966年8月2日，《人民日报》第6版刊登新华社8月1日电讯报道，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出席上海市副市长的欢迎宴会，并讲话说：我们亚非作家和人民尊敬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导师，我们非常尊敬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给予全世界革命人民以正确的政治指导。
毛泽东在这里被称作了“导师”，发明权是外国友人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
1966年8月10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登北京大学数力系周正清、陈文浦、李安桂、王升臣等4人的大字报，题目是《毛主席是伟大的舵手》，文章中说：“毛主席是革命的伟大舵手，把革命的航船从胜利引向胜利，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一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在这里被称为了“舵手”，发明权是北京大学数力系的4名学生。
196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犬海航行靠舵手》则进一步提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天才的舵手”。社论说：“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国革命的伟大舵手就是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来，每当我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都是因为党和人民群众有毛泽东同志这样天才的舵手掌舵，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南，拨开迷雾，端正航向，使我们革命的大船，能够绕过无数的险滩和暗礁，在大风大浪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
“红8月”的前半个月，《人民日报》报道、社论对毛泽东的称呼还是单一的“导师”或者“舵手”，之后就不同了。陈伯达首先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整合起来，提出了“两个伟大”。1966年8月16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接见了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他在会上发表了《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讲话，这篇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上，《人民日报》8月22日转载。陈伯达在讲话中说：“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已经作了决定，这是我们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在讲话结束后，陈伯达又领着喊口号，其中之一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8月16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8月18日下午，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由刚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的林彪讲话。陈伯达在讲话中发展了他两天前的提法，把“两个伟大”扩充为“三个伟大”：“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毛主席时时刻刻都是同群众在一起的。”
林彪在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内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胜利！”在这里，军人出身的林彪称毛泽东是“统帅”、“伟大的统帅”，“统帅”这个词本身充满了军事的色彩。
这一天，两个政治局常务委员的讲话中，“四个伟大”已经都提出来了。
8月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新华社18日电讯，文章说，“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今天同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一起，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新华社的报道并未将“四个伟大”并列在一起，而是综合林彪和陈伯达的提法只是并列了“三个伟大”，即“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这种综合并列的提法，在19日的《人民日报》上，从通栏套红的口号，到画面解释，再到正文解释，至少有5次出现。
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这篇社论开头就说：“1966年8月18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9巾，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
这是“四个伟大”第一次在党报上出现。
8月22日，《人民日报》“报眼”（即第一版右上角刊登毛主席语录的地方）位置刊出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和8月20日报道中的“四个伟大”内容和排序完全一样。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首先讲话，开口就是：“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9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31日电讯，报道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统帅，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今天下午在首都雄伟的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五十万名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报道突出了这四个修饰语，“四个伟大”因而铺天盖地地流传开了09月17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在文章结束的最后口号用语中也使用了“四个伟大”的说法。这是《红旗》杂志第一次使用“四个伟大”的提法。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在北京13个艺术学校、团体的50多名少数派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所以能搞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在“四个伟大”中，“伟大的导师”为什么排在最前面？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这是康生的“功劳”。穆欣回忆说：“康生还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现在看来，“四个伟大”的形成，是外国友人、高校学生和中央一些重要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对“四个伟大”不以为然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夺权问题，而后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对于林彪的这些提法，毛泽东说“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这是毛泽东1966年7月写给江青的信中的内容。毛泽东在信中继续写道：“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蛲蛲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1966年7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贵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事实上，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从一开始也是不以为然的。
1966年12月1臼，周恩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说明》。2日，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删去。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友人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绕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毛泽东明确表示了对这“四个伟大”很不高兴的态度。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二天，毛泽东在具体谈到关于氢弹爆炸的新闻稿时说：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7月20日，毛泽东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说到：“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
1967年12月底，人民日报社起草好了1968年元旦社论，请毛泽东阅批。元旦社论中提了“四个伟大”，毛泽东要汪东兴拿着社论的稿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把“四个伟大”划掉。去之前，汪东兴问毛泽东：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毛泽东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汪东兴问毛泽东留下哪一个。毛泽东说：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这样，汪东兴就去钓鱼台，传达毛泽东的意思，要陈伯达他们圈掉了除“伟大导师”外的“三个伟大”。1968年元旦社论的提法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毛泽东对“四个伟大”不以为然，并不代表他对个人崇拜不以为然，恰恰相反，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谈道：“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早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一方面强调“破除迷信”，另一方面却又倡导“正确的个人崇拜”，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毛泽东把个人崇拜这种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群众关系学说的现象，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种，并且肯定“正确的个人崇拜”。所谓的“正确的个人崇拜”，毫无疑问，就是对毛泽东的崇拜，把毛泽东作为真理的代表和化身，把服从真理等同于毛泽东。这实际上就形成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
那次会议中，一些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说了一些赞扬的话，开始吹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他们说的那些话，态度是诚恳和严肃的。他们对毛泽东的信任和钦佩是发自内心的。中共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个人崇拜的浪潮呈现出泛滥的态势，达到狂热程度。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例如，毛泽东反对为自己立碑立像，他笑称立像是让他“风吹雨打”。中央文件中也表示要制止这种行为，根据《1967年7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毛泽东认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然而塑像还是开始了全国性的建造，“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在户外建造了多少毛泽东的塑像？无人能统计清楚。据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雕塑学会秘书长曹春生教授估计，全国在1967年到1969年间树立的毛泽东塑像近万座。另有资料显示，至1978年7月底，仅在全国各省市党政机关大楼内外，有毛泽东塑像2115座。
“四个伟大”在中华大地风行5年整
毛泽东与斯诺说的“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是他发动大跃进所需要的，也是他针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后，毛泽东为维护他竖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也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就更需要搞他的个人崇拜。七干人大会时，林彪作了一番独具匠心的讲话，毛泽东对林彪的发言高度赞扬，他不止一次对人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此件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需要表露无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格的溢美之词，正是他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深刻感悟。于是，在林彪集团的推波助澜之下，“四个伟大”的口号迅速在全国流行起来。
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的社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社论最后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人民，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通篇用了18个“伟大”的字眼，社论最后说：“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同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1967年国庆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社论通篇用了32个“伟大”的字眼，文章最后是这样写的：“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这是《人民日报》的三篇社论，同一时期，中央的、地方的、行业的报刊的社论，几乎都采用了这样的格式化的结尾。
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泽东像的下面刊登了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称：“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同一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林彪的题词手迹。
5月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4日，在清华大学，万众欢呼，群情沸腾。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华园矗立起来了！这座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达8.1米，像雄伟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毛主席身穿军大衣，神采奕奕，高举他老人家那雄劲的手臂，为无限忠于他的革命师生和亿万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林彪的题词手迹出现在毛泽东塑像底座上，这种“完美”的组合形式也被许多地方在塑像时效仿。
至此，“四个伟大”深深地烙上了“林记”的印痕。
“四个伟大”开始风靡全国，在文章、报刊通栏大字标题，街道大幅标语、各式工艺品（像章、笔记本、宣传画）和介绍信、粮票、布票的图案里，甚至脸盆、茶杯上比比皆是，覆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61年4月，林彪授意《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该报即从5月1日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后根据总政治部领导指示，送编200条于1964年1月5日印成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征求意见本），经全军政工会议讨论、增补，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编印单位改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1966年底起，各地编印的《毛主席语录》中都加印了林彪题词手迹或印刷体的“四个伟大”。据有关部门统计，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和汉英对照共38种，总印数105549.8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善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四个伟大”以《毛主席语录》为载体，传遍天下：
“四个伟大”一度进入平民百姓的生活中。当时人们看来，要贯彻、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因此发明了这样一套程序：每天早晨向毛泽东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问题。这样的崇拜礼仪虽然不是官方正式文件明文规定的，但全社会都如此流行，成为风俗、习惯化的软制度。这就是“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是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泽东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晚汇报”则是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后、生产队收工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四个伟大”的提法，其使用高峰集中在1966年和1967年2年间。到1968年、1969年，已经大大降温，到1970年就日渐式微，1971年9月后，就完全销声匿迹了。综观历史，“四个伟大”在中华大地风行了整整5年。
“四个伟大”退出历史舞台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上升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唯一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1969年的中共九大党章明文写上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考虑把工作重点放到政府工作方面，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等问题。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九江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安排讨论修改宪法、抓国民经济和备战等问题。林彪在会议一开始就利用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发难，使会议无法正常进行。毛泽东敏锐地发现林彪一伙想利用突然袭击阴谋手段窃取国家权力的企图，很策略地抓住陈伯达的问题，点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部署。
4个月后．1970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斯诺时表示了对“四个伟大”的不满，以敲山震虎方式表达对林彪及其军人集团的敲打、挤兑：过去“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回答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看得出来，毛泽东对“四个伟大”表示“讨嫌”，已经不仅仅是指个人崇拜问题本身了，这个讲话明显反映出毛泽东对搞个
：人崇拜“搞得很过分的人”的不满。与此同时，毛泽东采取了三项措施：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对军委办事组的领导班子开始进行调整。12月19日，毛泽东对开好
，华北会议作出批示，对黄永胜、李作鹏点了名。
林彪集团并不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教育，反而怀恨在心，更加疯狂地进行夺权活动。1971年8月、9月间，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在他巡视期间，林彪集团千方百计刺探毛泽东的行踪及毛泽东在沿途同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
在南巡中，毛泽东根据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希望全党同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还明确指出，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林彪叛逃事件的前10天，1971年9月3日零点，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杭州，他在专列上和当地干部、汪东兴等人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了“四个伟大”：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指“天才地、创造性的、全面的”），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反感与日俱增，他对“四个伟大”的批评已经完全成了一种政治语言，一种政治信号。这个信号正是针对林彪集团的。
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了手令，要林彪集团的“联合舰队”按照早在《“571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采取行动：一是要杀害毛泽东；另是如果此计不成，就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毛泽东察觉和了解到林彪集团在利用突然袭击阴谋手段夺权失败后，转为进行武装政变时，当机立断，采取措施。9月13日，林彪在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鼓吹个人崇拜最卖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他所高呼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竟然叛逃出国，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了许多严肃思考。此后，各地群众大举批判林彪集团反党叛国行径，采取了一系列去林彪化的措施，与林彪划清界限。湖北省黄冈县林家大垮，林彪出生的地方，1967年竖起了毛泽东与林彪并肩而立的巨大塑像，林彪叛逃后，有关方面用雷管炸药炸毁了这座用钢筋水泥垒筑起来的巨像，就连林家大垮也改成了白羊大队。清华大学和其他各地毛泽东塑像底座上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也都被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