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当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经一年多艰苦转战，途经十二省，行程两万五千里，最终到达陕北。在伟大的长征中，一路上为红军提供敌军情报的主要是军委二局，他们通过破译敌军密电，为红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立下了大功。对军委二局的特殊功勋。毛泽东主席曾多次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像的”。
但就是在中央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期间，发生了军委二局工作人员陈仲山掉队被俘事件。“陈仲山事件”的发生，使得侦译密电这一红军长期以来视为绝密的对敌斗争手段为敌所知，此一偶然事件成为攸关红军生死的大事。陈仲山掉队被俘引动蒋介石震怒
1935年5月2日下午，在贵阳督促各路军队追剿中央红军的蒋介石，接到了一份由云南军阀龙云发给他的电报，“顷在羊街拿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嘹，知所趋避。”
蒋介石接电后，极为震怒，他回电说“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为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
抓到一名掉队的红军，蒋介石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表示呢？这是因为，蒋介石由此知悉了红军能够破译国民党军的电报，意味着国民党军无线电通讯体系已无密可保。
红军早在中央苏区时就开始了无线电侦察工作。1930年12月底，中央红军在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中，缴获了敌军张辉瓒部的半部无线电台（收报机），并吸收了原在国民党军中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王诤、刘寅等参加红军。从这半部电台开始，红军开始了对敌无线电侦察工作。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的电台侦获敌军公秉藩部电台的明语谈话，得到了敌军行动的具体安排，从而在东固设伏，一举歼灭了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其后，随着红军利用缴获的电台建立起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网，开始建立对敌无线电侦察工作的专门队伍，由红一方面军总部谍报科负责此项工作。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无线电通讯中普遍使用了密码，红军侦收的大量敌军电报成为不能解读的天书。
1932年8月，红军在攻占宜黄县城后，在一个缴获的敌军公文包中发现了一份已译出30多字的电报，从这30多个字开始，谍报科长曾希圣和破译员曹祥仁还原了发送这份电报的“展密”密码本，并以破译这个密码本为基础，逐步摸索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密码编制规律，揭开了国民党军队视为机密的密码的画纱。红军的密码破译工作队伍也逐步壮大，成立了专门破译敌军密码的中革军委二局，由曾希圣任局长，钱壮飞任副局长，下设三个业务科，一科（破译科）科长曹祥仁，二科（译电科）科长李作鹏，三科（侦收科）科长胡立教。前面提到的在云南被俘的陈仲山，就是二科（译电科）的工作人员，正因为二科是负责译电工作的，所以敌．人在抓到他时，从他身上搜到了很多已破译的电报。
就在军委二局工作走上正轨之际，国民党方面对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也打起了主意。此前，蒋介石在与各地军阀的内战中，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内组建了以密码破译专家黄季弼为首的专门破译密电的机构，通过侦收破译各地军阀的密电，蒋介石在与他们的征战中无往不胜。对于红军，蒋介石也想如法炮制，1933年春，他亲自命令黄季弼侦译红军密电。黄季弼经过两个多月的研究，向他汇报，“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察其情形，匪方对于电报之打法译法与及密本之编制法，均属精细周密，甚有心得。细查所得赤匪各报，其内容自首至尾均用密码，似系以号码数目替代密本之名称，其译电法似系引用复译法编成表式，百数十张随时按表将密本之大小码变换。其表式则系由0000号至9999号，一万号之中任便抽用，随时变更，发电人及收电人彼此均有此表对照，故密本究竟共有若干种，每种用若干时日，及何时更换，均无从分析。”
黄季弼的报告可以说是找到了无法破译红军电报的根源——密码体制先进。当时，国民党军队及各地方军阀部队使用的密码，都是在中文电报明码基础上稍作改动编制的，这种密码是以四位数字来对应一个汉字，属于密码学中最简单的单表代替式密码，用密码专家黄季弼的眼光来看，这种密码通过分析一定数量的电报就能破译，“征诸以往之经验，如用书肆所售之密本简单编成密码者，若有七八百字则对于此本密码即不能窥其全豹，亦可得其半数。”军委二局的密码破译工作，正是针对这种密码体制弱点实现的突破，并逐渐扩大了战果。比较起来，红军当时使用的是黄季弼称为“复译法”的二重作业密码体制，是伍豪（周恩来）最早编制的，所以在红军中称为“豪密”，这种密码体制的优点是能够在电报中实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完全不给对手以分析的机会，从而保证了无线电报的安全，这也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最安全的密码体制。
蒋介石的密码破译机构无法破译红军的密电，而红军却能攻破国民党军队的各类密码。就在1933年8月，黄季弼向蒋介石报告“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的时候，军委二局已经在此前一年中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100种密码，为了庆祝战果，军委二局特意召开了“百本纪念会”，同时，中革军委在首次纪念“八一”建军节的活动中，为表彰二局的特殊功勋，特给二局局长曾希圣颁授了二等红星奖章，给营祥仁、邹毕兆这两名二局破译人员颁授三等红星奖章。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军委二局被编在军委纵队随军行动，为了能够及时供给情报，二局采用了梯队式工作，不间断地截获并破译了敌军的密电，在突破敌军封锁线、摆脱敌军追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湘江之战、土城战斗、四渡赤水等关键战事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对于红军在长征中连续多次避实击虚，以疲弊之师纵横追堵大军之间，蒋介石也曾怀疑是无线电通讯被红军侦译的缘故，但他只是估计是其所部遗失的密码本被红军捡到，因而失密，所以他在1935年3月3日致电负责追击红军的薛岳，要求“查明韩汉英等各师撤退时有无遗失密码本”，但此事也不了了之。
直到二局工作人员陈仲山掉队被俘，蒋介石才知道红军能够破译己方密码的秘密。在蒋介石看来，装备简陋的红军竟然在密码破译技术上领先于“国军”，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所以他知悉红军能破译密电后，在回复龙云的电报中说“危险堪虞，耻莫甚焉”。
国共暗战中二局终取胜
陈仲山是在寻甸县的羊街被滇军俘虏的，中央红军是4月30日晚间进抵这里，5月1日离开，陈仲山因掉队而被俘虏。陈仲山的被俘，暴露了红军的无线电侦察手段，给红军进一步的侦察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国民觉军队明知红军在侦收破译己方的电报，按照现代战争中为了保密而保持无线电静默的通行做法，应该停止使用无线电。但事实上，他们却是不得不使用无线电报的。
一方面，当时有线电台和长途电话的覆盖范围有限。蒋介石曾命令川军刘文辉部协助滇军堵截红军，龙云与刘文辉属下的刘元璋师驻地根本却没有有线电报线路，而龙云为便于川军协防，又让刘元璋就近指挥云南的地方武装，5月2-日，刘元璋也只能无奈的复电表示“至西昌与永、华两县，相距既远，又未通电，督率一层，实苦无从下手”，只是云南与四川之间没有有线电报线路，即使是云南省内的很多地区之间也不通有线电报，而且红军在运动作战中，有意识地破坏了敌方的有线通讯线路，如4月26日，曲靖县长罗佩荣向龙云报告：“省、曲有线电申时被破坏，宣、曲、平有线电亦完全破坏”，龙云在当日分别致李韫珩和孙渡的电报中也称“午后该县电报已不通”，红军的破袭行动使得原本就不完善的有线电报网络更加支离破碎。
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面对的是长征中的红军，他们的追堵军事行动是围绕红军的运动展开的，这就使得他们的调动极为频繁，除了能随军行动的无线电台，他们没有更好的通讯指挥手段。正因为此，他们即使明知红军在侦收破译他们的无线电报，也没办法停止使用无线电台。5月3日，龙云在给旅长刘正富的电报中说，“此间破获匪方能收我军密电，以后少发电，防泄露”，而实际上，迫于实际所需，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龙云，乃至追堵红军的国民党军各部，都没办法减少使用无线电台的频率。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采用了一种看似安全可行的办法。5月3日，他发电报命令各部废止原用密码本，“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按照蒋介石的看法，似乎换用了新密码，就可以防止红军的破译了，但这其实也不过是他自欺欺人罢了。
表面上看，蒋介石和龙云、薛岳等高级将领的通讯中，还算是较好执行了命令，全部启用了新的密码，甚至在一个电报中使用不同的密码，如5月6日，龙云在致蒋介石、贺国光的电报中使用了不同的“吭密”和“舟密”；5月21日，刘文辉在致龙云电报中使用了“力密”和“春密”。在无线电报中，除了使用新密码，他们还开始使用代号，以替代原来电报中使用的姓名和部队番号，如蒋介石的代号为“和”、龙云为“谦”、薛岳为“切”、孙渡为“火”、吴其伟为“蔼”、周浑元为“规”等。但处在追堵一线的国民党部队却根本没有办法落实蒋介石的命令，他们仍旧在使用原发的1日密码本，这样一来，蒋介石更换密码本的命令就成为了废纸。
同时，蒋介石命令各部更换新密码，但却未对密码体制做根本的变化，仍旧沿用过去使用的最原始的单表代替密码体制，这样的密码体制对于已经掌握了精湛破译技巧的军委二局来说，虽然带来了一定麻烦，但却没有触及破译工作的根本。因为虽说国民党军在一定时段内频繁换用密码，但期间一种密码本一定会重复使用若干次，这就为报文分析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军委二局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军全面更换新密码而丧失破译能力，无线电侦察得来的机密情报照样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革军委。5月4日，红军横渡金沙江，敌军万耀煌师已接近红军，如果此时进攻红军，红军就有被敌军截断的危险，关键时刻，二局破译了万耀煌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万耀煌为保存自己实力，明明发现了红军，却向蒋介石谎称没有发现．并决定原地休整。中革军委据此命令全军集中由皎平渡过江，顺利渡过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此后，军委二局在长征途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征胜利结束后，二局一科副科长邹毕兆统计了一下长征中二局的工作成果：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到1935年10月长征结束，二局在万里转战中，相继破译了蒋、粤、湘、桂、黔、滇、川、陕等当面之敌的180余种密码。可以说，“陈仲山事件”只是长征途中的一个小插曲，此事件进一步检验了军委二局的破译工作能力，其结果证明，不只是在战场上，就是在无线电侦察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红军也取得了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