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是我党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也是我军优秀的高级将领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其传奇般的军事生涯中演绎了许多精彩夺目的故事。其中，他在长征途中亲自指挥部队击落两架敌机的事迹就常常被人津津乐道。
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战将
张云逸，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1892年8月出生于广东文昌（今海南省）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1908年春，张云逸进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学习。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于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攻打两广总督衙门的战斗中，19岁的张云逸担任敢死队的炸弹队队长。在战斗中，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等100多位起义壮士英勇牺牲，张云逸因外出侦察幸免遇难。为此，他曾自言：“险为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1914年，张云逸与叶挺、薛岳等人进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同盟会派入军阀部队从事秘密反袁斗争。他历任粤军连长、营长、旅长等职，率部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屡立战功。1926年7月，张云逸率部参加北伐，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少将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处长，先后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河南等战役战斗，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同年10月，34岁的张云逸在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积极支持和掩护二十五师参加南昌起义。不久，受党中央的派遣，张云逸利用自己的声望打入广西军阀俞作柏、李明瑞部，任军官教导总队少将总队长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从事兵运工作。
1929年12月，张云逸和邓小平等人共同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随后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参与创建右江苏区。1931年1月，他指挥带领部队开始千里转战的“小长征”，打垮反动军阀的多次围攻，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还连克敌十多座县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同年7月，张云逸带着这支战斗力顽强的红军队伍进入中央苏区，受到毛泽东、朱德的高度评价。中央还特别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荣誉锦旗，以示褒奖。从1931年12月起，张云逸先后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等职，全力协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军委领导组织协调全国红军的军事行动，并认真研究总结红军的战略战术和参谋工作，发表了《战斗指挥研究事项》等大量指导性文章，为红军的作战指导和司令部建设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革军委曾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1933年11月，张云逸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名义，与国民党十九路军谈判，成功达成了闽西边界与交通问题协议。
1934年10月，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优势敌人对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在蒋介石调集150万大军、300多架飞机和200多门大炮进行铁壁合围的危急关头，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在长征中，张云逸先后任红八军团参谋长、中革军委副参谋长等职，积极协助军委领导在部队的组织侦察、兵力部署、作战计划、开路设营等方面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保证了红军领率机关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正常高效运行。尤其是在突破乌江战斗中，他和刘伯承亲自勘察地形，指挥部队架设浮桥，保证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安全渡过乌江，受到中革军委领导和毛泽东的高度赞誉。
湘江岸边教训敌机
在坚苦卓绝的长征中，张云逸不但要协助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红军与地面上围追堵截的敌军作殊死拼杀，而且还亲自担当部队防空隐蔽的指挥重任。在国民党“追剿”军拥有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对空防御是红军无法规避的巨大“软肋”。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中国的作战飞机仅有三四百架，而日本战机却有三四千架，对日防御已是难以胜任。可是蒋介石为了达成彻底消灭红军的目的，几乎把当时所有能调动的飞机都投入到了对红军的围堵作战中，甚至连担负对日防御的平津及首都南京的空中力量也被抽调到“剿共”战场。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令红军遭受严重损失。许多红军指战员死在敌机的扫射下。为了对付敌人的空中扫射，张云逸几乎每天都要指挥部队与空中侦察骚扰和滥炸的敌机进行斗争。尽管红军没有任何一件制式防空武器，但张云逸仍然针对敌机轰炸的特点，组织部队用简陋的步兵武器先后击落击伤多架敌机，他本人就先后两次亲自指挥部队击落了两架敌机，在当时红军中传为佳话。
1934年10月21日晚，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教导师和中央机关8万余人突破蒋介石150大军的“铁桶合围”，开始了战略大转移。红军在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时，由于后续部队辎重过多，行动缓慢，遭到强敌薛岳、何健、白崇禧等部的包围攻击，与敌军在湘江两岸展开了空前惨烈的大厮杀。战至11月下旬，双方伤亡极为惨重，仅敌军薛岳、何健部死伤就达数万人之多，红军自身也由8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为了围堵消灭红军于湘江地区，亲临前线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空军王牌第三中队，命令其从南昌起飞，对正在渡江的红军实施空中打击。第三中队装备了刚从意大利进口的CR型驱逐机（战斗轰炸机），该种战机是由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生产的双翼飞机，当时采用金属和布混合蒙皮，配备了420马力大功率发动机。飞机的耗油量很低，运行稳定，最大时速为360公里／小时。在飞机机头上方安装了两挺7.7毫米维克斯机枪（或12.7毫米布雷达一萨法特机枪），机身下方两个挂点可增挂2至12颗小型炸弹，还装有一台RA80-1型无线电台，是当时世界上性能较好的战斗机之一。1934年初，国民党政府从意大利进口后立即装备国民党中央空军，主要用于“剿共”战争，兼顾对日防御。
国民党空军虽然在长城和凇沪抗战中大都无战绩可言，但在几次对红军的“围剿”作战和这次湘江之战中却发挥了“超常的战斗力”。他们多批次、多架次对渡江红军的轮番扫射轰炸，很快就将湘江变成猩红的“血江”。在敌空中优势的打击下，无论是红军的战斗部队，还是毫无招架之力的随军苏维埃政府部门，以及辎重和掩护部队均遭受严重损失，其中担任掩护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一部在敌机的轮番攻击下几乎损失殆尽。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也在敌机轰炸中为救护伤员，身中十几处弹片，险些牺牲。面对敌机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张云逸决心一改以往对敌机轰炸只是单纯疏散隐蔽的做法，要对空中之敌予以有力回击，给狂妄的敌机一点“颜色”瞧瞧。
这一次，国民党敌机再次来袭，张云逸冒着敌机猛烈的轰炸扫射，一口气冲到担任预备队的红一军团二师指挥所，迅速组织部队在疏散隐蔽的同时，立即集中优秀射手对空中敌机进行集火射击，掩护中央纵队和其它红军部队过江。经过激烈的对空火力抗击，张云逸指挥红二师部队终于用落后的步兵武器将一架正在疯狂俯冲轰炸的709号CR型驱逐机“请”了下来，首创了我军历史上用步枪打下高速战斗轰炸机的先例。
驾驶709号敌机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谢廷藩、魏德，在飞机被击落的瞬间，跳伞逃生，但很快就成了红军的俘虏。国民党中央空军为掩饰这次空战损失，对外宣称第三中队飞行员谢廷藩、魏德在“剿共”中“壮烈殉难”，使二人成为国民党中央空军在“剿共”作战中首次“殉难”的活“烈士”。红军这次出色的防空战斗，狠狠教训了在“剿共”内战中大出风头的国民党军“空中骄子”，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肆无忌惮地低空俯冲轰炸了。
赤水河畔再惩“飞”贼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后，我党召开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四渡赤水，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在遵义附近，红军一次就歼灭国民党中央军2个师和黔军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迅速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红军作战行动的变化莫测，使蒋介石摸不着头脑。他不明白红军为何能够很快打破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使他几十万大军的围堵作战不断失利，其围歼计划屡屡化为泡影？他的德国顾问团对此也显得束手无策，于是便建议蒋介石频繁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力图发现新的线索，找到红军主力的确切位置。‘没料到，国民党空军执行这次空中侦察任务的一架飞机很快就被张云逸再次“请”了下来。
据时任红军中革军委警卫营机枪连连长的叶荫庭将军回忆：3月18日，机枪连随中央纵队行进到茅台镇附近山路时，三架敌机在部队隐蔽的丛林上空盘旋一阵后就开始轰炸扫射，造成部分红军战士伤亡，就连苏区中央银行的票子也被炸得满山飘落。为保障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安全，当时负责茅台地区红军总部安全警戒工作的张云逸决心再次教训一下这些空中飞贼，打掉其嚣张气焰。经过与其他军委领导同志紧急商议后，张云逸立即指示中革军委警卫营防空连（也有史料称之为教导师机枪连）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将4挺由重机枪改装的“代用高射机枪”分别架在敌机盘旋的航线上，形成相隔10-20米的对空火力网。这时又有三架敌机飞临红军主力休整地的茅台镇上空进行侦察，早巳作好准备的机枪连待敌机进入预定目标区后，立即用自己的土“高射机枪”对准从云层里钻出的敌机一阵猛烈射击，领头的敌机驾驶员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打了个“倒栽葱”，连人带机拖着长烟钻进了茅台镇附近的赤水河里。
据查证，红军打下的这架敌机是国民党空军一年前从美国进口的寇蒂斯公司制造的“苍鹰Ⅱ”（又译“霍克”）双翼轻型战斗轰炸机。飞机前机身为金属半硬壳，后机身和翼面为金属骨架蒙皮构造，固定式起落架，发动机为700马力，最大速度386公里／小时，除装有两挺7.6毫米机枪外，还可在机腹下挂一颗200多公斤的炸弹，具有良好的对地侦察和攻击能力，国民党空军曾先后进口该型飞机170多架。而红军使用的“土高射机枪”为缴获国民党军的仿马克沁和白朗宁重机枪改装而成。马克沁重机枪是英籍美国人马克沁于1883年发明，它以火药燃气为能源，可以自动连续装弹、发射、退壳，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中国的金陵、大沽、汉阳等兵工厂分别在1915年前后仿制出该型重机枪，1933年又在德国该机枪外销型的基础上改进制造出新式二四式七九马克沁重机枪。改造后的重机枪由枪身和三角枪架两部分构成，全重近50公斤，枪管为水冷式，口径7.92毫米，子弹初速为870米／秒，有效射程2500-3500米，射速达600发／分，由250发帆布链带供弹。仿造美国白朗宁式重机枪为汉阳兵工厂1921年生产，其枪全重近40公斤，口径7.92毫米，初速824米秒，射程2000米，250发弹带供弹，射速500发／分，因枪管水冷器完全用黄铜打造，又被称为“老黄牛”。
看到狂妄无比的空中之敌，富有实战经验的张云逸经过认真研究，指导红军军械修理人员利用部队在遵义休整间隙，将部分缴获国民党军的仿马克沁和白朗宁重机枪改装成能够对空射击的“土高射机枪”，并组建了我军第一支对空防御连队。当时在现场参与指挥打下敌机的叶荫庭将军后来回忆说：“在我军‘土高射机枪，’的猛烈射击下，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茅台城下闪出一道火光，随即升起一团浓烟。另外两架敌机见势不妙，夹起尾巴，哀鸣着逃走了。”“战后，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专门到连队看望我们，他们称赞我们打得好，说你们连在红军中开创了打下敌机的先例。”沙场老将张云逸敢于对猖狂敌机“亮剑”的精神，给了红军指战员以巨大鼓舞。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到达陕北。张云逸生前曾多次自豪地说：“我这一生有两件事值得骄傲：一是率领红七军进行‘小长征’，二是跟随毛主席参加‘大长征’。”
长征后，张云逸又参与指挥了红军东征战役。1937年4月，张云逸受党派遣与周恩来和孔石泉等人乘车前往国统区进行统战工作。当车行至延安以南的劳山时，突然遭到200多名国民党土匪的袭击，张云逸果断迅速地和孔石泉等人带领警卫战士抢占有利地形还击敌人，保证了周恩来安全脱险。抗战爆发后，他参与领导了新四军的组建，先后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江北指挥部总指捧、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新四军第一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张云逸的勤勉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他是“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的模范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