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8月14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联合发布3年来的综合战绩公报：共毙伤俘敌军1093839名，其中美军397543名、韩军667293名，其他国军人29003名。
同年10月23日，美联社发表“联合国军”和韩军的人员损失数为1474269人，远高于朝中发布的歼敌数。后美韩官方公布各自减员数，总和为1 13万余人，也超过了朝中方面公布的数字。
而美国官方公布的具体数字是：美军阵亡33629人、战伤103284人、失踪和被俘5178人，共142091人。这一数字不及朝中发布数的一半。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坚持这一数字，特别是当年决定参予这场战争的人。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五星上将，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其身故二年后（1983年）出版的自传《一位将军的一生》中，仍坚持这一数字；而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则将这一数字说成是美军伤亡的“唯一正确数字”（见《艾奇逊回忆录》第556页）。
对于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与他们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当然不会相信。曾经三次入朝，并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陈赓将军，1952年12月11日在哈军工教学座谈会上就说过：“到今年10月份，美帝国主义死了30多万人（他自己谎称这个数目的一半），南朝鲜伤亡的就更多了。美国在历次大战中，向来是投机取巧，讨现成便宜，发战争财，这次他挺身而出，直接出面到朝鲜作战了。现在不像第二次大战一样，让别人去死而是自己死人了。这个战争没有完，死的人已经够多了，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没有办法。”
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出了官方的破绽。战争期间，美军方经常发布战报，夸大战果愚弄公众。著名美国记者I．F·斯通根据美第8集团军司令部宣布的，从1951年1月25日到2月9日“每天歼敌一个师”，“而在占领汉城之前的10天中，据联军公布的数字，敌军损失率为每月30个师”等，质疑道：“麦克阿瑟的将军们是军事奇才还是吹牛大王？”“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敌人伤亡人数如此令人怀疑，那么，我们又何能相信他提供的美军伤亡数字就是真的呢？”不仅斯通本人不相信这种美国式“童话”，“有些专家们对此也表示怀疑，但是他们的言论没能见诸报端”。
美军伤亡人数似成谜团。
二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开战不过3日，美国空军战机开始向朝鲜人头上投下炸弹，海军战舰炮轰朝鲜的港口和海岸；开战不到一周，美国陆军又登陆朝鲜半岛，开始屠杀那里的人民。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潇洒”地把这些行径称为执行“警察行动”。在美国的主导下，组成了包括美、英、法等16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杜鲁门任命他的远东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这支打着联合国旗号的军队，主要打仗送命的是美国兵和由美国武装、训练的韩国兵。
然而，战争的进程并非如杜鲁门所设想的那样，像去执行“警察行动”那般潇洒，所有的残酷、艰险与苦难都还在后头。
美军的第一支步兵特遣部队是1950年7月1日抵达釜山的。该部隶属于美第24师，原驻日本南部的九州岛，与韩国距离最近，所以成了侵朝的急先锋。7月3日，师长威廉？迪安少将空降大田机场，立即就任驻韩国美军陆军部队总指挥。7月19日，韩国临时首都大田陷入朝鲜人民军的重围之中。经过激战，美24师大部被歼。20日中午，大田解放，迪安带领部分残兵夺路逃窜，路上又受到人民军穿插部队的攻击。口渴难耐的迪安因为到附近找水，成了漏网之鱼。到朝鲜半岛仅18天的迪安“失踪”了。
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写的《朝鲜战争》一书，记述了迪安在韩国锦山南部地区“失踪”36天的情形：他在逃跑途中掉下悬崖失去知觉，与大家失散了。他患上了阿米巴痢疾，肩部和肋骨骨折，头部也受了伤。在此期间，有6名朝鲜人照料过将军，给过食物，他们都是30至35岁以上的男子。给将军指过路的妇女、小孩特别是青少年，不知是不是为了抓住将军得到奖赏，据说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进行了告密、跟踪和追赶。8月25日，迪安在大田市以南35公里的镇安附近被北朝鲜军队抓获。在徘徊36天内，将军共进餐12次，体重由86公斤左右瘦成58公斤。在被俘期间，将军被美国政府作为战死者，于1951年2月16日授予“国会荣誉勋章”。
我国作家边震遐对迪安的被俘也有记述：迪安找到一处隐蔽的山洞，准备在此休息。突然发现一个十二三岁前来砍柴的孩子，认为他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便给孩子一支金笔和几张新钞票。孩子投桃报李，回赠给这位陌生的美国人一穗煮熟的苞米和一些野果。由于语言不通，不好交流，孩子示意让他躲进山洞，抡起柴刀砍倒一棵小松树，帮他把洞口伪装好，然后转身走了。傍晚，孩子带来几名劳动党游击队员，把一只手还握着手枪、蜷曲着身子正在打呼噜的迪安稳稳地逮住。然后，把他交给人民军后续部队，他被单独收容在平壤附近第6号战俘营内。从此，迪安将军成了在朝鲜战场上被俘虏的军职最高的战俘。
迪安受到了和善而周到的照顾，平安地度过了3个春秋，体重由130磅增长到180磅，净增了50磅。他对这场战争也似有所悟。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释俘前，法国巴黎《今晚报》特派记者访问迪安，迪安坦率地说：“我感到越早离开这个地方越好。征服朝鲜是一个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没有希望实现的使命，没有希望达到的目标。”（《朝鲜战争中美英战俘纪事》第12章）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并负责战俘及交换工作的杜平将军也有一段记述：在美军原第24师师长迪安被遣返回国的前一天晚上，遣俘委员会我方代表还在开城设了个便宴招待他。那晚迪安喝醉了，把一身新制服吐得一塌糊涂。我们又叫人连夜为他赶制了一套崭新的制服。这使他很受感动，临走时，紧握着我们代表的手不放（《杜平回忆录》第493页）。
1953年9月5日，迪安被遣返回国。他和我方负责遣返的代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愿美国和朝鲜、中国永不再战！”
三
更为不幸的是沃尔顿·沃克将军。他是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领陆军中将衔，执掌驻日占领军4个师约10.8万人。1950年7月13日，沃克飞临韩国大邱，就任驻韩“联合国军”战场司令官，指挥16国联军及韩军数十万之众，可谓仅在麦克阿瑟一人之下。但包括麦克阿瑟在内多位高官都“不认为沃克是一位理想的指挥宫”。
1950年12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攻势下，沃克率部仓皇南逃，于12月23日意外死于军中，成为死在朝鲜战场上军职最高的人。
沃克的死因扑朔迷离。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时一带而过，只是说：“第8军沃克将军死于吉普车车祸以后，已由李奇微中将任新司令官。”毫无慰勉之意。
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则说：“是否撤换沃克的问题被一个意外事件解决了。12月23日上午，他在一次车辆事故中丧生，不禁使人想起巴顿之死。沃克的吉普车被一辆朝鲜人驾驶的卡车撞翻，沃克当场丧命。”（见《布莱德雷将军战争回忆录》第605页）
从沃克的二位上司的叙述来看，他似乎死于车祸。从来兔死狐悲，但这二位连这点意思也没有，反倒像甩掉包袱一样轻松。当时，美国政府对沃克之死处理得十分低调，也许怕影响已经十分低落的美军士气吧。
朝鲜官方对沃克的死因也有记述：我军的又一支部队（平康、铁原地区的第二战线人民军部队），在涟川郡全谷里南方歼灭了为组织自己部队退却而出动的第8军司令官威克（注：即沃克）及其随员80多名（见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第146页）。这又是一家之言，如果有人证（抓住沃克随员）或物证（取得沃克身物），才好确定被在敌后打游击的人民军所击毙的就是沃克。
1950年12月，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话说，是“令人沮丧的12月”。
四
按照预定方案，一旦沃克受伤或丧生，由李奇微接任。一天晚上，陆军副参谋长马修·邦克·李奇微中将，突然接到要他去朝鲜战场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驻韩“联合国军”战场司令官的命令。因有沃克的前车之鉴，他“写了遗书，决定了遗产分配”，然后和妻子、孩子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成了他“在朝鲜寂寞的房间里的唯一安慰”。1950年12月27日下午4时，李奇微到达韩国大邱，接管了沃克丢下的那支“张皇失措的军队”。
与麦克阿瑟相比，李奇微听杜鲁门的话，不太张扬，比较实际。他吸取盲目冒进吃败仗的教训，终于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突然宣布，解除麦克阿瑟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军总司令、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接替他的就是李奇微。4月12日，李奇微到东京美国大使馆的图书馆，与麦克阿瑟办理交接，晚上返回朝鲜。哪曾想，一场劫难与他擦肩而过。且看李奇微本人的记述：
我是与弗兰克．佩斯（注：陆军部部长）一道乘其“星座号”飞机到的东京。当晚，他又将飞机借给我返回朝鲜，因为他的飞机比我那架老式的B-17飞机快得多。这次飞行几乎葬送了我的性命。驾驶员是一个不熟悉朝鲜机场的人。凌晨1时，他把我们降落在一个供轻型飞机起降的简易机场上，错把这个机场当成了指示他降落的K-2(注：大邱)机场。不知道是由于罕见的好运道还是上天有眼，驾驶员躲过了一座他根本没有发现的山头。这座山头矗立在机场的一侧，只差几码就碰上了我们的机翼尖。接着，驾驶员突然发觉自已正倾侧着在一条至多可供C-4F运输机作临时着陆之用的跑道上降落。于是，他不得不猛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以防止飞机一头扎在稻田里。飞机向左歪斜着停了下来。可是，飞机地勤组组长那些最好的瓷器却全部摔得粉碎，飞机的四只轮胎也爆裂了（李奇微著《朝鲜战争》第163页）。
李奇微躲过一劫，但美军步兵第9军长布赖恩特·穆尔少将就没有他那样的好运了。事故发生在1951年2月24日。为了执行李奇微制定的代号“屠夫行动”的作战计划，穆尔将军乘直升飞机指挥作战。不料，他的座机突发故障，坠落在汉江浊流中，他则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见贝文·亚历山大著《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471页）。穆尔就职军长仅2个月，就在“屠夫”即将行动时，却先行毁灭了。在朝鲜战场，美国只有第1、9、10共3个军，3军折1军长，损失不可谓不大。
还有一位布鲁斯·克拉克少将，时任美军第1军军长。1953年6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第7师第20团，与韩军第1师第15团争夺桂湖洞东北198.6高地。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克拉克到韩1师前线指挥所视察。他所乘的直升机刚一落地，突然飞来一发炮弹，将机尾炸掉。奇异的是，克拉克却未受伤，他慌忙逃脱，保住了一条性命。后来，克拉克下令，韩军只得放弃了这座险些要他命的不祥高地（见《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第910页）。
五
侵朝美军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142名美国将军的儿子们，其中包括沃克中将的次子萨姆·沃克上尉、后来的第8集团军司令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的儿子小范佛里特中尉、第3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上将的儿子比尔·克拉克上尉、美国第34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等。
克拉克在他的《从多瑙河到鸭绿江》一书中记述：在韩战期间共有142位服役的人员，他们的父亲都是将军。在这些人中，35位在韩战中伤亡，伤亡率约为25%。这些“高于”子弟多为军官，各种条件都优于普通士兵，可伤亡比例如此之高，足见美军整体伤亡冰山之一角了。
小范佛里特中尉是一名B-26型轰炸机驾驶员。1952年3月30日夜间，他驾机前往北朝鲜物开里上空进行轰炸，尔后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急得老范佛里特如热锅上的蚂蚁。后来，他拐弯抹角地通过记者传话给中方，如果小范佛里特还活着，希望不要因为他而把他儿子扣为人质。话传给了中方和谈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和参谋长解方将军，他们非常大度，请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将军帮助查找。洪学智命令负责物开里防区的后勤第三分部所属高射炮部队全力搜寻，仍未找到B-26型轰炸机残骸和飞行员下落，估计可能凌空爆炸散落四方了。至此，老范佛里特才确信儿子已经死亡。1953年1月，老范佛里特带着严重的心灵创伤，退休离职回国。在胡思乱想一番之后，5月13日他在《赖普》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为了亚洲的自由，应该消灭中共政权。用这种方式怀念他死去的儿子，说明他仍然没有找到认识这场战争的正确方法。
老克拉克的儿子比尔·克拉克上尉，原是第9军军长穆尔的随从参谋。1951年2月，穆尔因直升机失事身亡后，比尔·克拉克改任第2师第9步兵营乔治连连长。第2师在朝鲜战场以屡吃败仗而闻名，这样比尔受伤的机会就多了。还算公平，他每负一次伤都得到一枚荣誉负伤纪念章。当然，他也得过其他军功章。1951年夏天，还没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老克拉克去朝鲜战场考察，在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遇见了儿子比尔，他正被运往特里医院途中，这是他第3次受伤，并且是最严重的一次。老克拉克既感到很忧伤，又感到很骄傲，因为他的儿子在战场上晋升少校了。
1952年11月美国大选揭晓，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第34任美国总统。为履行“我将去朝鲜”的承诺，12月2日，他秘密到达韩国，同时看望了在美军第3师当营长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师长为欢迎候任总统，特地为他举行了一次露天午餐会。给艾森豪威尔留下最深刻的记忆是：“一个同我一起午餐的人，班长詹姆斯·默里，几星期后就在一次对中国人的侦察行动中牺牲了。战争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最悲惨的了。”而他的儿子约翰尼很幸运，一直到战争结束都还活着。2008年10月3日，86岁的约翰·艾森豪威尔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回忆：“我父亲成为总统候选人。他坚决让我答应一个条件：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被俘。父亲可以接受我战死或受伤，而一旦中共或朝鲜军队将我俘虏并以此敲诈，他就可能被迫辞去总统职务。”
六
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前方不断损兵折将，不断要求增兵，可国内几乎到了无兵可派的地步。于是，麦克阿瑟、李奇微、克拉克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都向美国政府苦苦请求让台湾派兵到朝鲜。而台湾当局积极性更高，屡献殷勤，乐于出兵。杜鲁门虽然也想接受这番“好意”，但还是有所顾忌：1、怕刺激中国；2、已经承认中国的英国等盟国不愿同台湾军队共同作战；3、韩国总统李承晚反对，他认为武装蒋军不如武装韩军，弄不好把中国内战引到韩国；4、台湾军队未必管用。最后，权衡利弊，杜鲁门不得不婉言谢绝了台湾的“好意”。
办法总是有的，还是在韩国人身上打主意：一是重建韩国陆军师，二是抓韩国壮丁补入美军各师中。1950年8月15日，麦克阿瑟命令沃克，可在每个步兵连中各加强100名韩国人。远东司令部的初步计划是一个美国士兵配一个韩国兵。
首先补充的是美军步兵第7师，该师作为第8集团军预备队留在日本，并持续不断地为第24师、第25师和第1骑兵师提供骨干力量，兵员严重不足。仁川登陆在即，必须迅速补充。美国陆军历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记述：“（1950年）8月16日晨，首批3个排共313名朝鲜人乘船离开釜山，8月18日到达日本。此后，乘船离开釜山的新兵每天约2000名。24日，最后一艘船到达横滨，次日开始卸载。这样，为第7师提供的兵员总数已达到8625名。这些新兵中有许多是南朝鲜政府从釜山和大邱街上直接招募的，在运往日本的途中，中学生还带着课本。有位新兵当时离开家为生病的妻子抓药，如今药还带在身上。”“他们到达时有的着便装，有的只穿着汗衫短裤。大多数人穿的凉鞋或布鞋，他们是一些平民百姓，神色惊恐，狼狈不堪，精疲力尽。”（《美国兵在朝鲜》第三卷第433、557页）
美国学者沃尔特-赫姆斯说，“许多美军人员采取家长式傲慢态度对待‘伙伴’”。作战时，这些韩籍美国兵，经常受到他们的“伙伴”真正美国兵的监视，“然后让上帝保佑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8月20日以后，驻韩美军第24师、第25师、第2师、第1骑兵师得到补充，“一直持续到各师新兵总数达到8300人”。
11月5日开始在元山登陆的美军第3师也不满员，只有15994人，其中有新招募缺乏战斗经验的南朝鲜人8500人。步兵班是由2个美国兵和8个南朝鲜兵组成。
1952年5月初，克拉克就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他说：“华盛顿核准我在每一美国师内安插2500名韩国兵，并把他们当作正规的步兵。”（《从多瑙河到鸭绿江》第175页）
1953年1月就任的第8集团军司令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将，记述较为具体：韩国部队除自己的战术单位外，还在美国步兵班中配三至四名韩国步兵，这是一种宝贵的建树。这就是闻名的“朝鲜人补充美国军队方案”，这些朝鲜兵起初由于缺乏基本训练而声誉不佳，但是到了1953年，他们的信誉在绝大多数美国指挥官心目中树立起来了。美国士兵们由于轮换很快，在我担任司令时期，第8军真正老兵都是补充美军的朝鲜兵，他们到美国部队中服役是没有限期的（《剑与犁》第167页）。
李奇微说过：“在整个战争中，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占美军战斗伤亡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七……死神主要也是同他们打交道的。”（李奇微著《朝鲜战争》第5页）那么，有多少韩籍美国兵随死神而去，他们是否在美军死亡名单上？伤者、失踪者又有多少？
近年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伤亡数字也有些许变化，官方增加了非战斗死亡人数2万多人，增加了失踪人数7至8干人。但是，大批韩籍美兵的伤亡数字却无踪影。这是一支庞大的群体，并且随时损失随时补充，伤亡数字少说也应数以十万计。
应该承认，在规模巨大的战争中，迅速准确统计伤亡数字并非易事，有一定误差可以理解，逐步更改落后的数据也是向严谨科学态度的回归。但是，故意隐匿巨大数据，那就是属于国家的原则和政策不当，世人不应当承认这类数据，并应在适当场合据理驳斥，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