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一直是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但是，由于各方资料披露的程度不一、内容各异等等，研究中存在许多谜团和差误，如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学术界基本都认为：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不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而张学良拉着杨虎城，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匆忙释放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在捉住蒋介石之后，是否释放蒋介石成为西安事变的核心问题。如此重大的问题，若依学术界目前的观点，则成了张学良的个人行为。这个问题是否全由张学良一人决定？周恩来对此是否同意，是否完全不知情？张学良和周恩来各自在此问题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依据一些新披露的相关材料，拟作一番新的探讨。
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表明，张学良曾有单独行动释放蒋介石的计划，周恩来对此知情，并有所赞同
关于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学术界目前观点所依据的有关周恩来的重要著作指出：1936年12月25日，宋子文要蒋介石、宋美龄当天就走，张学良同意并愿亲自伴送；周恩来认为在走前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并不同意蒋当天走和张随去；但张学良在没有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于当天下午亲送蒋介石飞往洛阳。另外，依据这些重要著作，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只是于12月24日晚和蒋介石见面会谈，并没有具体说明周恩来在12月25日上午的活动。
周恩来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当事人，有关他的重要著作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依照这些重要著作，在最后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直接知情者只有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等人。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事后分别公开发表了《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都只是说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感召下悔悟而释放蒋介石，也都没有谈及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面问题。这两个材料有着明显的宣传性质，与史实多有出入，学术界对其史料价值一直多有保留。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以及多次谈访录等目前公开的材料中，有关释放蒋介石问题都只是说明自己的一番苦心，对其他都没有涉及。宋子文生前则对此没有材料披露。所以，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此事都是采用周恩来有关重要著作中的观点。
2003年，台湾《近代中国》杂志依据蒋介石孙媳方智怡提供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影印本，公布了《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日记不同于公开发表的《西安半月记》，史料价值很高，尤其对1936年12月25日这天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与现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多有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杨虎城直到12月25日上午还是反对尽快释放蒋介石，张学良一度计划单独行动。“晨刻，子文来言，张决心送委座回京，惟格于杨虎城反对，不能公开送出城。”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要回南京调解为借口，“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上飞机先行”，而蒋介石则化装后到东北军驻地，“然后再设法起飞”。但是，“余妻即往访张，若委座不离此，即余（妻）亦必不离此”。宋美龄的反对，使张学良“心有所感，乃允设法同飞”，这一单独释放蒋介石的，计划未能实行。
第二，周恩来在12月25日上午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会谈，对双方的停战与合作达成了共识。“十时许，周又来见余妻，其事先为子文言日，共党对蒋先生并无要求，但希望蒋先生对余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则足矣。余乃属（同“嘱”，下同——笔者注）妻找周来见。”这显然是周恩来代表中共对蒋介石提出最低要求，一定要蒋介石亲自表态。“余妻与子文求余强允之，否则甚难也。”不知是否是宋美龄和宋子文的劝告起了作用，蒋介石在会谈中提出：“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恩来则回答：“红军必受蒋先生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至此，蒋介石明确同意不“剿共”，但要中共受其指挥；周恩来则答应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两人对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和进行合作达成了共识，蒋介石还让周恩来“余事望与汉卿（张学良字汉卿——笔者注）详谈可也”。
第三，周恩来在会谈后答应帮助蒋介石即日离开西安，并有明显的效果。会谈顺利结束后，“周乃作别而出。子文属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可见，此时蒋介石一方认为当天离开西安的障碍只是杨虎城，要周恩来对杨虎城进行劝说，让其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而周恩来也答应了。周恩来答应后，事情马上有了改观。“约下午二时半，子文来言，请准备后，即可行。未几，张亦来言虎城口口口对，飞机已准备，可即出城上机。”（口表示因日记霉烂而字迹无法辨认的字，下同——笔者注）可见，杨虎城显然态度大为改变，蒋介石出城已无阻碍，并且“余乃属张召虎城来，约半小时，虎城果来，余命张、杨口口在余床前对坐而切训之”。训话之后，蒋介石赶往机场登机而去。
蒋介石日记中披露的材料，迥异于目前学术界的观点，需要考证分析，但所幸这并不是孤证。2004年，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特请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马若孟与郭岱君两位教授协助，复印并翻译了胡佛研究所宋子文档案中一份英文打字稿的西安事变日记。西安事变释蒋事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宋子文的材料终于被披露于世，即《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宋子文的这份日记应该是事后追记而成，但对12月25日的有关情况也有详细记载，并与蒋介石的日记基本可以相互印证，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张学良在12月24日晚就和宋子文商量，要在25日单独释放蒋介石。当时在西安及邻近地区，杨虎城“有九个军团”，而张学良“仅有一个军团”，“张一定在杨的严密监控之下，此乃十分确信的事”。面对这种情况，张学良和宋子文于12月24日晚，“讨论出其不意带领委员长到机场搭机离开西安的可能性”。宋子文记述了讨论的最后决定：“如果情况不乐观，我要以极力要求另一个停战期限的延长为藉口，迫使蒋夫人明天早上启程前往南京。晚间，我和张将用汽车运送委员长到张的势力范围，然后经陆路到洛阳。”可见，宋子文日记与蒋介石日记都指出了，张学良有过在12月25日单独释蒋的计划。
第二，周恩来于12月25日上午面见了蒋介石，并和宋子文达成了具体协议。“周见了委员长，并解释说，共产党过去一年来为保存国力，曾试图避免打仗。他们并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而且建议的措施也同数个月前提出来的一样。现在他们要求委员长的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对于周恩来提出的条件，蒋介石的回应是，“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委员长要周，休息够了，也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可见，蒋介石实际上都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条件。此后，“我们告别委员长。周说，委员长很疲惫，所以不想跟他谈太多，不过有些事需要执行：一、胡宗南军队应该离开陕西和甘肃。我说，我已经同意。他要我保证，我也同意。二、委员长回到南京后应发通电。我说，你草拟电文，如果我觉得观点可以接受，将请示委员长。三、他要求人民有言论自由。我答应努力争取。四、我要他在上海任命一个联络人。他说他会。五、他要我确保逐步释放政治犯。我说我会尽力”。可见，周恩来在和蒋介石会谈后，还要宋子文落实一些具体的事情。对于周恩来的要求，宋子文表示尽力满足；而且这几件事情基本上是蒋介石、宋子文回到南京后才能办的事情，尤其是第二件事情，因此这次会谈对释放蒋介石已很确定。
第三，周恩来答应宋子文提出当天就走的要求，并说服了杨虎城。宋子文在答应尽力执行周恩来提出的几件事情后，“极力向周主张委员长立即离开的必要性，再拖下去，将意味更复杂，而且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宋子文还列举了具体理由：“我说，身为委员长旧部属，他应该知道委员长是重然诺之人。韩、宋的电报（指宋哲元和韩复榘在1936年12月23日的通电，其中认为西安事变是“出轨之事”、“亲痛仇快”——笔者注）将会引起波澜，国家也会陷入内战，此非共产党所欲，也不是第三国际所要。滞留愈久，将会影响委员长声誉。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不是同一天离开”，从日记上下文来看，只能是指张学良开始制订的让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开走的计划。这很耐人寻味。如果周恩来对此计划不知情，而计划已确定放弃，宋子文根本没必要说出如此重大的隐秘，使得谈判节外生枝。可见，宋子文这样说出来，说明周恩来对这个计划是知情的，并且有所赞同，而宋子文在这时提出异议，极力让周恩来说服杨虎城，以便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当天同走。最终，“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
综合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在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的确曾有单独行动来释放蒋介石的计划，周恩来对此计划是知情的，并有所赞同，但是因为杨虎城的军队控制着西安而有些冒险，加上蒋介石或宋美龄的反对，计划被放弃；周恩来于当天上午面见了蒋介石，双方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达成共识；谈判既然取得成功，宋子文由此向周恩来提出让蒋介石当天走，周恩来做出关键性努力，说服了杨虎城，使蒋介石当天得以顺利离开西安。谈判取得成功后，宋子文提出要当天离开，周恩来当然答应，这的确还是符合逻辑的。而且，张学良连单独行动以释放蒋介石的计划都告知了周恩来，周恩来有所赞同并为释放蒋介石做出很大努力，张学良最终释放蒋介石也就不会对周恩来隐瞒了。
对于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我们当然不应该完全不加分析地全部接受。例如，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临行前“余命张、杨口口在余床前对坐而切训之”，而很多材料都认为当时没有床前训话，而是蒋介石出门坐车时杨虎城才赶到，众人匆匆赶往机场；当然，还有材料认为是蒋介石到机场后杨虎城才赶来送行。再如，对于张学良单独行动释放蒋介石的计划，蒋介石日记称是宋美龄“即往访张，若委座不离此，则余（妻）亦必不离此”而未果；宋子文日记则指出是“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当时情况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是，由于日记本身带有记述亲身经历的性质，比一般回忆性史料可信度高，更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蒋介石生前甚至没有透露在西安事变中见过周恩来，所以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上做出的很多努力并最终促成，蒋介石和宋子文不可能在日记中对此有所虚构或美化。而且，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基本可以互相印证。因此，这两份日记所披露的这些材料，具有很强的真实性。
周恩来在释放蒋介石一事上不仅是知情者，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决策者，“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
这两份日记不仅具有很强的真实性，而且与西安事变其他的材料也有契合之处。
首先是张学良的有关材料。
在1936年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曾召集设计委员会开会，介绍了谈判情况，透露了蒋介石很快要走，他还要亲自送到南京。当时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学良回答：“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参加会议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会议就此结束。第二天，即12月25日早晨，高崇民再次劝说张学良不要急于放蒋，并特别提醒：“这是三方面的事，不能由咱一家决定。”张学良回答：“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只虎城犹豫不决，我就去说服他。”而据高崇民本人回忆，张学良的回答更为直接一些，即：“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这些材料都说明张学良在12月25日上午还在设法说服杨虎城，而周恩来则是同意释放蒋介石的，但材料中没有具体说明周恩来是否同意当天就释放蒋介石。
张学良本人后来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提到：他捉住蒋介石后，电请周恩来到西安，而“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并且“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燥，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这也证实是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释放蒋介石的，而且周恩来既然是“谋主”，对于释放蒋介石这么重大的问题，张学良理应告诉周恩来。
其次是杨虎城的有关材料。
西安事变的亲历者申伯纯认为：“杨本不同意无保证地放蒋，更不同意张亲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和张一起去飞机场送蒋介石。”并且，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当晚，杨虎城曾对部下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可见，杨虎城在陪送蒋介石到机场时，误以为张学良已向周恩来说明了，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从而没有反对。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至少是他认为周恩来很可能是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的，甚至还有可能同意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这应该与周恩来对他的说服工作有关。而且，如果没有对周恩来说服工作的充分了解．没有对杨虎城会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的基本把握，一度计划单独释放蒋介石的张学良，应该是不会贸然拉着杨虎城一起送蒋介石去机场的。另外，杨虎城认为“不能就这样放”，其中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可能是“不能当天就放”，可能是“不能无保证地放”，也可能是“不能让张学良亲自陪送”。杨虎城的判断具体是哪失误了？这两则材料都提到了张学良亲送蒋一事，申伯纯直接认为是“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
再次是周恩来的有关材料。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听了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的报告，才知道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据孙铭九回忆：他去找周恩来，“当时周先生正好在，我便问：‘副司令送委员长去飞机场了，您知道吗？’他一听，也很着急，马上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才来告诉我？’我说：‘我自己也是刚刚才知道的。’他急忙又问：‘有没有汽车？’我连说：‘有车，有车！’他拿起衣服边穿边往外走，还催促我说：‘快走！快走！我们去飞机场。’我们俩人很快就跳上一辆汽车直奔飞机场。”如果张学良是私自释放蒋介石，周恩来只身一人是难以劝阻的，他得知消息后，应该首先尝试和杨虎城等人联系，做出必要的部署，包括指挥邻近部队监视并控制机场、警戒张学良的部队等。但周恩来只是拿了衣服就和孙铭九一起去机场劝阻，应该是他担心张学良到机场后会陪同蒋介石一起飞往南京，认为对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这种个人行为，只需要也只有自己亲往才能劝阻，而没有必要做出其他应对的措施。显然，从周恩来对此事的反应来看，他赶去机场，不是为了劝阻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而是为了劝阻张学良亲送蒋介石。
周恩来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对于此事，周恩来以后有几次论述，都是叹息张学良不该亲送蒋介石，而从来没有责备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6年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就明确指出：“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到飞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我当时对人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周恩来当时赶去机场，是为了“再劝阻不要去送”。显然，当时周恩来已经劝阻过张学良不要亲送蒋介石，也就是说，周恩来此前已经知道张学良要释放蒋介石，只是劝阻张学良不要亲送而已。
西安事变时，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西安参与了多次谈判，并和蒋介石一起坐飞机离开西安，是一位重要的知情者。1945年，端纳在菲律宾对记者谈话说：周恩来起了在张、杨间的调解者的作用，挽救了这可怕的局面。端纳认为，实际上是周恩来使蒋介石得以安全离开。否则就不是这个结果，也可能事情将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周恩来“实际上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的最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这充分说明了周恩来在释放蒋介石一事上的作用，他不仅是知情者，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决策者。
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中共长期以来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
综合蒋介石的日记、宋子文的日记、相关材料的佐证及推导，周恩来对于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是知情并同意的，还提供了关键性帮助。那为什么有关周恩来的重要著作都对此有所回避？
其实，早在西安事变期间，对于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的问题，中共就很注意把握宣传分寸。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即1936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西安事变问题发言，指出“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12月20日，毛泽东甚至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要周恩来在谈判时“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而不是偏向包括张学良、杨虎城在内的任何一方。而且，为争取全国更多的支持，中共决定把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的抗日联军组织、西北抗日军事政治委员会、联合宣言等“对全国宣布一事，稍为迟缓一下”，后来实际上也没有宣布。到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宣传方针问题，专门发出指示：“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1937年3月，毛泽东还特别向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澄清：“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
即使在1949年执掌大陆政权之后，中共对于西安事变的宣传仍是很慎重，因为“对张学良的功勋，我党不会忘，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持慎重，起到暗中保护张学良的作用”。1986年3月，中央宣传部还特别发出《关于慎重发表有关西安事变材料的通知》，指出：“发表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应该非常慎重，要考虑政治后果，要有利于同志间的团结，有利于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有利于张学良将军的安全。对于有争议的人和事，一般暂不涉及；对于涉及重要机密的史料，一定要严格注意内外有别，严防授人口实，授敌以柄。”
可见，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中共长期以来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出于这样的考虑，没有论述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回避周恩来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张学良，有利于张学良的安全；同时还可以维持蒋介石“体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
值得探讨的是，有关周恩来的重要著作不仅没有论述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而且还与此有矛盾之处。这就是周恩来在蒋介石走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表示反对蒋介石当天走。
早在1936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就释放蒋介石的条件问题，曾致电周恩来，提出：“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条件，周恩来与宋子文等进行谈判，12月23日就致电中共中央：“是否可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可见，周恩来个人是同意在这些条件下释放蒋介石的。12月24日，中共中央再次就释放蒋介石的条件问题，致电周恩来，提出“在下列先决条件下恢复蒋自由：一、全部中央军分向河南、绥远二省撤退。二、南京宣布国内和平以民更始不咎一切，既望并召开救国会议之命令，蒋亦发表同样宣言，此条即取消讨伐令，承认张、杨与我们地位。三、部分的释放国犯与共产党”；还特别说明：“依目前情势，没有这些条件而释放蒋是危险的，张、杨即使战败，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做”。
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和蒋介石进行会谈，依据前文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提出的条件是“以后不剿共”、“（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这和中共中央在12月21日电报中提出的条件是一致的，主要内容都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但是，周恩来在会谈后向宋子文提出的几项事情，包括蒋介石发表通电、保证人民言论自由、逐步释放政治犯等，内容是和中央在12月24日电报中提出的“蒋亦发表同样宣言”、“以民更始不咎一切”、“部分的释放国犯与共产党”等都是一致的，而且都涉及了国民党军队撤军的问题。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宋子文日记的可信度。
但是，在蒋介石走后，周恩来致电中央：“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电报时间为“二十五日十五时”。但颇为费解的是，《周恩来传》则明确认为：“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张学良送蒋介石到机场，飞机起飞“已是下午四时了”。可见，这封电报发出的时间是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时间之前，很不合逻辑。当然，其中具体内情到底如何，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依据目前材料还不能妄下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领导人事后对张学良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都是认可的。12月25日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就认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毛泽东也在当天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因形势急迫，没有待到履行停战撤兵之先决条件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释放蒋介石，张学良送之至洛阳。蒋抵洛后当夜已下令撤兵。”1956年，周恩来还指出：“捉蒋以后再杀是困难的，因为那时就全中国的局势说，杀蒋不如放蒋有利，至于早放晚放关系不大，晚放也可能出别的枝节。”
更饶有趣味的是，12月26日，蒋介石从洛阳回到南京，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诬称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因“反动派煽惑”和自己防范不周，而其解决是因张、杨在自己的“感召”下“勇于改过”。对此，毛泽东于12月28日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加以驳斥，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答应实行的六项条件，指出蒋是“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并特别指出：“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言下之意，己不辩自明。
释放蒋介石不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而是至少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集体行为；而亲送蒋介石则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
依据前文所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张学良在1936年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并不是临时的决定。有很多论著认为张学良12月25日是临时决定而匆忙释放蒋介石的。实际上，至少在12月24日晚，张学良就和宋子文筹划要在12月25日送走蒋介石，还制订出一个单独行动的计划。12月25日上午，宋子文在谈判成功后提出当天要让蒋介石走，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和帮助，张学良于当天下午释放了蒋介石。
第二，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是建立在当天上午国共谈判成功的基础上，周恩来对此也是知情并同意的，还提供了关键性帮助。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面见了蒋介石，双方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共识，谈判取得了成功。由此，宋子文提出当天要走并请周恩来提供帮助，周恩来说服了原来不同意马上释放蒋介石的杨虎城，蒋介石得以顺利离开。周恩来在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由于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方针，而长期以来没有被披露于众。
第三，周恩来对张学良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是知情的，但对他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之前，周恩来就劝过张学良不要亲送蒋介石，但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瞒着周恩来亲送了蒋介石。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赶往机场想再次劝阻，但为时已晚。可见，12月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不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而是至少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集体行为；而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则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因此，很有必要注意这两者的区分，而有不少论著对此有所混淆。
第四，周恩来在12月25日蒋介石走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其内容和以上观点是矛盾的。虽然这封电报的时间有些不合逻辑，但具体内情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甚至可能事情的真相还远没有被认识。
总之，随着文献材料的不断挖掘和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我们要根据确凿的新材料，依据新的研究环境，据实更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以求更客观地对待和研究历史。现在，张学良、宋美龄等西安事变当事人都已离世，国共两党也因“台独”的猖獗和祖国统一的重任而关系大为改善，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协作。如实研究西安事变，弘扬这种为国家利益而放弃党派纷争、不计前嫌的精神，无疑对当前台海关系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