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帮助越南、老挝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战争，中国政府应越老两国政府的请求，先后派出了由炮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等军兵种组成的大批志愿部队前往支援。我曾亲历其间，与战友们在越南、老挝战斗生活了整整7年，期间往事至今难以忘怀。
一
1965年7月，根据军委决定，沈阳军区新组建了第5工程支队，编制下辖5个工兵团，另由云南省组建1个民工大队配属施工，昆明军区配属若干个高射炮营担任对空防御作战任务，共2万多人。支队首长、机关及工程团队，主要从军区机关和工程兵部队抽调，支队长徐成功、政委彭松韬。7月底的一天，沈阳军区后勤部财务部李健飞副部长，通知我与朱文福马上移交工作，准备随5支队奔赴越南、老挝执行修路任务。当时，我在财务部企业财务处任正营职助理员。
8月3日，我与朱文福从沈阳乘火车来到营口，向已经集结于此的5支队后勤部报到。朱文福被任命为支队后勤部财务科长，我任财务科副科长。因这次出国执行任务情况特殊、行动秘密，支队在营口住了近1个月时间，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和教育培训。期间学习总政颁发的《援越抗美部队人员纪律守则》，要求全体官兵在执行伟大的援越援老抗美国际主义任务中，必须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顽强战斗、勇往直前，战胜一切困难，保证完成施工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在国外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虚心向当地人民学习，为增进国际主义友谊做出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支队健全了各级党组织机构，购置补充了施工机械、器材。我们财务科购买了保险柜、账本和办公用品，每人配发了手枪。按照规定，参战部队人员出国后不准携带有我军标志的任何物品，出国前一律脱下原来的草绿色军装，直接担负作战任务的防空部队换上越南人民军服装。我们工程兵部队官兵则穿统一制式的灰色便服，戴解放帽、法式头盔，不佩戴领章帽徽；清除所有武器装备、车辆及个人用品上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及图案；部队的信封信笺、毛巾和着军装的相片更是严禁携带。
8月31日，部队由营口乘火车浩浩荡荡开赴南宁，列车上同时载有推土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和保障物资。到达南宁后火车卸载，转由公路抵达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等地集结和战前训练。10月，部队通过云南边境城市河口开赴越南。我们后勤部人员分两批出国，大部先到越南驻地盖房子，我和少部人员暂留文山州负责筹措物资并待命。
1966年1月23日，适逢大年初三。下午，我作为第二批人员搭乘汽车奔赴越南。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驶到凌晨1点左右。下车后，一位干部指点了后勤部的方位后就带车走了。我与几位后勤干部身背行李凭借手电筒的光亮，沿着山区小道走了1个多小时才找到支队后勤部驻地。财务科的同事早巳包好了饺子等着我们。这是大家在越南相聚的第一个春节，心情都格外高兴。第二天早晨，我才真正见识了驻地周围的景象。后勤部地处越南老街省保胜县班菲地区一片深山密林里，山谷中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流水潺潺；在树林下依山就势搭建了一间间茅草竹房，屋顶用葵树叶子铺盖并捆扎着麻绳，与民房别无二致。后勤部各科相距五六十米，房间用草席间隔，办公与睡觉在一起，桌凳是就地取材自制的，虽粗陋但结实耐用。为防止美军轰炸，竹房四周都挖有防空洞。部队这样设营，美军飞机很难发现。同时，在筑路部队周围山上都配置有我军高射炮阵地。
财务科的主要工作，是按照制度规定和标准，为筑路团队和机关及直属队提供经费供应保障。主要有如下特点：一是限制现金流通。按照规定，个人不准携带人民币出国，援越部队官兵的工资、津贴，发给1965年中国人民银行特制的“军用代金券”，凭代金券在团以上单位开设的战地服务社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已婚干部可申请代供方式，委托国内原部队把80%的工资发给家属，干部本人在越南只领取20%的代金券。二是工作追求时效。诸如管理检查、总结经验和业务会议等活动，受客观条件限制而很少组织，必要的文字材料简明扼要；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界限模糊，遇到问题随时处理。三是协同意识很强。大家都具有“一盘棋”思想，不仅体现在财务系统内部，而且后勤其他部门甚至军事、政治部门的事情，只要需要都积极承担；如回国开会、采购物资和下部队时，能协助解决或代办的事情，是决不会推委扯皮的。
二
部队在越南北方筑路的主要危险是美军飞机轰炸。刚到越南的第三天，我就看到美军飞机从驻地上空飞过。飞机飞得并不高，飞行员的脸都能看清，但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年轻的同事有些惊慌，我是1947年入伍从解放战争硝烟中走过来的，因此并没有特别的恐惧感。有时美军飞机飞得很低，站在高山上俯瞰，飞机就在山谷中间穿行。援越期间，筑路部队在美军轰炸或施工中牺牲了不少官兵。根据中越两国政府商定的处理办法，对牺牲官兵由其生前所在部队就地安葬。每个团建了一个墓地，墓前竖个木牌写上烈士名字。有一幕官兵牺牲的惨烈场面，我至今都难以忘记。
1971年6月初的一天，我到老挝筑路一线团队调查了解财务供应情况。当时公路因下雨塌方而中断，好在沿线有昆明军区后勤部第23分部开设的兵站和野战医疗所，于是就在一个兵站住了下来。第二天早晨，突然从前方传来阵阵高射炮和飞机轰炸声，兵站接到命令立即派医疗所前去抢救伤员。上午10点多，接运伤员的几辆汽车回来了。瞬间，整个兵站的空气中都弥漫着血腥味，我眼看着几个年轻士兵浑身是血，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就牺牲了。原来，为筑路部队担任防空任务的某高炮营遭到敌机轮番轰炸，官兵们虽奋勇反击，但全营官兵大部分伤亡。在越老期间，后勤人员与战争同样是零距离，遇到战斗也要参加抢救伤员及搬运炮弹。甚至在非战斗情况下人员也有伤亡。我认识的某团一位财务助理员，就是在路边晾晒被褥时被美军飞机炸死的。
部队在修路时，认真贯彻“疏散、隐蔽、伪装”的保护原则。驻地、车辆、器材都比较分散。营地住房离公路均有一段距离，一般都在树林下面不露房盖，做到“做饭不冒烟，点灯不见亮，晒物不见物”。在驻地和工地，依据地形地貌构筑防空工事。我军配属援越施工的高炮部队对敌作战曾击落击伤不少美机，但由于中越两国有协定，战果在当时全挂在越南军民的功劳薄上，我国和越南都没有公布这些战果。最艰苦和危险的是筑路一线的官兵，他们在敌人的炮火下披荆斩棘，挥汗如雨。有的地区丛林茂密，蒿草和藤木植物使人寸步难行，官兵们手持砍柴刀一路砍伐，才能在密林中劈出一条小道。部队在闷热的湿气中生活和施工，汗渍的衣服根本就晾不干，非得用火烤才行，否则就得穿湿衣服施工，不少官兵因此得了风湿关节炎。
官兵们与国内的通信联络主要靠军邮车。支队每两天派军邮车把部队官兵信件带到云南河口邮电局，又将国内亲属的来信带到援越驻地。部队通信地址是保密的，支队统一设一个代号信箱，写云南省某某号信箱，接着写某大队、中队及分队。零星人员也可顺路搭乘军邮车往来办事。在越老期间，“文革”正席卷国内，但援越部队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记得家里曾给我邮寄了几次国内社会上散发的“文革”小报。有时也出差回国办事。当时越南物资极度匮乏，城镇主要建筑物都被美国飞机炸毁，商店里空空如也，后勤部购买各种物资需要到河口或昆明；有时昆明军区工程兵后勤召开会议，我们就回国参加业务会，但公务结束必须按时归队。
三
越南的夏天很难熬。中午时分太阳如一团火球挂在空中，气温高达摄氏35度。我们这些来自国内东北地区的官兵，难以承受这种高温湿热的气候，经常感到闷热窒息，因而满头太汗，全身湿透。睡觉时，潮湿的被褥贴在身上更感难受。时间长了，大家总结出了经验，发现公路边晾晒被褥效果好。因为沙石路经太阳照射散发的热量有烘烤作用，于是大家就经常在公路边搭架子晾晒被褥，当然须注意遮挡隐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蚊子是黑色的，咬人很厉害，一天24小时随时会向人发起攻击。所以我们晚上要给身体暴露之处涂上防蚊油，然后钻进四面都扎紧的蚊帐。蚊帐一年四季都必须挂着，在热带丛林地区生活，最怕被蚊子咬患上疟疾。期间没遇到过大型野兽，可能被开山放炮吓跑了，但要防备猴子捣乱。后勤机关种了一点玉米、蔬菜，基本被猴子糟蹋了。猴子吃玉米时一边吃，一边掰下来丢在地上，晚上还结伙到驻地来骚扰，领头的猴子胆子大，竟然跳到室内寻找食物，听到喊声就窜出窗外逃之天天。大家对此始终没有好的办法。因按上级规定不准打猎、捕鱼等等，要求爱护越南的一草一木。
吃的方面，总部对出国部队给予特殊照顾，伙食标准每人每天0.90元，干部每月要交．12元的餐费，粮食和蔬菜主要靠国内供给，全是从几百里外的河口县拉来的。尽管当时国内搞“文革”，但出国部队后勤保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不过，夏季一旦遇上暴雨山洪暴发，公路被冲毁，补给运输车来不了，就只好吃干菜、花生米、粉条等。连续吃几天倒了胃口，大家就幽默地把花生米、粉条称作“钢珠菜”和“钢筋菜”。
在越南的业余生活很枯燥。驻地没通电，晚上点煤油灯或蜡烛照明，每人发一支电筒，防空警报一响就灭掉煤油灯，整个营区一片漆黑，如有紧急事务全靠打着电筒工作。业余时间大家会聚在一起打扑克、聊天。记得1966年秋天，中央慰问团到援越部队驻地慰问，演出了文艺节目、放映露天电影，大家兴高采烈如过年一般。昆明军区也来进行过慰问，还给每人发了慰问信和毛主席像章。援越部队与越南老百姓基本不接触，平时也看不到当地青壮年，在农田里劳作的多是老人和身背孩子的妇女，满脸挂着汗水和泥土甚为辛苦。逢过春节，部队会邀请越南县乡政府干部来驻地联欢。通常来宾二三十人，先开会由双方领导讲话，然后在后勤部食堂吃饭，每桌鱼肉蛋禽十多道菜，喝国内运来的白酒、啤酒。在战时能搞得这样丰盛，越南人员都非常满意。1967年2月，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曾率党政领导到5支队拜年，支队机关举行了招待宴会。越南慰问团以范文同的名义为科以上干部发了奖状，背面译文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赠，团结战胜美国强盗，铭记在越南团结战斗抗击帝国主义侵略。
四
随着筑路工程的进展，后勤部先后3次转移驻地。从1965年10月人越至1968年12月，经过全体官兵3年多的艰苦奋战，修筑了老街省班菲至安沛省朗达的7号公路、义路省巴溪至莱洲省平卢的11号公路，总长300多公里。1968年12月，5支队圆满完成了援越修路任务，奉命回国在云南玉溪市及所辖县进行两个多月的休整。
1969年2月，5支队又奉命奔赴老挝北部执行筑路任务。老挝与越南相比自然条件更艰苦，驻地敌情复杂。不仅会遭受敌机空袭，而且还要防范老挝右派军队的袭击。对此，部队在玉溪休整时就作了战前动员和思想教育，机关派干部到基层做宣传鼓动工作，下发宣传教育材料，向官兵讲清援老抗美的重大意义，拿着地图向连队官兵讲解援老抗美与保卫国家安全的关系。这支英勇顽强的工程兵部队，在老挝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继续发扬我军不怕流血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修建了总长800多公里的公路。
我随工程兵5支队参加援越援老抗美筑路7年多。1972年2月，当我们乘车从老挝回到国内边境城市时，望见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哨兵持枪向我们致敬，当地领导和群众敲锣打鼓列队欢迎我们胜利班师，大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那一时刻，我们深切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与和平的珍贵。同时，我也喜悲交加，喜的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军人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完成了任务深感光荣；悲的是一些战友永远长眠在越南或终身残疾。我们健康活着回来的人，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这段经历，是我在和平年代经受的一次艰苦的战争洗礼，也是我获得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始终能以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去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