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雩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1962年7月29日，建军纪念日前夕，叶剑英元帅在寓所推窗远眺，心情澎湃。他转身来到书案前，提笔写下了这首怀念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刘伯坚同志的七绝《怀战烈》。写毕，他掷笔于案，双目泛起了泪光，喃喃地说：“伯坚啊，你要是活着该有多好，你也能看到这火红的北京城，你也能同人民一起享受这胜利的喜悦啊！”
赴法寻求救国之道
刘伯坚，1895年1月9日生于四川巴州府（巴中市）江口镇（平昌县）一个商人家庭，原名刘永福。他天资聪颖，7岁进私塾，10岁转入老家金山寨高等小学——开明乡绅刘士奇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几年后，以优异成绩先后考入巴中县立中学、万县川东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永福内心受到强烈冲击，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他把名字改为刘伯坚，以此鞭策自己做一个顶天立地、济世救国的好男儿。
1920年刘伯坚大学毕业。此时，他的才华早已闻名川北。保定府（今阆中县）道尹陈秉坤三番五次邀他去当秘书，还许诺给他一个县官做。但刘伯坚拒绝了，他要去法国勤工俭学，寻救国之路。
是年6月，在海上漂泊一个多月的刘伯坚，历尽艰辛到达欧洲，进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期间，他系统地研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潜心研究欧洲工人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精髓。
1921年初，刘伯坚来到法国，结识了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并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劳动学会。不久，他同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富春等领导了以争生存、求学权为主要内容的“二八”运动，以及6月“抗拒中法大借款”和9月“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等重大政治斗争。
同年，刘伯坚加入了周恩来、赵世炎发起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文采斐然的他开始在机关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上发表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6月，刘伯坚作为旅比支部的代表，出席了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8月，在蔡畅的介绍下，他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任旅比党的支部书记。1923年2月，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刘伯坚被选为候补委员，不久任中共旅欧总支部第三届书记，积极从事党的组织和建设工作。
1924年，刘伯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奔赴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大学。他待人和蔼、处理问题稳重，为中国留苏学生学习和工作的顺利进行，费尽心血，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作“驻苏大使”，或者干脆叫他“老大哥”。其实，他比许多同志的年龄都要小。
西北军的刘部长
1926年春，刘伯坚参与创办《前进报》，大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5月，受党的委派，刘伯坚接待了一位特殊客人——到苏联“考察”求援的冯玉祥将军。此时的冯玉祥，因脱离直系，改所部为国民革命军，电邀孙中山主持国家大计，遭到奉、皖军阀的强力反对而失势。后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的建议下，前往苏联学习强军救国之方。
其时，刘伯坚不单单是给这位爱国将领当向导，更主要的是要争取他向共产党靠拢。在刘伯坚的热心帮助下，冯玉祥看到了苏联红军中政治工作的非凡作用。他来了兴趣，想仿照此法。
1926年8月冯玉祥准备回国时，邀请刘伯坚到他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政治部部长。刘伯坚欣然从命，陪着冯玉祥穿过外蒙古荒原，进入绥远。那儿有冯玉祥的十几万西北军。
为了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分裂出来的部队，刘伯坚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一时间，他不但是冯玉祥身边的红人，还成了西北军界要人家中的常客。
1927年1月，刘伯坚又电请中共中央派部分在苏联学习的共产党员到部队来开展政治工作，以振士气。很快，邓小平一行20多人受中共派遣，于2月5日来到西北军。之后，中共中央又陆续派来了刘志丹、安子文等200多名干部。在刘伯坚的精心安排下，他们分别插入了西北军各部，从事政治工作。
为把冯玉祥那些面带饥色、出身贫苦的士兵，变成革命的战士，刘伯坚可谓煞费苦心。他创建了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开办军政干校，培养革命骨干，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而奠定了党对西北军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基础。
那段日子里，刘伯坚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以上。高涨的革命激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赢得了许多高级军官的钦佩。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等都与他交上了朋友。此后，他们有的成为我党的支持者，有的率部起义加入了共产党。总之，在此后的20年里，西北军连续发起过宁都暴动、察绥抗日同盟军、西安事变，直至淮海战役开始，西北军最后一支余部在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起义。气得蒋介石直骂：“尽是西北军坏事！”恐怕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些都是刘伯坚在西北军洒下心血浇育的结果。
在西北军期间，刘伯坚身为政治部负责人，职务超过军长，但行军时，他却同士兵和下级军官一样徒步前进，边走还边同大家谈心。他能道出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兵士们的心声，许多人都说：“刘部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的大官啊！”又说：“听刘部长一席话，当得三月饷。”由于西北军官兵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由此感到共产党的作风真是好。连冯玉祥在《我的的新生活》一书中，也这样评价刘伯坚：“他却是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叫我不得不钦佩他。”
除了在部队开展工作外，刘伯坚还很注重群众工作。他秘密组建中共陕甘区委，主持马列主义训练班，在陕、甘、宁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舍小家的革命者
1926年10月，刘伯坚在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做演讲时，认识了有名的才女王淑振。那时王淑振年方二九，苹果般的圆脸上嵌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总是那么天真地笑着。但她善于思考，目光敏锐，提的问题，每每一针见血，给刘伯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刘伯坚演讲完毕，王淑振连珠炮般提了几个问题。刘伯坚幽默地说：“哎呀，这位同学，你怎么这么厉害啊？”王淑振不好意思地笑道：“因为我本来就叫‘风雨无阻’嘛!”
原来，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西安后，各校纷纷成立雪耻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王淑振被选为女子师范的学生代表，时常出外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在一次反军阀示威游行前，天降大雨，北风劲吹，有人胆怯害怕，说天气恶劣，要求取消游行。王淑振立刻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大书“风雨无阻”4个字。她的这一举动令全场斗志昂扬，游行按时举行。
刘伯坚知道了王淑振得名之因，赞扬她是巾帼英雄；淑振也很欣羡刘伯坚的才华，更钦佩他革命救国的豪情。一来二去，两人遂互生爱慕之心。
由于认识了刘部长，一腔热血的王淑振，常常借这个“靠山”，跑到总司令部同冯玉祥将军辩论时势，多次搞得将军理屈词穷，只能大呼：“女中豪杰，女中豪杰，你还有什么问题，请让我们政治部部长刘伯坚来回答你！”
1927年3月，两人终于走到一起。西北军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夫人张玉燕为他们证婚，并操办了隆重的婚礼。冯玉祥将军和在西安的国共两党著名人士纷纷前来祝贺。婚后，王淑振在西北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工作，并在刘伯坚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夏天，冯玉祥受蒋介石哄诱，与共产党分手，刘伯坚也被“礼送”到武汉，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28年初，党中央派刘伯坚再度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与刘伯承成了同学。妻子王淑振则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大儿子虎生去了上海，在纺织厂从事女工工作。
1930年，刘伯坚回到上海，翌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军委秘书长、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王淑振则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华苏维埃革命政府担任秘书。
为了革命需要，刘伯坚夫妇在前往苏区前，将大儿子虎生托付给儿子的大舅妈梁凤笙带回西安抚养。没料到，这一别，虎生此后再也没有见过父母。而这时，王淑振还怀着小儿熊生，身边带着二儿豹生。后熊生出生不到一个月，王淑振就把他送到了闽西连城县芷溪村黄荫胡家抚养。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亲生骨肉？！但刘伯坚夫妇的3个幼子自来到人世，便天各一方。为了革命，他们就这样牺牲了小我的幸福。
为了日后能找到自己的小儿子，王淑振与黄家订下了“抱约”：
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长，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根，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续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母王淑振字
公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写于闽西芷溪
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刘伯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12月，他受党的派遣，前去宁都主持策反二十六军的工作。事情的起因是：九一八事变后，尽管中共强烈呼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却仍把中原大战中被他打败而收编的西北军主力第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进行第三次“围剿”，并命中央军在后面督战。这种“一石两鸟”的毒计激起西北军官兵的极大愤慨。他们怒吼：“回北方，打日本去！”刘伯坚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派往宁都的。
刘伯坚到宁都后，凭借以前建立的党组织关系和非凡的政治经验，于14日成功策反。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73旅旅长董振堂率部1.7万人起义，该部隧后被编为红五军团，刘伯坚担任了该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的领导下，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该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极大提高，逐渐发展成为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屡建战功。
在艰苦动荡的战斗生活中，刘伯坚经常把二儿豹生放在箩筐里，由自己或红军战士挑着，在转战各地的路途上，给他讲故事，教他唱歌。1932年5月，刘伯坚在给梁凤笙的信中这样形容爱子：“豹儿倏已三岁余，近来日食鸡子（注：鸡蛋）六枚，牛奶三次，双颊润红，虽不及虎儿丰腴，轮廓清癯，颇肖诸舅。此儿大目明活，眸子星亮，健步学语，终日嬉戏歌唱，琅琅上口，入睡始息。
1935年初，南方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险恶，刘伯坚不得不把5岁的豹生托付给革命群众郭贱姑抚养。这天晚上，他亲手把儿子放进一只箩筐，又将儿子的衣物装进另一只箩筐。离别时，他送了一程又一程。年幼的儿子哭闹着不愿离开父亲，刘伯坚就摸着他的头说：“等爸爸打败了敌人，一定会来接你的。”他又对郭婆婆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我回来接孩子，我会好好报答你老人家的。如果我牺牲了，我这儿子就做你的孙子。”
狱中豪迈的诗人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刘伯坚因反对“左”倾路线，被排挤出红五军团，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0月下旬，20万国民党军将留下的3万红军（半数系伤病员）压缩到赣南一隅。1935年2月，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直机关、部队在仁风地区陷入敌人重围。3月4日，刘伯坚随同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等率2000余人，从于都南部向赣粤边界的油山方向突围。战斗中，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左腿，顿时血流如注，他一下子从马上摔了下来。离刘伯坚不远的红小鬼谢有才，赶忙上前扶起他往前走。刘伯坚不想连累部下，他一掌推开小谢，说道：“小鬼，谢谢你！我来掩护你们！赶快向外突围，多冲出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革命就多一份希望！”说完，他拾起一把冲锋枪，翻身一滚，卧在一棵老松树下，向冲过来的敌人猛烈射击。
当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刘伯坚奋力站起身来，沉静地面对着张牙舞爪扑过来的敌军……
敌人将刘伯坚和他的战友囚禁在塘村的一幢民房里。此时，刘伯坚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忍着疲惫和枪伤，挥笔写下了：“生为中国生，死为中国死”、“死以殉主义”的绝命词。
3月5日，敌人将被俘人员押往登贤县粤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下午4点，刘伯坚被带到了敌团长李振的办公室。此人曾是叶挺将军手下。他一边好酒好肉地招待刘伯坚，一边以“一家子人”的说辞来劝降。刘伯坚早知他的底细，哈哈大笑说：“国难当头，我岂能为个人利益，叛党投敌！我劝你别在我刘伯坚的面前打小算盘了！”
3月9日晨，刘伯坚与其他被俘人员一道被陆续押解到粤军第一军部所在地大庾县，囚进大庾监狱。
是夜，刘伯坚在狱中静静地凝视着窗外的一线月光，回想起革命的坎坷，不胜感慨。遂写下《狱中月夜》一诗：
空负梅关团栾月，
囚门深锁窥不得。
夜来皎皎上东墙，
反映铁窗皆虚白。
当晚，粤军军长余汉谋，为了从刘伯坚口中掏出想要的情报，一网打尽赣南游击队，特意带着参谋长、军法处长、摄影记者等，驱车赶赴大庾监狱，软硬兼施，结果毫无所得。
穷凶极恶的敌人给刘伯坚戴上了一副20多斤重的脚镣，又加上了一副10来斤重的手铐。3月10日上午，敌人将被俘的一千多人集合到操场上，然后把刘伯坚带到他们面前，叫他指认谁是红军干部。刘伯坚只是一句话：“我不认识他们！”不久，这些被俘人员都被视为一般战士，被释放了。
12日凌晨，敌人为了挫挫刘伯坚的锐气，把他从监狱里押了出来，在大庾县最繁华的青菜街（今建国路）游街示众。身穿灰军装、头戴红五星帽，拖着粗长铁镣的刘伯坚，一边向两旁的乡亲致意，一边高唱国际歌。在哗啦啦的镣铐声中，他始终高昂着头颅。
当刘伯坚一步一挪，行到庙口时，余汉谋假情假意地迎了出来，边与刘伯坚打招呼，并要过钥匙，弯腰来开镣铐。所谓军座感化共魁的特别新闻，第二天就上了国民党的各大报刊。
之后，敌人把刘伯坚关押在大庾绥靖公署候审室，拿来笔墨，让他在两天之内，写好交待。夜里，刘伯坚不顾伤痛，翻身下床，蹲在豆大的桐油灯前。他没有写什么供词，而是挥笔写下了一曲人间正气歌：
带镣长街行
—-九三五年，烈士刘伯坚，被俘大庾县，过街气轩然。牢中留此诗，百载正气传。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世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拼做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这首英雄主义之歌写成后，狱中战友们争相传阅，大大鼓舞了斗志。3月13日深夜，刘伯坚又提笔写下了揭露敌人，抒发革命情怀的《移狱》诗：
大庾狱中将两日，移来绥署候审室。
狱长八尺宽四尺，一榻填满剩门隙。
五副脚镣响锒铛，匍匐膝行上下床。
狱门咫尺隔万里，守着持枪长相望。
狱中寂静日如年，囚伴等吃饭两餐。
都说欲睡睡不得，白日睡多夜难眠。
檐角瓦鹊鸣啾啾，镇日啼跃不肯休。
瓦鹋生意何昂然，我为中国作楚囚。
夜来五人共小被，脚镣颠倒声清脆。
饥寒跳梁声啧啧，门灯如豆生阴翳。
夜雨阵阵过瓦檐，风送计可到梅关。
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
刘伯坚把写好的这首诗另抄了一份，附在所谓的交待书后，一并交给了敌人。余汉谋一见，气得恼羞成怒：“这是共产党宣言，哪是什么供词？”一屁股跌在椅子上，说：“共产党的骨头真是硬呐！”
刘伯坚被捕后，粤军中一些军官自称“爱惜人才”，劝他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获得自由，反正他以前也加入过国民党，算是“迷途知返”。但刘伯坚丝毫不为所动，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一些亲属得知刘伯坚被囚的消息后，想找过去与他交厚的国民党西北系要人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营救。刘伯坚去信坚决反对，说自己与他们感情虽好，走的却是不同的道路，如果去求他们说情，便是“丧失革命者的人格”、“是对自己的侮辱”。
视死如归的英雄
1935年3月15日上午，刘伯坚被带到了审判厅。无计可施的余汉谋，派军法处处长周天民去杀杀刘伯坚的“威风”。身材矮胖的周天民故作威严地一拍惊堂木，厉声喝问：“刘伯坚，你叫什么名字？”
刘伯坚瞧他假装正经的样子，冷笑一声，道：“你喊出我的大名了，还问干什么？”这位处长大人一时瞠目结舌，好半天才愚不可及地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这段趣事，被记载在了解放时缴获的国民党审讯档案录里。当时周天民还故意问：“你们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刘伯坚则回答：“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息，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结果，敌人没有审出刘伯坚什么来，反倒被刘伯坚“赤化”了一番。
从法庭归来，刘伯坚知道死神离自己越来越近了。死，他不怕。他以一个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镇静地给爱人王淑振的大嫂梁凤笙写了一封千余字的家书。
在信中，他着重交待了几件事情：第一：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第二：千万不要去找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诸人来营救。他和他们走的道路不同。第三：交待了三个儿子的寄居之地，并要求“诸儿受高小教育至18岁，即入厂工作，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第四：他为了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四川的家早已抄没，人口死亡殆尽。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及兄嫂了。妻子淑振去闽，已两月没通音讯了。
在写下这封家书时，身居囹圄的刘伯坚万万没有料到，他的妻子，一位女中豪杰，忠诚的共产党员，年仅29岁的英雄母亲，就在他牺牲的前后几天，在一个风雨之夜，被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的几个王明路线追随者，带到长汀县四都乡西面的姜畲坑秘密杀害了。而就义前的刘伯坚，却还在信中祝愿妻子在组织的安排下，“应该从闽平安抵沪了”。
3月19日，粤军军事法庭判处刘伯坚、廖昔昆、陆如龙、连得胜、王志楷5位坚贞不屈的红军指战员死刑。刘伯坚闻悉后，写下了入狱以来的第三封家书，信中表示：“弟在堂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为中国民族的解放流血。曾有遗嘱及绝命词给你们，不知收到没有？”又说，“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撼，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须得到解放的，弟的热血不会自流了的。”最后，他一再嘱咐后代：“最重要的是，诸儿一定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为中国民族的解放而抛洒热血！”
3月20日10时许，刘伯坚被押到了大庾城隍庙大殿前。敌人问刘伯坚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不然子弹不认人了！刘伯坚笑道：“事嘛，我要交待两件！第一，我要写封家书，叫我的子孙后代，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许你们扣留。第二，我死了要葬在梅关。”
敌人大失所望，说：第一件事情许可；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死了要葬在梅关？
刘伯坚答：“葬在梅关，站得高看得远，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火种遍地燃烧，把法西斯制度彻底烧掉！”
“死到临头，还这么硬！”无奈，敌人只好拿来笔墨纸。刘伯坚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地挥笔写道：
淑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须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们无论如何，也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路线；并要尽一切力量，教育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此致
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一日（注：此日期系烈士误记）于大庾
书信笔迹如平常一样，道劲有力，恢宏大气。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大义凛然，一个英雄的视死如归，字字都闪烁着铮铮铁骨的光辉！
刘伯坚慨然就义的翌年末，西安事变爆发，王淑振的嫂子凤笙将伯坚的几封遗书交给了来西安斡旋的周恩来。周恩来对此一直缅怀不忘，直至上世纪60年代还多次提起：“那些遗作，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里流血牺牲的烈士给他的亲人的最完整的遗书。是我们党的宝贵的财富！”
刘伯坚牺牲后，大庾人民高筑烈士墓，修建纪念堂。1986年10月9日，在四川平昌县，刘伯坚烈士的纪念碑落成，邓小平、叶剑英题写了碑词碑文。1995年中共中央隆重召开纪念刘伯坚同志百年诞辰暨壮烈牺牲60周年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