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农历十一月十九）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他在童年时代其父母也为他过生日，过法并无特别之处。因为，他的父辈是农民，家境并不富裕。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立志走出乡关，并声言“学不成名誓不还”之后，无论是长沙求学，故乡建党，穗沪生涯；还是秋收起义，井冈战斗，苏区创建，以及长征壮举，他忙于发动民众，领导武装斗争，把生死都置之度外，昼思夜想的只有革命和人民。那时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一样，都不过生日。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许多人祝过寿，但拒绝别人为他做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得解放，人们想为毛泽东祝寿，但他坚持说“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步入老年以后，开始注意起自己的生日，但从不接受别人的宴请。他有时在12月26日这一天，邀请一些人聚一聚。餐桌上没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套话，更没有寿星端坐，接受别人祝寿之类的旧俗。只摆几个简单的菜和一些红白酒，与人聊一聊。这种寿辰小聚往往像开会，充满了政治内容和时代特色。毛泽东的“生日”，时过时不过，过法各不同，一切由他自己决定，既有趣又耐人寻味。
五十岁生日：拒绝做寿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0岁生日。按照中国的习俗，50岁是大寿，理应好好庆贺一番。于是党内一些同志提议为他做寿，同时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年的4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致信毛泽东，报告了这一计划。这是毛泽东1910年离开故乡以来，第一次遇到“生日问题”。
此前，延安一些同志已开始着手准备。任弼时郑重嘱咐毛泽东的好友、诗人萧三；写一本毛泽东传，以庆祝他的五十大寿。毛的秘书胡乔木也极力赞成此事，为使萧三集中精力写成这本书，免除了他的一些会议活动，力争12月下旬写成。为此，萧三访问了延安的许多老同志，搜集了大量素材。更为难得的是毛泽东在与他聊天时，也零星地谈到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根据这些材料和萧三自己做学生时与毛泽东的接触，准备写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公开发表。
毛泽东看了凯丰的信，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能做这类事，何况又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经过认真考虑，他在4月22日给凯丰回函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
在这封信中，针对凯丰所言“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尚没有成熟。”这番话，表达了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理论的冷静评价和高标准要求。
既然毛泽东对做寿之事明确拒绝，所以到了12月26日，延安各界都没有什么祝寿之类的举动。萧三为毛泽东作传的计划也就放缓，他那篇长文延至1944年7月初才在《解放日报》上刊出，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看了，几次传话给萧三，让其停止写他个人，后来还当面劝萧三多写群众。萧三争辩说：“我这是自己补课，并且写你和写党的斗争是不可分的，这有重大教育意义……”
当时，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的寿辰为何日，这就引出一个关于毛泽东生日的小插曲。1944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中宴请五六名高级干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饭后漫谈时，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问毛泽东多大岁数，毛说是光绪十九年癸巳生人。续又问月日，毛说是阴历十一月十九。续范亭这才知道，毛泽东比他小一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九是毛泽东50岁整寿。他当场赋诗一首：“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黄龙痛饮炮干鸣，好与先生祝寿考。”大家听了鼓掌说好，毛泽东笑着点头致谢。
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拒绝为自己做寿，“怕生出不良影响”，但他对许多老同志的生辰却记挂在心，如对吴玉章、林伯渠、朱德、徐特立等，用书信、题词或其它形式热情祝寿；他还邀请住地枣园村24位年过60的老人赴宴，为他们集体祝寿。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他人第一”的高风亮节。
六十岁生日：在京刚过完，江青又安排
195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花甲”大寿。党中央收到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友好团体和知名人土发来的贺电、贺信，热情祝贺毛泽东六十大寿。毛泽东决定，对于这些贺电、贺信，一律不准公开发表。
可是，警卫人员们抑制不住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想给他祝寿。这天，中央办公厅警卫科长申虎成很早就来到值班室，走到毛泽东床前，把大家的心意报告给他，并祝他健康长寿。
毛泽东听后微笑着点点头，说：“谢谢同志们！”稍停，又对申虎成说，“你去备点酒，让老廖师傅做四个菜，一个汤，请大家一起吃顿饭。”毛泽东还特别叮嘱说。别忘了告诉烧锅炉的工人和秘书同志们，请他们一起来。”
这次简朴的“寿宴”只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没有他的亲属。当天毛泽东就启程赴杭州，晚上到达，住在西湖边上的刘庄。
这是毛泽东建国后首次来杭州，他一生共来过40次。除北京外，杭州是毛泽东住得时间最长的城市，他把杭州视作第二故乡。
毛泽东这次来杭州，一住就是两个半月，第二年3月14日才回北京。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随行人员有中办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以及叶子龙、江青。
毛泽东住下后，江青找到负责接待的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王芳说：主席不愿意人家向他祝寿，但我们得有个表示。1954年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并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但不要说“祝寿”、“长寿”什么的，意到话不到，免得主席不高兴。
浙江省委完全同意这个方案。12月30日晚，毛泽东高兴地赴宴。餐桌上除了酒菜外，还摆放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意为庆祝华诞、祝愿长寿。席间气氛热烈愉快，大家轮流向毛泽东祝酒，他高兴地一一作答。他平时很少喝酒，但那晚却喝了不少，对杭州菜也很喜欢。末了，毛泽东面前还有四杯茅台酒，他冲王芳说：你喝了吧，别浪费。王芳遵命，一扫而光。几年后，毛泽东还传话给王芳，要他少喝点酒。
这年毛泽东60周岁，两鬓已有一些白发。吃完饭后，他的兴致依然很高，没有离席之意。大家高兴地围着他说话。罗瑞卿开玩笑说“王芳厅长，你一个山东大汉，怎么起了个女人名字，应该改一下，去掉‘芳’字的草字头。”王芳表示同意改，并当场请主席批准。毛泽东红光满面，谈笑风生，笑着说：“我可不同意，你们山东绿化搞得不好，到处都是荒山秃岭，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这番话，引起大家一阵笑声。
事后，王芳问江青：主席领会我们设宴的用意吗？江青笑而不答，稍停又说：这不重要，反正我们的心意到了。她似乎对自己的这次巧妙设计很得意。
六十七岁生日：大讲调查研究
196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7岁生日。他不主张做寿，但每逢这天，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要提醒他一下，擀碗长寿面条给他吃。有时，毛泽东还把他身边工作同志请来，一起相聚，吃顿便饭，和大家拉拉家常。
这一天，毛泽东原打算在晚饭时同大家聚一聚。可是，他一早上床，直到下午怎么也不能入睡。他让李银桥告诉机要秘书高智：决定和大家一起坐坐，吃了饭再休息。于是，叶子龙、汪东兴、王敬先、林克、李银桥、封耀松和高智七人，便到毛泽东办公室那个只能摆一张圆桌的过道里，同他一起吃饭。平时，毛泽东吃饭就很简单，这顿生日便饭，因在国家困难时期，所以更简单。没有肉，没有酒，只有几个素菜，一盘辣子，一个汤，主食是米饭，李师傅特地又擀了一点面条。
毛泽东在饭桌上与大家亲切交谈。他语气沉重地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已经67岁了。今天请你们来，你们都是我身边的人，大家一起吃顿饭。可是现在老百姓遭了灾，衣食无着，受冻挨饿，我心里难受啊！……”他还谈到早年革命斗争的一些事，要求他们认真读马列著作。接着，毛泽东话题陡转，说“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就会空虚。”又说，“现在，咱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还缺少经验，要想法常下基层，多深入实际，老老实实向群众学习。不然，老在屋里看文件是会死人的。”忽然，毛泽东睁大眼睛，把大伙儿一扫，提高声音说，“你们谁愿意下去？”高智紧坐在毛泽东的右边，抢先说“我愿意下去。”“好！”毛泽东伸出大姆指，接着又问，“你们谁还愿意下去？”大家争着一个接一个地报了名。
这时，毛泽东精神大振，高兴地说“好！你们明天就下去！”高智说“主席，明天就下去不行，还得学习学习，准备一下才行。”“那好，你们去北京参加两个星期的训练班，准备一下再下去。”又说，“以后要轮流下去，其他同志，等你们回来再下去。”
第二天清早7时许，毛泽东按电铃把高智叫去拿夜里批阅过的文件等，同时交给他用铅笔写的一封信，指示他去交给汪东兴办。信是连夜给准备下去的几个人写的：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河南省）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1961年1月15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又接见他们。经过两周准备的他们都穿着下乡的衣服，毛泽东“检阅”后很满意，并同大家一起合了影。下乡的同志，除原定的6人，机要室和警卫局又抽出局、处级干部4人，共10人。
接见时，毛泽东又谈到下乡的意义。他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下去搞些调查研究，看看那里的生产和生活到底有什么问题？集体吃食堂到底行不行？群众有什么意见，如实反映上来。不要隐瞒，一定要讲真话。”还说，“你们下去以后，既要了解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也要向群众学习一些生产知识。”
他们按毛泽东的指示，去河南、江西搞调查研究，实行“三同”一年，带回许多真实情况，向毛泽东如实作了汇报。毛泽东表扬了他们。此间，周恩来也仿照毛泽东的办法，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基层搞调查研究。这种做法，对于制定和调整党的政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七十岁生日：自费办了一次“像样”的家庭寿宴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0岁大寿。古云“人活七十古来稀”，加上此时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中苏论战初获胜利，毛泽东心中充满喜悦。他第一次主动提出，自己出钱办酒席，设家宴请大家，一起过这个生日。
宴席设在颐年堂，时间定在12月26日晚上。对于吃什么菜，喝什么酒，请什么人参加，设几桌菜等，毛泽东都作了具体交代。
12月25日下午，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顾作良与厨师们一起，讨论制定菜谱。他们决定不搞什么山珍海味，也不上什么名贵酒水，大多是毛泽东平时爱吃的普通菜肴，再增加几道有祝寿意义的菜而已，是一次既普通又有庆祝意义的宴席。他们把这个方案报上去后，得到了批准。12月26日，毛泽东厨房的两位厨师，加上从服务科请来的一位厨师，开始了紧张的准备。
晚7时，寿宴正式开始，有30多人参加。厅内灯光明亮，洋溢着喜庆气氛。毛泽东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席，他的亲属们坐另一桌。大家推杯换盏，欢声笑语，同祝毛泽东健康长寿。毛泽东站起来笑着举杯答道：“谢谢，大家健康长寿！”然后喝下一口酒，大家鼓掌欢笑。
庆寿家宴结束后，毛泽东提出要与每个人照一张像留念。人们鼓掌欢迎。
这天晚上，毛泽东没有讲更多政治性的话，但始终微笑，流露出少有的轻松愉快；人们也没有许多祝寿词，但从心底真诚地祝主席健康长寿。
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和丈夫孔令华、侄女毛远志和丈夫曹全夫及他们的女儿曹立亚、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容，都来看他，他显得很高兴。饭后，毛泽东特意穿了他那身浅灰色的中山装，与孩子们一起照了几张纪念像。
七十三岁生日：像召开一次会议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这天晚上，他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吃饭。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等人。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
吃饭前，毛泽东先作长篇讲话，像是举行一次会议。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的话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最后一个生日：面条全碎在锅里
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这天，毛泽东特地请来了以前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几位同志。一早，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护士长吴旭君、秘书张玉凤等来到毛泽东的居室，居室里立刻传出了欢声笑语。
这次生日，毛泽东的餐桌上也很简单，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菜。负责毛泽东生活事务的吴连登给田树滨师傅打电话的时候，老田正在电话机边守着。田树滨是中南海的面点师傅，面食点心做得特别好。毛泽东生日的长寿面，每次都是他擀的。放下电话后，田师傅急忙拿上工具到毛泽东的厨房擀面条。没多久，毛泽东说要吃饭。田师傅把面条下入沸滚的锅里，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面条全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是整的！这一幕惊呆了毛泽东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和吴连登。田师傅流着泪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强烈地感受到厨房里浓厚的伤感和惊慌气氛。
毛泽东吃饭的时间短，菜又不多，只等着吃寿面。再擀面条肯定来不及了，吴连登当即决定：煮挂面！几十年后吴连登说：“主席临终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哪里知道这最后一碗长寿面不是手擀面，而是挂面。但他吃得还是很香。”这顿生日饭，毛泽东还喝了胖头鱼汤，并高兴地说：“胖头鱼汤好香噢！”他坚持自己用勺舀汤喝，显得格外高兴。
毛泽东最后一个生日时，金日成又送来了朝鲜的大苹果，表示祝贺。这些苹果，装在竹制的圆形果篮里。篮子的把上缀着两个红色缎带，上面有金日成用朝文亲笔写的：“祝毛泽东主席长寿”几个字。
毛泽东见了老朋友送的礼物，自然高兴。他拿出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端详片刻，然后对身边的人员说：“这苹果，留下两个，其它的你们分着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