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执导的影片《一九四二》今年6月17日在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发布预告片。据介绍，《一九四二》的拍摄计划于1993年提出，经历三起三落十八载后才得以顺利开拍，将于今年12月在国内上映。
《一九四二》改编自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作品《温故一九四二》，该片描述了1942年中国抗战时发生在河南等地的一场大饥荒，以此回望历史。探讨中华民族在深重灾难中表现出的丰富人性。电影《一九四二》，使得许多人第一次听说发生在70年前的河南大饥荒，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引用了当时的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有关河南大饥荒的许多报道，正是这个正直的美国记者，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了数以万计的河南灾民。通过白修德的报道，人们得以了解到那段被遮蔽多年的惨绝人寰的历史。
《大公报》报道河南大饥荒真相，报纸被停刊记者被逮捕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这次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关于死亡人数的具体数字，由于没有具体统计数字，至今说法不一，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说死亡人数在300万人以上，而多数历史资料中则称死亡人数为500万人。“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则是“人祸”，是由于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造成的。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小麦大幅度减产，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一些地区的庄稼甚至出现绝产。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却以抗战的名义强征军粮，硬派赋税，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农民只好吃野菜、草根、树叶、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野菜、草根几乎被挖完，树叶、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活着的人们，像躲避瘟疫般地逃离家园，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然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却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24岁的天津小伙子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让张高峰无比悲痛的是天灾，让他无比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张高峰认为，他有责任将这一切报道出去。张高峰于是将此行所见所闻，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写成了6000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张高峰在文章中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张高峰的稿子，为啼饥号寒的灾民难过。他知道刊发张高峰的稿子，会冒极大的风险，会令当局震怒和不满：但新闻人的正义感和媒体的责任意识，还是让王芸生义无反顾地签发了这篇稿子。他给张高峰的稿件改动了标题为《豫灾实录》，使报道更客观和公正。
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刊登在《大公报》上，顿时如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王芸生意犹未尽，又亲自写出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刊发在第二天的《大公报》上，社评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社评将矛头直指当政者，斥其救灾不力。
一篇纪实的通讯，一篇犀利的社评，《太公报》接连两天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蒋介石勃然大怒，以《大公报》“危言耸听，有碍抗战”为名，当天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记者张高峰更是厄运当头，竟然被河南驻军逮捕，并遭刑讯，企图找出这篇稿子背后的政治背景，这在当时被称为“张高峰事件”。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两美国记者亲赴灾区探访，获悉人吃人惨象及腐败内幕
一张中国舆论界最负声望的独立报纸，居然因为披露了灾荒而获重罪，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自修德早就听到有关河南饥荒惨状和赈灾中存在腐败的传言，《大公报》因独家报道而被勒令停刊三天，更让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白修德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White)，是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他本来想研究中国历史，但费正清却认为白修德身上具有与斯诺相同的记者素质，便建议他与其当一名历史学者，还不如做一名出色的记者。于是，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他于1939年走进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因为热爱中国，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自修德。白修德在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具有新闻敏感性和冒险精神的他，决定亲赴河南灾区，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恰巧，自修德的朋友、美国合众社以及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想去河南灾区采访，两人便结伴向河南出发了。他们搭上了一架军用飞机从重庆飞往宝鸡，然后从宝鸡乘火车到了西安，又从西安到潼关，然后进入河南。为防日本人炮击，两人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经过整整一天到达洛阳，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两人随后骑马到郑州，然后由郑州搭乘邮车返回重庆。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跟看到的灾区的情况还是让两人深感震惊：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火车车厢顶部挤满了逃荒的难民，不时有人因手被冻僵抓不稳车厢从列车顶部掉下来摔死在铁道边；难民们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不少人因此而失去生命；昔日繁华的城市街头，如今一个个店铺关闭，街头上人烟稀少，冷冷清清恍如鬼城；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不时能听到弃婴临死前奄奄一息的哭声，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自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
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自修德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指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孩子死了，自己才吃的。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个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千干净净。这位农民辩解说是小孩死后他才吃的。一对饿极了的夫妇，曾把他们的6个孩子绑在树上，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出去讨饭——人少的时候总比人多容易得到施舍。还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来最后的一顿饱饭，然后全家一起自杀，此外还有易子而食的，易妻而食的
最初的震惊之后，自修德开始从技术上人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他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让他感到最大震动的还不是饥荒惨状本身，而是地方官员和军方的腐败。“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自修德万分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政府和军队的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他在1943年5月14日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一天晚上，白修德住到了某县的军队司令部里。一群农民前来拜访，希望自修德将他们的情况反映到重庆。这些人起草了一份报告，誊抄了两份交给自修德。报告中说，这个县共有15万人口，已经有11万人没有任何吃的了。而政府发放的救济，只有1万斤麸皮。
白修德与领头的人交谈：“你收了多少粮食？”“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在旁边认真听着的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官立即暴怒起来。他把领头人叫到一旁严加斥责。这位农民战战兢兢地回到白修德跟前，称刚才“说错了”，说抽的税每亩不过五斤。那名指挥官还要求自修德把农民交给他的报告退还。自修德退了一份，但指挥官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去。临别前，白修德与农民们相互对视，默然无语。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但各级官员对灾情却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离开河南的前一天晚上，河南的政府官员宴请了自修德等人。有心的自修德留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单，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馅饼上洒满了白糖。想想灾区人吃人的惨状，自修德面对满桌的美味难以下咽，他说，这是他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宴席。
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河南大饥荒，白修德向蒋介石面呈实情
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还没有离开河南，他立即动手撰写稿件，从郑州走到洛阳时，他已经完成了为《时代》周刊所写的特稿。他不想等到回重庆，而是直接在洛阳找了家商务电台把稿件拍发了出去。按照当时国民政府战争时期新闻管制的规定，所有外国记者采写的稿件，在向所服务的媒体发稿时，无论在何地发报，都需先发给重庆，由有关部门审查后，再行发往国外。这一次，鬼使神差，自修德的报道居然没有绕道重庆，而直接由洛阳发往了美国。也许是洛阳的这家商务电台的工作人员疏忽，忘记了政府的有关规定，也许是发报员良心发现，有意让自修德未经审查的稿件直接传向海外。《时代》周刊收到了自修德写自河南灾区的现场报道，迅速在1943年3月22日刊载了出来。在这篇标题为《直到下一次收获季节来临》的报道里，自修德描写了他在河南灾区看到的惨状：“狗在路边啃人的尸体，农民趁夜色降临后寻找人肉，荒芜的村庄望不到边，乞丐在各个城门的门洞里挤成一团，每条公路上都有弃婴在号哭，在死去……”
二十世纪40年代的美国《时代》周刊，是美国乃至世界最具影响的杂志。白修德的文章登出后，顿时在国际上引起轰动，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当时正值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在美国访问、讨要贷款的最关键时刻，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的3月1日，宋美龄还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3月15日，《时代》周刊又报道了宋美龄重返母校。然而仅仅相隔一个星期，《时代》周刊却发表了白修德披露河南灾荒真相的这篇长篇报道，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腐败，第一次损坏了蒋氏夫妇的美好形象，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这让正在美国风光十足的宋美龄极为恼怒。更何况《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是美国舆论界最支持蒋介石的代表，也是宋美龄的老朋友，宋美龄在美国访问期间的许多活动都是由卢斯操办的。宋美龄看到报道后大发脾气，强烈要求卢斯将自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希望国民政府能迅速启动救灾机制，赶紧让军队停止征粮，赶紧派出赈灾车队将粮食运进灾区，以解救那些奄奄一息的灾民。他将目睹的惨状向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领事馆汇报，还拜会了国民政府要员何应钦、孙科、张群、孔祥熙以及宋庆龄等人，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自修德的报道也使得他一夜之间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国民党官员指责他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国民党官员则指控他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报道偷发出去。国防部长何应钦知道了自修德对河南驻军的非议和微词，点名要自修德去见他。会面时自修德情绪激动，与何应钦大吵了一通。何应钦拒不承认从外省运去河南的救灾粮食被军队抢走。白修德坚持说，他与被抢走粮食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给国防部的汇报都是假的。
同时，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官员蒙蔽了，他要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介石却拒不接见他。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此事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介石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白修德。见面时，蒋介石对他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自修德告诉蒋介石灾民饿死的惨状，以及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自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介石看到这些相片后表情极其尴尬，间他在哪里拍的这些相片，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接着他又向自修德表示感谢，说白修德“比中国的调查人员更能干”。会见持续了二十多分钟，然后，蒋介石将自修德客客气气地送出了总统宫邸。
自修德原本以为会有官员遭受处分，“甚至有人会掉脑袋”。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蒋介石也确实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无非是蒋介石为了搪塞舆论，推出了政界、军界的几个小角色来充当替罪羊。但自修德绝对不会料到，掉脑袋的人中竟有洛阳电报局那个将自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因为他“泄露机密”卜拍发了美国记者的灾荒报道。自修德在震愕、愤怒之余，不胜感慨：“我鄙视蒋。我再也不认为蒋介石或他的那个美国化了的行政当局是一个真正的政府。这里无法可循！”
惨绝人寰的河南大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
事实上，资料显示，1942年夏天，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蒋介石在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并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却并没有免征军粮。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以后在回忆时说，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出乎意料的是，为了追求政绩，当时的粮食部长徐堪却将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就多征收了1.5亿斤粮食，不知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1942年10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本是遏止河南灾情蔓延的关键时刻。因为随着冬季的到来，灾民的大量流亡，死亡率会急遽上升。湖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宋致新在她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中提到，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不但拒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经过实地考察，承认河南灾情确实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为河南灾民涕泣陈情。然而，多方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救灾的重视。河南省政府仍然派人到各县督促征粮。当省府大员到各县督征时，有的县长谈到老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情景时，不禁痛哭失声，跪地磕头，请求免征。县政府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自卫队的团勇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只好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
河南省军政不和，政府内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责任，也是导致灾情酷烈的原因。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向上邀功，瞒灾不报；军方只管要粮，以势相逼。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与陈诚、胡宗南并称“陈、胡、汤”，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宫、第37集团军总司令，还身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人称“中原王”，辖众四十万，驻守中原。由于威高权重，汤恩伯极为腐败。大灾中，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横征暴敛，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老百姓把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当时河南流传着民谣：“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水”为水灾，“旱”是干旱，“蝗”为蝗灾。最后的一个“汤”字指的就是汤恩伯。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汤恩伯部进入河南后，为了扩张势力，收编了当地大量的土匪游杂部队，这些土匪改编而成的游杂部队，军纪之败坏可想而知，他们向农民派粮派款、抽丁，大肆搜刮钱财，还从事贩毒活动。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然而，从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线无大的战事，国统区还有许多省份丰收。国民政府如果诚心抓紧救灾，是能够把灾情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但蒋介石政权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致使灾情日趋严重、不断蔓延。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两美国记者由此看透国民党政权，由拥蒋转向亲共反蒋
《大公报》和美国《时代》周刊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这两人到了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视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两人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两人匆匆转了一圈，在当地官员的配合下，将“缩水”的灾情报告交给了蒋介石。随后，国民政府拨了两亿元法币作为救济金，并命令当局减轻赋税。但当时饥民最需要的是粮食，而非钞票。大饥荒那年，河南物价暴涨，两亿元法币最多可购得2000万斤粮食，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甚至就连这点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拖到1943年夏天，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到了1943年秋季，麦子终于成熟，饥荒渐渐过去。此时，河南省已经饿死了约500万人。而当时的官方统计，死者仅为1602人。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土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政府开始重视，粮食紧急调来，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信的最后，这位神父告诉自修德：“在我看来，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1943年，成为自修德“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韵一年。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护者，称蒋介石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然而，蒋介石对河南大饥荒的处理以及他不管河南三千万老百姓死活的做法，使得自修德对蒋介石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说：“我不想再见到蒋介石……我深信不疑的是，他不仅对我们无用，对他自己的人民也毫无用处。”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自修德开始认识到，国民政府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用错了方向，打了水漂。他忍不住给《时代》杂志老板亨利·卢斯写信说：“这个国家正在我的面前死去。”
以后，自修德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转向同情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记者中，白修德被认为是最倾向于中共的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在访问延安后写出影响巨大的《中国的惊雷》。1953年，自修德返回美国，因为反对蒋介石政权，自修德被认为亲共，在麦卡锡主义兴起时，职业生涯受到很大的影响，各报编辑视他为左翼分子，不敢聘用，美国对外图书管理部门禁止销售他的著作，还有人在护照上找麻烦，他不得不远走欧洲谋生。此后自修德担任海外通讯社(Overseas. News Agency)和The Re-porter的欧洲通讯记者。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白修德以撰写《美国总统的诞生》系列著作再次闻名于世，其中第一本《1960年总统的产生》最为畅销，也最获得好评，获得1962年普利策奖。1972年，自修德作为尼克松的随行记者再次访华。1983年又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采访活动，完成了一篇万余字的长篇报道，刊发于当年9月的《时代》周刊。1986年，自修德因癌症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71岁。他身后留下了十余部书，其中《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是最为重要的著作，该书为美国1986年10大畅销书之一，也是新闻专业学生的必读作品。白修德与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关系密切。可以说，继斯诺之后，自修德是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
而白修德的朋友、美国合众社以及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是一位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朋友。1944年夏，哈里森，福尔曼冲破重重阻碍，从国民党控制下的重庆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报道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绝、英勇抗日的八路军，写下了轰动中外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此书后来被译为《北行漫记》）。这部作品被誉为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此外，福尔曼还把自己在1944年8月到10月采访晋绥边区拍摄的照片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漫影》画册。
因揭露河南大饥荒灾情内幕被捕入狱的《大公报》记者张高峰，以后的经历也颇为曲折。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时，汤恩伯部溃不成军，张高峰才得以趁机脱逃，经陕西回到重庆，《大公报》还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茶话会，对他不畏权势，大胆揭露汤恩伯倒行逆施的行为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后，张高峰又回到《大公报》任记者，写了很多揭露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的报道，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张高峰仍任记者。1953年1月1日又改回《大公报》，1956年9月30日迁到北京出版。由于“左”风的泛滥，1960年张高峰被下放到黑龙江安达市，改行商业工作，1963年调回天津编辑工商史料。1966年“文革”开始后，张高峰被剥夺了工作，不久被遣到东郊区“五七”干校劳动，以后被安排到农村落户为农。直到“四人帮”倒台，1978年才调到天津市政协从事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1989年4月因患脑栓塞去世，享年71岁。
日军攻占河南后开仓赈灾，老百姓攻击国民党军队
白修德以后在回忆河南大饥荒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自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想想河南灾区人吃人的惨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白修德提到的“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日军攻占河南部分地区时，饥馑的痕迹仍随处可见，中原大地上仍到处是即将饿死的农民，日军出于战略意图和政治需要，为了收买民心，竟然拨出部分军粮接济了行将饿死的农民。虽然日本发放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但日军的军粮毕竟救了老百姓的命；活过来的河南老百姓，厌恶了战争和兵燹，再加上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在逃跑时骚扰民间。蒋介石对河南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使得他最终失去了民心。在国民党军队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河南老百姓奋起反击，拿着锄头、菜刀、铁耙，自发地组织起来攻击汤恩伯部溃兵，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国民党官兵。起初是老百姓单个地、几人几人地缴国军的械，后来干脆成连成排地进行。据不完全统计，前后被缴械的国军有6万之众。汤恩伯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赢得了民心。
长期以来，出于种种原因，河南老百姓帮助日军攻击国民党军队这一历史事实被长期遮蔽和掩盖，没有人敢明说日军获胜的原因之一是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帮助。毕竟，“汉奸”这个词是每个中国人都深恶痛绝的字眼。但生存法则不会像社会法则和战争法则那般复杂和诡谲。当民族大义和国家存亡这些宏大命题摆在行将饿死的饥民面前，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懵懂的老百姓们选择了后者。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把这一长期被掩盖的历史展露在了世人面前。
在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老百姓都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自修德说：“他们（中国人）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后来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在总结“亡党亡国”时说：“我们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而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那位给自修德去信的灾区的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他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和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已说明，对重大灾难的深刻反思，往往是社会改革、进步的重要契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多难”才能“兴邦”；一个民族今天失去的，才能以明天的进步作为补偿。
（作者注：文中照片由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自修德和美国合众社、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1942年拍摄于河南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