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资料里，有一册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于1948年10月出版，盖有“鲁讯图书馆”印章的藏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份资料文献是刘少奇同志于1939年7月8日和7月12日，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作关于共产党员党性锻炼和修养的重要演讲稿。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文献。
刘少奇编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本重要的党建理论著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新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加强广大党员的修养都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最早酝酿于抗战初期的河南省渑池县，形成诞生于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最早发表在1939年8月2日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战略相持阶段的任务，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能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全会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津浦铁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
当时，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就驻守洛阳，洛阳成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豫西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而渑池县又恰好处在豫西的中心地带，特别是日军占领了晋西南风陵渡这个黄河重要渡口后，渑池县更成为陕甘宁边区通往中原、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交通枢纽，县城建有八路军兵站。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在赴任途中，决定先到渑池县为领导中原局的工作、打开华中抗日局面做好必要的准备。1938年11月23日，刘少奇偕中原局委员朱理治等人离开延安，当晚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他听取了中共豫西特委的工作汇报，对豫西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而后又进一步做了奔赴中原的准备。11月28日，刘少奇率领秘书、副官、警卫、机要人员和保健医生一行17人离开西安，避开风陵渡日军炮火，先乘汽车绕道陕西潼关县以南山区，转乘火车，于当日下午到达河南渑池，住进当地民主人士王少琦家。
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除豫西特委书记刘子久等同志外，大家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安顿住下后，刘少奇即投入到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根据时局的不断变化，他通过电台、信函了解豫鄂皖苏各地随时发生的情况，以指导中原和华中各地党的工作；他还找豫西的干部战士、青年学生、民主人士、国民党主战派将领，和来往经过渑池县的各地干部军人以及文艺界人士谈话，广泛了解情况，密切关注各方动态。经过精心筹备，12月20日，中共豫西特委扩大会议在渑池召开，刘少奇在会上全面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对豫西党的工作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
刘少奇虽身居渑池一地却胸怀全局。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热血青年出于爱国之心，不愿当亡国奴，从全国各地纷纷奔赴延安，这样一来就为革命增添了大量新鲜力量。但由于出身不同，他们也把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不同阶层的各种复杂思想，乃至一些不良习气和作风也带到了延安。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和形势变化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上下大量地发展党员。这个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党组织和吸收新党员。这些热血青年和大批知识分子，以及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纷纷被吸收入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如晋察冀边区的晋中、冀西两区的党员在一年之内就由几十人发展到8000多人；河南截至1938年9月底，全省党员也已达8000余人，有59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在此情况下，全党的思想状况既活跃起来，也复杂起来，所以如何树立正确的建党思想，在党内怎样发扬好的革命传统，妥善地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就成了当时全党在政治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对于当时党的这种状况和所面临的新形势，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刘少奇，体会更加深刻，认识更加清醒，为此，他还曾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做过深入交谈，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对短期内我党大批吸收新党员，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高兴，因为这是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体现，也是进一步促进革命发展所十分必需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也表示出了担心和忧虑，害怕如不能及时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引导，使之端正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势必会影响到党员队伍的健康成长，进而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的艰巨任务，因此，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为严重的政治任务，也成为能否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于是，尚在奔赴中原途中的刘少奇就开始酝酿思考全面论述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特别是经过在渑池县的一段实际工作后，刘少奇深感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和及时。但当时党员的学习材料太少，尤其是能够跟上当时形势发展需要，且能指导实际工作比较系统的学习材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求。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着重指出的“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这一重大命题，此时在刘少奇思想深处引起了更加强烈的共鸣和共识，使他产生了在当时抗战新形势下写作论述“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想法和愿望，且自己也有这个责任，随之便付诸了实施。
刘少奇在渑池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没有时间，但为了学习和写作，实现自己的构想，他常常是熬通宵，彻夜不眠。刘少奇爱抽烟，每当挑灯夜战就以烟为伴，但他总是抽很普通的低档烟，从延安带来的两盒小号“哈德门”香烟，总是放在窗台上做个样子，招待重要客人时他才陪着抽一支，自己一人时从不抽它，两盒哈德门烟，在渑池近两个月都没抽完。
刘少奇在百忙之中，利用休息时间撰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在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豫西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他亲自为训练班讲课6次，其中3次就是讲授在渑池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他边讲授边修改，不断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加以完善。据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们回忆，《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稿就放在一个硬夹子本里，这个硬夹子本四周是紫红色的边，中间是黑色的面，刘少奇每次讲课都带着它，这是他写作、讲课经常使用的本子。
当时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提纲分为四个部分，这个提纲看似简单，但讲述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刘少奇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怎样建设一个伟大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讲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及修养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他的讲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参加学习的同志们都说，这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为深刻的一次党课，以至几十年后许多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还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1939年1月22日，刘少奇离开渑池，1月28日抵达中原局驻地确山县竹沟镇。他指示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参照在渑池办训练班的经验，在竹沟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并扩大受训范围，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各级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
刘少奇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及部分初稿的基础上，精心撰写讲演稿，经过认真思考，又加上了个“论”字，使之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经过长时间的修改完善，刘少奇终于完成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讲演稿。讲演稿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共分九个方面进行论述：（一）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二）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三）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四）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五）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六）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七）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八）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九）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态度，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在河南竹沟，刘少奇多次给党员干部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有28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刘少奇在渑池、竹沟对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讲演，以及参加训练班的党员同志们的宣传，使中原地区广大党员干部都普遍受到了一次及时的教育，政治觉悟、思想认识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党的组织纪律观念也得到了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更加明确，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和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也大有提高，同时也有效地肃清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对当时党在中原地区继续深入正确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不断开创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对党员队伍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健康成长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9年3月，刘少奇由竹沟镇返回延安，主持筹备召开全国职工代表大会。当时延安马列学院院长由张闻天兼任。根据学院教学计划安排，党的建设前半部分由康生讲，后半部分由刘少奇、陈云、李富春作专题报告。于是应张闻天的邀请，刘少奇欣然答应为马列学院学员作论述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的专题讲演。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作了两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他根据自己在党内生活的长期观察和体验，系统论述了共产党员加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内容和方法，列举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提出了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应采取的态度，也提出了做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具体标准。刘少奇的演讲报告使马列学院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启发，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演讲受到学员们热烈欢迎，张闻天认为刘少奇的讲演很好，所讲的内容正是当时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他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刘少奇当时的演讲内容分三部分，但没有整理完，只整理了前两部分，第三部分即党员组织纪律的修养部分还是原稿。刘少奇将整理出来的前两部分内容与第三部分定稿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交给张闻天，张便立即转给《解放》周刊责任编辑吴黎平送毛泽东审阅。当时，中共中央有个内部规定：凡党政军重要领导干部、中央委员以上的干部要在《解放》周刊上发表文章，事前必须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吴黎平按照规定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稿呈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接到稿子后，当夜就看完了，他还给吴黎平回了一封短信说：“少奇同志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应当快登。”通常，毛泽东对送审稿一般要一个星期才退回，而刘少奇的这篇文章三天就退回来了。于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先后在《解放》周刊1939年8月2日第81期，8月30日第82期和9月20日第83、84两期合刊上全文予以连载。9月，竹沟中原局印刷厂也翻印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文章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单行本。中宣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7日，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并很快出了三版，仍供不应求，便再行刊发。陕西省档案馆藏现存的这册珍贵文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于出版的。随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转载或出版单行本，并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文被列为整风的必学文件进行学习，1943年又被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
直到“文革”前，《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文献。仅1962年9月到12月，修订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就发行近500万册。又曾在《红旗》杂志1962年第十五期、第十六期上发表。粉碎“四人帮”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被印刷数十次，总印数以千万计，1981年该文被编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上卷。
今天，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仍是必学文献。而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英文、日文、捷文、荷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译本也先后在几十个国家发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每个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己的思想意识修养和党性修养，确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从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答问题，这对党的建设具有永久性的价值。可以说，党员修养是党的建设的一个永恒课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且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邓小平在评价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杰出贡献时说：“刘少奇同志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捍卫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为巩固和发展党的队伍，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为确立党的生活的基本准则，为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教育了全党的广大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