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共早期众多领导人曾在这块土地上战斗生活过，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元帅便是其中之一。建国前，他曾四进江西，进行了了许多影响中国革命和政治发展的军事实践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因其独特的贡献影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进程。
1927年4月在吉安毅然通电反蒋
1927年1月，叶剑英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员蒋介石委任，从南昌赴吉安，就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9币长。此前，叶剑英是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的参谋长。蒋介石之所以选中叶剑英，一是看中叶剑英年轻有为，才华横溢，足以统率这支刚刚收编的部队；二是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在广东和粤军中有一定的影响，这样他将来可以更好地控制广东；三是在当时国共两党都在争夺军事人才的情况下，防止叶剑英被共产党人拉走。
新编第二师是北伐战争在江西取得胜利后组建的。叶剑英就职后，选调一部分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充实师部机关，同时招收了一些青年学生，很快将师部机关、教导队和3个团成立起来，各营连的兵员也基本补齐，全师共6000多人。其中，从师到连，各级均仿效苏联红军编制设立了党代表，多由左派国民党员和中共地下党员担任。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新编第二师基本达到了正规部队的要求。
此时，北伐在全国已产生了很大影响，革命军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叶剑英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在部队中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召集各团官长，布置教育和训练，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二是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宣讲、演出，传播革命思想。这两项工作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同时，他还在部队中率先摒弃1日军队的恶习。新二师不打骂士兵、不克扣军饷、不骚扰百姓，军风军纪良好，与倪弼带领的新编第一师形成了鲜明对比。新编第一师在赣州肆意破坏工农运动，杀害工运领袖陈赞贤，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惨案”。而叶剑英领导的新编第二师则坚决支持左派，热情扶助工农运动。叶剑英本人及新二师中的进步军官，与吉安地区的共产党、共青团、国民党左派以及工农青妇团体的领导人都有广泛的联系。时任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吉安县青工学徒联合会副主席吴富善与叶剑英有过交往，后来谈起对叶剑英的印象时说：“他那时才三十岁，高高的个头，瘦条条，白白净净的面孔，不大穿军服，经常穿一身中山装。人很帅，也很威风。他的卫队每人都带着二十响驳壳枪。但他为人和蔼可亲，思想进步，是个左派。”新二师在叶剑英的带领下，成为了吉安开展革命运动的坚强后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在南京建立反革命政权。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不得不通电反蒋，于是形成了“宁汉分裂”的局面。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
此时的叶剑英虽然身在吉安，却时刻关注着全国政局的变化。经过十余年革命斗争的锤炼，凭借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解，叶剑英看清了蒋介石之流的反动本质。他相信，只有站在工农大众一边，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国民革命，才能实现中国的统一、独立、富强。因此，他下定决心同蒋介石集团决裂，通电反蒋。在与几个左派军官谈了自己的想法后，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即请自便。随即，他亲自起草反蒋通电，并率先在通电上签名。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将信将疑。这时，新二师中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立即与左派军官秘密商议，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带队北上，投往武汉国民政府。当时驻扎吉安的部队，除了蒋介石的嫡系，还有改编过来的军阀部队，加上国民党地方党部被蒋介石的亲信所控制，右派势力还是相当大的。他们获知叶剑英部的情况后，立即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矛头直指叶剑英，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准备找机会暗杀他。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决定先去武汉进行联系。
叶剑英离开吉安后，新二师左派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5月6日，他们通电反对蒋介石；5月13日夜，发动武装暴动，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5月20日，在吉安城内中山广场召开了军民大会。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这次暴动孤立无援，很快被朱培德第三军所部包围并缴械。几天后，朱培德部还逮捕了中共吉安县委书记梁明哲等，并杀害了人民自卫队队长梁一清等，制造了“吉安惨案”。得知新二师暴动，蒋介石大为恼怒，立刻指示向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呈文，指控叶剑英勾结共产党及当地农民自卫军谋叛党国，要求开除其党籍。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出党。随即将呈文转给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责成其通缉叶剑英等人。
1927年8，月三献妙计策应南昌起义
此时，叶剑英在从武汉开完会返回吉安途中曾在南昌停留，期间得知吉安形势动荡，于是只好折返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听说叶剑英又回到了武汉，于是特地邀他到第四军任职。
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但为了保密和工作需要，要求他暂时只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7月下旬，叶剑英随张发奎来到九江，任第二方面军所属第四军参谋长。
当时，九江已成为一座大兵营，第二方面军所属各部队云集于此。其中有由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受中共影响的由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发动这些部队举行武装起义，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并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立即放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随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确定了起义部署。7月23日，汪精卫也积极采取反共行动，亲自去庐山召集黄琪翔、孙科、朱培德等开会，密谋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等上庐山开会，借开会的名义扣押他们，解除他们的兵权。
得知敌人的这一阴谋，叶剑英火速找到叶挺、贺龙等人，于7月24日在甘棠湖的一条小船上，将听到敌人密令的消息告诉给大家。贺龙、叶挺、叶剑英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廖乾吾乘坐一条小划子，一面假装游湖赏景，一面磋商今后的行动计划。叶剑英问贺龙去不去庐山，贺龙说不去，叶剑英立即同意，说不去好。大家经过谨慎而又周密的商议，决定叶挺、贺龙不上庐山，而是尽快赶往南昌。第二天，叶、贺率领部队次第向南昌开拔。两人离开九江前，叶剑英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行动望告诉我。”
叶、贺的部队相继离开九江后，叶剑英于7月29日到庐山参加了汪精卫召开的反共会议。他深入虎穴，仔细观察汪、张的一举一动，以便随时采取应对之策。第二天，当得知张发奎计划在第二方面军“清党”并逮捕廖乾吾和时在第四军的共产党员高语罕、恽代英、朱其华等人时，叶剑英借故离开会场将这一万分紧急的重要情报传递给了廖乾吾等人，几人连夜离开九江，赶往南昌。
由于叶剑英传递的情报非常及时、重要，才使得贺龙、叶挺部队得以迅速开往南昌，从而保住了南昌起义中两支主要的军事力量。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中共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了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8月3日，起义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起义胜利后，贺龙及时打电话将喜讯告诉了叶剑英。
与此同时，张发奎眼看属下一个军和近两个师的部队跟着共产党跑了，十分恼火。他当即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会上，朱晖日等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叶剑英见状暗自焦急：如果张发奎真要率部追击，起义军就要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他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发奎一心想回广东发展的企图，劝他放弃追击起义军的打算。于是他从容地说：叶挺、贺龙已经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而广东的李济深必不相容会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果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追赶叶挺、贺龙部队合算。一听这话，张发奎有些心动。见此，叶剑英火上浇油：何况以第二方面军1万余人，怎能敌起义军2万之众？这正是张发奎的心病所在。军阀无不拥兵自重，把军队看成自己的命根子。张发奎也是如此。话说到此，他一点犹豫也没有了，完全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放弃了追击。
叶剑英这一“计”果然奏效。张发奎随后率部南下时，口头上屡发电文，表示要对南昌起义军积极进剿，行动上任凭起义部队经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入闽转潮汕，自己却带队经吉安、赣州、南雄分途入粤。南昌起义部队因此得以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集中全力在赣南攻打敌军钱大钧、黄绍嬷部队，打通了南下的道路。
在先后完成了促成南昌起义、掩护起义部队向广东转移的行动后，叶剑英又再献妙计，担负了保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师生的重任。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组建于1926年底，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当时，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曾代理校长，共产党人恽代英曾任政治部教官、陈毅曾任该校中共地下党委书记。该校是为继续北伐培养军政干部的一个基地，有男女学生4000余人，革命气氛十分浓厚。南昌起义后，由该校改编的教导团2000多人从武汉乘船东进，准备赶往南昌。但船一到达九江，就被张发奎部缴械扣留，被收编为叶剑英所在的第4军军官教导团。
为了保存这支由共产党掌握的革命力量，叶剑英利用自己同张发奎等人的老交情，毛遂自荐当了教导团团长，这样团结革命官兵就更方便了。他要求各级军官以团结友爱的精神带兵，而不是以军阀作风体罚下属。同时，他以平等的态度同官兵谈心，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革命的前途。他特别强调，在国家处在内忧外患、四分五裂的形势下，革命军人应该努力练武习文，勇往直前。此后，教导团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向南开进，经过南昌、赣州，最终到达花县驻扎。1927年11月，张发奎抽调主力迎战李济深，广州城内只剩不到7000兵力。广州起义指挥部任命叶挺为起义军事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叶剑英竭力保护下来的第4军军官教导团，成了这次起义的骨干力量。
1931年至1934年在赣南致力于创建、发展、巩固中央苏区
1931年4月，叶剑英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由上海经香港，绕道广东到达赣南中央苏区。此时，江西的革命局势已大为改观，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已在江西大地熊熊燃烧起来。
叶剑英此次进入江西，一直到1934年10月随主力红军长征，时间近4年，为创建、发展、巩固中央苏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在瑞金成立，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长（即总参谋长）。在协助朱德等人指挥作战的同时，叶剑英以大量精力，进行了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当时，因战事频繁，司令部的参谋工作缺乏经验，不能完全适应战争的需要。叶剑英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对统率部机关进行整编。在军委和朱德等人的支持下，总参谋部内成立了作战、侦察、交通、动员、教育和管理等部门，内部建制得到了完善。此外：叶剑英还制订、编写了规章制度和红军第一批条令条例，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参谋工作制度。
1932年10月，中央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后，中共临时中央电示苏区中央局，令叶剑英和刘伯承对调，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校长兼政委，同时兼任瑞金卫戍区司令员。红军学校创办于1931年秋，校址在瑞金城东的谢氏祠堂。叶剑英对办好红军学校尽职尽责，表现了较强的独创性。红校的教材，原来以苏联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为主，叶剑英到任后强调总结中国工农红军自己的经验，提倡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知识。他亲自编写教材，亲自给学员上课，深受学员欢迎。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参照苏联军事院校和中国黄埔军校的办学经验，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进一步修订了红军学校的军政训练计划，同时将红军浴血奋战的宝贵经验加以整理和总结，用于教学实践之中。在军事课教学方面，主要结合中国红军的实际，从单兵的战斗动作，一直到班、排、连的进攻、遭遇、防御，系统地进行教学，提高学员的战术水平；在政治课教学方面，讲解的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历史；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等。在教学时间分配上，他根据不同的对象和课程，分别确定军、政教学比例，如军事团为6:4；政治营为4:6；上级干部队军事班为7:3，政治班为3:7；供给干部班，军政学习各占25%，还有50%时间学习供给课程。
在主持红军学校后不久，叶剑英又担任了东南战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赣南、闽西的红军地方武装，配合北线主力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他把东南战线的地方武装组成5个纵队，以一、二、三纵队为主力，打击闽西清流之敌；四纵队打击闽西连城、龙岩之敌；五纵队在赣南等地牵制进攻赣南的广东敌军，自己亲率一纵队赴禾口、怀土作战。同时，叶剑英还主动给北线主力红军送去红校毕业生400多名连级干部，加强了北线红军的基层干部队伍；又让红校看护连80多人提前毕业，分配到红军各部队工作。
1933年11月，叶剑英接替肖劲光担任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4年3月又调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对这次“降职”使用并不计较，依旧任劳任怨，积极工作，后来被毛泽东、周恩来赞为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叶剑英赴任闽赣省军区司令员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视肃反扩大化中被拘押的同志为“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这种错误做法。于是，他冒着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这些人随军突围转移。当国家保卫局长邓发拿着一份要“处理”的干部名单给他看时，他一眼看到上面有边章伍的名字，激动地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的有用之才；况且他参加宁都起义有功，工作很有成绩，怎能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当即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了。闽赣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邵式平也被诬告，怀疑是“AB团”，经叶剑英、李克农亲自调查，才给予否定，避免了一次大的错杀。
1934年10月，叶剑英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赣南这块凝结了自己心血的红色土地，随主力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1949年9月在赣州决策广东战役
1949年9月，叶剑英第四次进入江西，在赣州召开了著名的“赣州会议”，部署解放广东。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革命面貌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成立，52岁的叶剑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负责制定广东战役方案。8月10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于9月初到达赣州。奉命参加解放广东的军队和地方负责同志陈赓、郭天民、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方方、曾生、雷经天等也陆续来到赣州。在叶剑英的主持下，解放广东的许多重要问题开始运筹。9月7日，在赣州南门外的赣县师范学校（今赣南纺织厂内），叶剑英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在分析敌情的基础上研究和制定了作战方案。
为了解决华南地区党政统一协调，以及后勤和支前工作，叶剑英于9月11、16和19日主持召开了3次华分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支前工作的决定》，要求广东各级党政机关，把支前工作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中心任务，用尽一切办法，努力去完成。 野战部队作战计划确定后，叶剑英根据党中央意图，把建立组织机构、干部配备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他经过调查研究，反复思索，并与分局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商量，确定了广东省政府、广州军管会以及广州市政府的人事安排，任命了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一至两位民主人士任广东省政府副主席和广州市副市长。这些人事安排，后来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
从9月21日始，华南分局在赣州陆续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叶剑英、陈赓、方方分别作了报告。叶剑英的报告长达14000字，内分任务与情况、城市政策、城市管理、团结会师、加强领导等5大问题，成为解放广东后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叶剑英在赣州主持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圆满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到达了预期的目的。
9月28日，叶剑英和陈赓联名签发了《广州外围作战命令》，解放广东战役正式打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叶剑英和赣州党政军民一道迎接了这一经过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喜庆日子。10月21日，叶剑英离开赣州前往刚刚解放的广州市。
从1926年9月首次进入江西，到1949年10月第四次离开江西，时光跨越23年。革命战争年代，叶剑英在赣北（九江）、赣中（南昌、吉安）、赣南地区都留下了他坚毅的身影。在那里，他不仅在大革命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毅然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还与江西人民一道捍卫了中央苏区，参与了苏区血与火的战斗，最后在革命胜利的黎明前与赣州人民一道分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