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王新亭(1908.12.23~1984.12.11)，湖北省孝感县王家岗村人，1930年8月参加鄂豫皖红军，在战火硝烟中从农家子弟成长为我军政治工作名将。在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许多启迪后人的军旅轶事。
参军仅3年，便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红军政治工作高级干部
1930年8月初，王新亭告别父母，从王家岗一溜小跑到小河溪，找到许继慎（军长）、徐向前（副军长兼一师师长）领导的红一军，“被分配到一师三团一营一连当战士。”由于每战冲锋在前，入伍个把月就当上了副班长；由于读过5年私塾，不久又当上了连队文书。这年10月底，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担任连队教习，就是政治教员。”从此，他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终生结缘。
1930年冬天，红1连政治指挥员牺牲，上级指定王新亭担任连队政治指导员。“当时我们在基层做政治工作，主要是抓两条：一是进行政治教育；二是鼓舞战斗士气。在战斗间隙，给战士上政治课，讲土地革命的道理，讲革命形势和任务，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部队里，鼓励大家为土地革命而战，有特别的意义。而在每次受领战斗任务时，就进行战斗动员，要求党员首先做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做好宣传鼓动，使大家保持旺盛的战斗情绪，并以冲锋陷阵的模范行动来影响部队。另外，还进行文化教育，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坚强的政治工作，保证了部队的巩固和发展。大家意志坚定，战斗勇敢，逃亡现象极为罕见。”
政治指导员，不光是动嘴皮子，关键是还能带领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王新亭担任红1连政治指导员不久，敌人就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在许继慎、徐向前指挥下，红一军三战三捷，挫败了皖西敌人的“围剿”。“第四仗是个追击战。（1931年）新年过后，徐向前同志带领红一团向豫南进击。至（商城）二道河附近的叶家墩子，我军正在进攻反动民团，突然敌一个团从背后扑来。红一团部队两面受敌，打得很艰苦。遵照上级命令，我和连长一起带领红一连的同志多次向敌发起冲击。最后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才突破敌人阵地。此时，后续部队赶来，经过两小时的激战，才将这股敌人消灭……敌人逃往商城，我军进驻二道河。至此，豫南敌人的‘围剿’又被我红军粉碎。”叶家墩子之战，王新亭在红军队伍中出名了。
1931年1月，商城长竹园，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从蕲水、黄梅、广济北上）合编为红四军，“一师三团改为十师三十团，我被调任三十团党务委员会书记，专做党务工作。”仅仅两个月左右，王新亭从连队政治指导员成长为团一级干部。同年11月7日，在黄安（今红安）七里坪，红四军等部整编为红四方面军，王新亭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932年3月，红四方面军运用“围城打援”之策，命令红十师围困皖西敌人的枢纽苏家埠，以“围点”为钓饵，把来自六安、霍山甚至合肥、蚌埠方向的援敌，引到陡拔河以东一举歼灭。最终，成功消灭援敌两万多人，苏家埠敌人弹尽粮绝，官兵陷于绝境。在红十师统一领导下，王新亭协助本团政治部门，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我军加紧开展政治攻势，发出最后通牒。五月八日守敌架枪投降。对投降官兵，我们采取优待俘虏政策，凡愿意回乡者，给三块银洋，吹号送走。”在频繁的战斗中，王新亭的政治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1932年10月，由于敌人重兵“围剿”，“最后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向川陕边区实行战略转移。行程三千里，历时两个月。不但自然条件恶劣，行军非常艰苦，而且前有堵击，后有敌人追兵，天上有飞机侦察。我们夜行晓宿，冲过敌人数道封锁线。”战略转移中，王新亭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染着战友们：“我的两只脚烂得更厉害了，走路疼痛不止，但年龄尚轻，勇气还足，背着背包和干粮，拄着拐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前走。……我的眼睛是高度近视，那时候我们又活动在穷乡僻壤，根本没有条件配眼镜。所以工作起来比别人困难多些。特别是夜间打游击活动，困难更大，看不见路，只好拄着棍子跟着部队前进。”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成功打败四川军阀田颂尧主持的“三路围攻”。由于战时政治工作得力，王新亭从红十师第三十团调任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同年7月，红十二师扩编为红九军，王新事又升任军政治部主任。参加红军仅仅3年，王新亭便从一位农家子弟成长为红军政治工作高级干部。
1935年8月，为加强红一、四方面军的交流，中央军委成立了红军大学，刘伯承担任校长，张宗逊担任参谋长，王新亭担任政治部主任。从这时起，王新亭又与人民军队院校政治工作结缘。
“三八六旅好儿郎，领导是陈、王。”
1938年1月，“上级任命我担任了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的政治委员，和陈赓旅长一道工作。”人民军队有一个好传统：一个优秀的部队政治主官，必须具有很高的军事素养。王新亭就是如此！
1938年12月，陈赓、王新亭率领三八六旅主力再下太行山，又一次挺进冀南平原。很快，他们就在与日军的作战中发现：“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挺进冀南平原以来，虽然南北辗转实施破袭，但是敌人遭受的打击不重，因而仍盛气凌人，骄横得很，每次受到我军的袭扰，必然派出机动部队向我军实施追击。于是，我们决定利用敌人这种骄纵的心理，布置一个圈套，诱敌人就范，准备打一次平原地区的诱伏战斗。我们将研究的情况和想法报告给刘伯承师长之后，他当即回电，非常赞成我们的分析研究，批准我们在平原地区打诱伏战的想法。并且还作了一些具体指示。”
1939年初，根据刘伯承的指示，陈赓、王新亭召开了全旅团以上干部会议，由王新亭向大家传达了刘伯承的指示精神。与会同志一致同意陈、王对敌情的分析和诱伏作战的决策。但是，伏击的战场究竟选择在哪里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陈赓开门见山：“日军的野蛮骄横、盛气凌人的特点，就是我军诱其出城、叫他进入我军圈套的基本条件。但是，冀南抗日根据地，地处河北平原南部，加上目前正值冬季，远远望去，到处是一片光秃秃的平地，这是非常有利于敌人快速部队行动的，而极不利于我军伏击部队的隐蔽和出击。”
王新亭提醒大家：“只要我们处处注意调查研究，再多多请教当地的老农，我相信在这块大平原上一定能找到一个埋葬日本侵略者的墓场。”
陈赓接过话茬，很幽默地对大家说：“政委说得好。咱们还有一句经常说的老话：人是活的，想吃肉，还怕找不到一个杀猪的地方吗。”说干说干，会后旅领导和各团干部及旅侦察部门的同志，立即按分工勘察地形，并且侦察准备诱出据点内曰伪军的情况，积极地为这次平原地区的诱伏作战进行准备。
一开始，报上来的几个设伏地点都不理想。这时，旅参谋长周希汉及参谋人员从威县香城固地区侦察回来了，当晚向陈、王作了汇报，他们认为香城固西北一带的地形可以作为诱伏敌人的好口袋：“我们曾找当地老农进行调查了解，香城固西北地处黑龙港流域，是一个带形沙河故道，四周长满了丛丛红柳和野枣树，地势十分倾斜，形成一块洼地，西边靠近张家庄，那边是一道由西南伸向东北的大沙岗，长有二里半路，沙高达数丈。香城固东北方向三里处是庄头村，与张家庄正好遥遥相对，这块洼地可以构成一个天然的钳形阵地，把洼地紧紧地夹在了中间。可以说这是一个诱伏敌人的‘好口袋’阵地。”周希汉还建议：威县城是日军后方补给线上的重要据点，可以把城内守军作为诱伏对象。
陈赓看着地图，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很理想的袋形伏击阵地。”“从威县城的地理位置和你们对敌情的分析上看，威县城的敌人恰好可以做为我们诱伏的对象。”
王新亭英雄所见略同：“从威县城到香城固的距离大约有三十里，只要我们部队隐蔽得好，封锁消息做得好，敌人是不容易察觉的。”他还提议：“现在应该把设伏阵地和诱击对象这两个问题定下来。”
陈赓同意：“可以定下来了。”
陈、王开始排兵布阵：派出小部兵力，在2月7、8、9日三天连续袭击威县城的日军，千万百计的诱敌出城；旅骑兵排和自行车侦察队依托有利地形，向威县城日军实施侦察、游击活动，并且专门承担诱敌深入的任务：旅主力在香城固布下袋形阵地，张网以待日寇。
2月10日下午4时左右，频频遭到袭扰的威县城内日军恼羞成怒，他们出动9辆汽车，满载着曰军官兵和机枪、大炮，气势汹汹地全部地进入了三八六旅的伏击圈——香城固西北，随即激战爆发。战斗到夜深，整个香城固诱伏战胜利结束，共击毙日军官兵250多人，生俘8人，烧毁汽车9辆，缴获山炮1门、92式步兵炮2门、追击炮1门，轻、重机枪和步马枪数十挺（支），三八六旅仅伤亡50余人。 香城固诱伏战斗，是八路军粉碎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中发生的一次主要战斗，也是三八六旅在冀南平原地区进行的一次模范诱伏战。很快，香城固一带的人民群众编了一首民谣，用来歌颂三八六旅，歌颂香城固战斗：
三八六旅好儿郎，领导是陈、王。
沙滩布下口袋阵，香固四面撒罗网。
大汽车冒火光，日本鬼见阎王。
解了咱们心头恨，保住咱们好家乡。
“十二点意见”让政治攻势开展得深入人心
自1941年初至1942年12月底，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薄一波、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形势严峻：日军相继对这里推行五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并进行了疯狂“蚕食”。在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及疯狂“蚕食”下，太岳军区一度出现了“敌进我退”的局面。到了1942年初，整个太岳区周围，日、伪军设立的据点已达263处。
为了粉碎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在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太岳区党、政、军、民对日伪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这次对敌政治攻势的主要内容，是以“两年胜利”为中心口号，进行广泛宣传，揭穿日寇阴谋，瓦解日伪军。
为了统一太岳区党政军民的力量，领导好全区开展对敌斗争，遵照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决定，中共太岳区党委和各地委、县委普遍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太岳区党委成立的对敌斗争委员会还设立了常委会，由王新事、安子文、牛佩琮、陈赓、毕占云5人组成，并由王新事担任书记，以加强这一时期的日常工作领导。
1942年5月30日、8月1日，太岳军区连续两次发布关于开展政治攻势的命令。从8月14日起，太岳军民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规模空前的政治攻势。对于自己主持的这次政治攻势，王新亭是非常满意的：“一九四二年八月中旬，我太岳区开始为期两个月的政治攻势，收效很大。召开各种座谈会、讲演会、公审会一四四次，听到口头宣传的群众约二十余万人。张贴、散发传单、标语、漫画等宣传品六十五种，二十一万余份，写标语一万余条。”
这次政治攻势把敌占区人民群众也发动起来了，他们协助敌后武装工作队对敌人展开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政治攻势，将宣传品一直贴进敌人的巢穴，如赵城县（今属洪洞县）敌宪兵队门口，长子县日军司令部门口，都贴上了宣传品。在太岳军区政治攻势的影响下，动摇和瓦解了伪军、伪组织。1942年下半年，霍县师庄伪工程队140余人举行暴动；灵石南关伪自卫团与张壁伪军30余人宣布反正；翼城隆化、固镇两地伪军曾派代麦与太岳军区联系，请求反正。
为调研政治攻势效果，王新亭亲自摸底：“一九四二年七月底，我带领政治部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去第三军分区和抗大太岳大队检查工作，着重调查研究了他们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问题。”
这年10月间，为总结政治攻势的经验，王新亭主持召开了一次总结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各军分区各个部队都介绍了各自的工作情况，互相间交流了开展政治攻势的经验教训。最后，王新亭在这次大会上，“讲了十二点意见”，供大家进一步开展政治攻势参考：
一、关于革命的两面政策问题。在敌占区的一部分政府部门和群众组织，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工作方法要灵活，例如有些伪保甲长，就是利用其身份，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
二、关于对伪军的政策问题，我们要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用政治攻势促使其反正投诚，但是对那些既无意反正，又很顽固的伪军，则必须给予军事上的打击。简单的说，就是要打与拉互相结合。另外，还要注意做好伪军人员的家属工作。
四、还要注意在日寇占领地区，实行一些救济、慈善工作，摸索一点善政方面的经验。
六、关于反汪宣传问题。汪精卫是个大汉奸，其军队是汉奸部队，在宣传上必须这样讲清楚。但是，对其下面的官兵，尤其是被抓去当兵的一些士兵，我们要从政治上注意分化瓦解他们，不要笼统的称他们是什么“汉奸”、“卖国贼”。
七、关于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宣传问题。要注意用实际例子说明根据地人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生活上是有保障的，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讲的像“天堂”。同时，揭露日寇占领区的人民，如何过着像“地狱”一样的受压迫、受剥削的黑暗生活。
十二、关于领导问题。希望各级领导要注意摸索一些有关一元化领导方面的经验。在前一阶段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的时候，有些军分区和部队，实现了一元化领导，因而带动了其他各项工作……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不同于单纯的军事打击，如果没有统一的领导和各方面的协调一致的行动，是不容易收到好效果的。
自从这次会议后，王新亭的“十二点意见”得到贯彻落实，“我们的政治攻势开展的更加有声有色，更加广泛深入。在敌占区域内的乡村里，标语、传单长期存在，有时伪军要去擦掉标语时，群众对他们劝告说道：‘留条后路吧！’可见当时我们开展的政治攻势已经深入敌人阵营，深人人心。”
攻坚运城中政治工作功不可没
1947年4、5月间，陈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主力围攻运城。就在运城告破之时，陈赓部奉命撤围，南渡黄河挺进豫西，执行战略反攻任务。同时，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受命：指挥太岳军区主力留在晋南担任围困运城，牵制敌人的内线作战任务。7月，围城主力整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王新事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9月10日，第八纵队受命：“主力即攻取运城。”
这时，运城守敌情况是：国民党正规军、地方部队以及其他杂顽武装等10000余人，敌人的城防工事，是接收日寇的坚固设防堡垒，外围以高碉、低碉、野战工事组成交叉火网，有10多米高砖石结构的坚固城墙和深宽各8米的护城外壕，加上在城墙上、城墙中、城墙外构筑有大量明暗火力点，构成护城的火力网。蒋阎军都把运城视作控制晋南的战略要塞，不仅连续加固防御工事，而且始终以重兵防守。 “我纵队大部分是地方团队升级组建的，战斗经验不足，装备比较差，对运城的攻坚战，感到压力大。”不过，王新亭迎难而上，决心通过攻坚作战，达到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目的。9、10月间，王新亭指挥八纵一打运城。这时，正南调增援陇海路的敌整编36师掉头北渡黄河，全力增援运城。经请示中央军委，王新亭决定撤围打援。由于地形不利攻击，打援严重受挫。而运城守敌乘机破坏了八纵的攻城阵地，“烧毁我做工事用的门板十五万块，二打运城行动被迫停止。”
12月中旬，八纵二打运城。很快，敌人重兵4个旅又北渡黄河增援运城。王新亭临危不乱，决定采取坑道爆破。27日拂晓，经过一天艰苦努力，终于挖成了5.5公尺长的坑道及可容纳3000公斤炸药的药室。27日黄昏，一声巨响将城墙炸开了20多公尺的斜坡，突击部队一拥而入。28日7时，运城守敌全部就歼。
运城能够打下，政治工作的保障作用功不可没：“我纵队通过运城战役的实战锻炼，对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方面取得了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也促进和发展了部队攻坚战中的政治工作。运城战役的政治工作……做得有特色，很有战斗性。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很有味道。”
第一，动员鼓动工作。运城战役是我纵队成立不久打的第一个战役。攻打这样近代设防的中等城市，在我们来说还是头一次。……所以在战役开始时部队顾虑较多，增强信心更为重要。当时我们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多种形式的动员会——干部会、活动分子会、新老解放战士座谈会、功臣英雄座谈会、军人大会等。……同时要把集体动员和个别动员结合起来进行，要充分发挥党员、积极分子、功臣模范的骨干作用，让战士、解放战士介绍他们的切身体验，作用很大。
第二，开展想办法运动。想办法运动，是我军开展军事民主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在作战时发动干部战士讨论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在运城战役中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想办法运动，不仅是提高军事技术和战术的好办法，也是解除部队思想顾虑增强信心的有效措施。……想办法运动既是政治工作，又是军事工作，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运城战役中想办法运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想办法运动也是爱兵的一种具体体现，是关系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大问题。
第四，连续作战中的政治工作。运城战役……虽然连续作战时间长、伤亡大，但部队仍保持饱满的战斗情绪，主要是由于我们做了以下几件事。首先是抓紧战斗间隙及时整顿组织，配齐干部，这是连续战斗中的重要组织保证。……其次，要带领好新战士和新解放的战士。……农村来的新战士中有不少是民兵，……阶级觉悟程度较高。新解放的战士思想问题较多，……但军事技术比较好。应当取长补短，开展群众性的互助运动，充分发挥老战士的骨干作用。
最后，要做好巩固部队的工作。在连续作战中伤亡大，部队思想不稳定，容易发生逃亡现象。……干部要从爱兵观点出发，关心战士，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积极地进行思想教育，提高战士阶级觉悟。消极防范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只能是辅助手段。
上述经验做法，见之于王新亭的运城战役总结报告。对这份报告，徐向前当时不吝誉词：“这次八纵王司令员的运城战役总结报告非常好，使我学了很多东西，给我解决了很多问题，对我教育意义很大，我想对同志们的教育意义也是很大的。”
“新亭同志的一生，都献给了我军政治工作！”
由于擅长军队政治工作，王新亭的任职几乎总与军队政治工作相关。
1949年2月，王新亭调任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主要负责兵团政治工作。
1950年1月，十八兵团奉命建立川西、川北、西康三个军区。以兵团领导机关兼川西军区，周士第为司令员，李井泉为政治委员，王新亭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主要负责兵团兼川西军区政治工作；
1950年2月，王新亭调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政治部副主任；1952年11月，升任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4年2月，升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西南军区的政治工作，没有王新亭不参与的。
1955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将全国的六大军区改为十二大军区。华东军区，改称南京军区；原华东军区之山东军区，改编为济南军区。这年3月至1957年9月，王新亭调任济南军区代司令员兼第二政治委员；1957年9月到1958年12月，专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济南军区的政治工作，王新亭可谓是奠基者。
1958年12月起，王新亭调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1961年3月兼政治部主任），是院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的得力助手，积累了丰富的院校政治工作经验。
1963年9月至1972年10月，王新亭调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我到总参上班后，按照总参党委的分工，负责机关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分管的部门是政治部、管理局和测绘学院，并兼任总参机关党委书记。”当时，罗瑞卿是总参谋长，他特别知人善任，把总参的政治工作托付给了王新亭。
1972年11月，王新亭调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学院党委书记，与“四人帮”破坏军事科研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8月，王新亭的退休愿望得以实现，改任军事科学院顾问。
王新亭逝世后，新华社播发的《王新亭同志生平》精辟地概括了他的一生：“我军优秀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熟悉王新亭的老同志，则深情地说：“新亭同志的一生，都献给了我军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