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苏区反腐

作者:黄禹康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6-07-06 阅读量:0

前不久,笔者借赴京开会之机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到80多年前发生在红都瑞金我党领导的早期反腐斗争的珍贵档案史料。当年,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等为建设一个清正廉洁的工农民主政府,积极致力于反腐肃贪,特别是时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何叔衡,铁面无情,人称“铁包公”,在中央苏区留下了不少佳话。

严惩变质分子,树立共产党反贪肃腐的威信

一天,何叔衡从石城县调查返回瑞金,刚踏进工农检察部的大门,就遇到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审判员谢正平,正要向他汇报关于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贪污犯罪案情。

原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在控告箱里收到一封群众检举信,检举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入党的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信中说:“谢步升把打土豪所得皮袄和几斤上等毛线私自拿回家,分田时好田留给自己,还强行多占公田;去年,他用自家不满半岁的小牛,换区苏维埃政府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两头。凡是有用值钱的东西,经过他的手就会少。他贪得无厌,弄到东西送给他的情妇……”另有矧青人检举:谢步升在1927年时,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一名生病掉队的军医杀了,劫走其金戒指、毡毯等物;去年,他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每头牛获利大洋3元……

鉴于案情重大,何叔衡决定成立专案组,调查谢步升的犯罪事实。没料到这一查,竟查出了一桩触目惊心的案外案:被害人谢深润与谢步升同村,是谢步升做生意时的老搭档,两人感情甚笃。谢步升回家参加打土豪时,谢深润没有同行,而是继续做贩盐、贩米生意。苏区开展丈田划阶级成份时,群众根据谢深润的家庭状况要给他定富农,谢步升却凭手中的权力,力排众议,硬是给谢深润定为贫农。谢深润为此既保住了田,还分得一些土地和生产工具,一家人对谢步升自是感激不尽。

为报答谢步升,谢深润的妻子朱秀秀做点什么好吃的,总要请谢步升来家坐坐;谢步升也像回自家一样,有事没事就往谢深润家钻。一天,谢深润出门做生意去了,谢步升又来到他家,朱秀秀做了几个菜给谢步升下酒。喝到深夜,谢步升乘着酒兴将朱秀秀搂进怀里。自此,谢步升来得更勤了,只要谢深润一出远门他就来。一天午夜时分,谢步升与朱秀秀正相拥而睡,谢深润突然回来了。谢步升知道这屋子无后门,慌忙钻进床底下躲起来。谢深润半路返家是因钱没带够,而他的钱恰好藏在床下。谢深润点灯朝床底下一照,却见谢步升蜷缩在床下。见“老搭挡”这般无义,谢深润顿时火冒三丈,操起木棍就打,谢步升乘夜夺路而逃。谢深润一气之下,说要到政府去告他。谢步升一不做二不休,先反咬一口,说谢深润恩将仇报诬陷他,后又编造证据,利用当时肃反扩大化之风,诬陷谢深润是隐藏的反党分子,从事破坏工农政权、陷害革命干部活动。不久,谢步升指使人将谢深润秘密杀害了。起初,朱秀秀不知道丈夫已被杀害,还常去向谢步升求情放人。得知真相后,她忍不住心中的愤懑,跑去与谢步升厮打,要他还自己的丈夫。谢步升反用拳脚殴打朱秀秀,并威胁说:如不老实,同你丈夫一样的下场!

调查人员将调查到的新情况向何叔衡作了汇报,何叔衡非常吃惊,并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严肃地对何叔衡说:“你们要把情况调查核实清楚,速战速决。”

何叔衡指示调查人员加快调查速度,由外围转入内线调查取证。调查人员很快发现,谢步升的妻子杨氏已经“改嫁”。经过辗转查寻,调查人员在云集牛坑杨氏的一个远房表姐家找到杨氏。当调查人员说明来意后,杨氏禁不住泪如泉涌。原来,谢步升在两年前就与一“妖婆”相缠,至今还有往来。谢步升嫌妻子碍事,竟暗中将她卖给大柏地山河村一个老光棍做老婆,明里则告诉邻里乡亲说她回娘家去了,过了几个月又说她改嫁了……杨氏也向调查人员反映了谢步升的贪污犯罪事实:1930年谢步升任云集暴动队队长时,将打土豪所得的一包金银首饰拿回家藏起来,还挑回了食盐50多公斤,拿回衣物数件;在“一苏大会”前夕,他利用村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收集大米,用大斗收,再用小斗卖给“一苏大会”筹备处,又将1500多公斤剩余大米私自卖给大米商……

杨氏还说,两年前就与谢步升有往来的那个“妖婆”,就是云集圩上大地主谢益金的续弦汪彩凤。1929年冬,谢益金被工农武装暴动队镇压。但“妖婆”自己说,其实她并不“妖”,也是被谢步升逼的。1930年夏的一天早上,县苏维埃军事部的搜查人员来她家查找谢益金暗藏的武器。以前在她家打过短工的谢步升以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身份参加了这次搜查。搜查人员在谢宅没有查到武器,对汪彩凤教训一番后便离开了。可当天晚上,谢步升又敲开了她家的院门。“看来,你的思想还很顽固,到现在还想与苏维埃作对。”谢步升说,“以前我在你家做过工,不管怎样,算是个缘分。今天这个事是有来头的,要不是我从中替你疏通,肯定把你抓起来了。不过这事还没了结,上头追得很紧,说你隐瞒不报。如果我不出面,还不知会出什么事。你看这事该怎么办?”汪彩凤一听,当即走进内室摸出几块银元,双手递给谢步升:“这是我妈给我的陪嫁。以前我们家亏待了你,多有得罪,现在全靠你帮忙,真是感恩不尽,只是现在我们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以后定会设法重重谢你。”谢步升接过银元,在手中掂了掂,笑着摇了一下头。把银元放入口袋后,他伸手将汪彩凤拉到身边坐下,贴着汪彩凤的耳朵说:“我早就很喜欢你,我同妻子感情不好,如果你肯跟我,上头的事我就给包了。”汪彩凤起身想走,谢步升一把将她抱住……从此,谢步升常常半夜三更跑过来。汪彩凤怕事情闹大,只好搬回到娘家。可谢步升不死心,十天半月到云集与她相会,还不时给她送点吃的穿的,搞得汪彩凤无计可施。

仅仅两天,调查人员就掌握了谢步升贪色贪财的犯罪事实。面对调查材料,何叔衡拧紧了双眉:谢步升出身贫苦,很有魄力和干劲,原本是棵好苗子,没料到刚掌握苏维埃政权的印把子,就在背后干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此风不刹,何以了得?何叔衡决定:马上将谢步升逮捕,并报告中央政府给谢步升以最严厉的惩处。

没料到,谢步升被关押后就遇到了阻刀。

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谢春山,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某些人为报私仇借机向他发难。他还在苏区中央局领导面前攻击中央工农检察部是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宗派干部政策,与中央路线相对抗。于是,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即通知中央工农检察部和调查组将谢步升释放,称谢步升的问题由中央局调查处理。

何叔衡十分气愤。他不同意放人,决定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去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他安排调查组成员杨世珠去向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青况。毛泽东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的旗帜就无法举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毛泽东的指示,为中央工农检查部及时处理谢步升增添了勇气和决心。

1932年5月5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对谢步升案进行了公审判决。5月9日下午,在瑞金城西一个叫东坑村的山岗上,谢步升被执行枪决。一时间,苏区上下反响强烈,人们看到了共产党铲除贪污腐败的决心。

率领“轻骑队”明察暗访,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贪污案真相大白

何叔衡领导的工农检察部是一个大部,有七八十名干部,常分批轮流下至各地,检察各种贪污、违法乱纪、失职渎职的行为,调查落实各种控告材料。每批人员下去前,何叔衡都要详细交代应注意的问题。干部回部后,他还要亲自听取汇报。在部里,何叔衡的威信很高。他常说:“在这样的时候,任何贪污腐化都是罪恶。首先,贪污浪费是针对人民的,不消除贪污浪费,人民就要反对你;其次,贪污腐化的反面就是艰苦奋斗,没有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半途而废。”为此,他对党内出现的贪污腐化行为痛恨到不可容忍的地步,一旦发现,就要一查到底,不存半点含糊和迁就。在他的带领下,中央苏区查办了许多大案要案。

1933年夏的一天,检察部小刘向何叔衡报告说:“在天后宫控告箱内,收到一封没有控告人姓名的控告信,我把它当废纸扔掉了。

“信中反映什么问题?”何叔衡问。

“反映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干部多报灯油下馆子吃酒宴。”

“你怎么能随便将它扔掉?快去给我找回来!”何叔衡急了。

小刘赶紧回去找信,边跑边想:何部长今天怎么了,控告信如不签名盖章,概作废纸不予查办,这是检察部控告局明确规定过的。当他怏怏不快地将信找回来后,何叔衡细心地将捏成纸团的信展开铺平。这原来是一张只有巴掌大小的毛边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检察部控告局: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还有的是党的人)用公家灯油到饭馆炒菜吃,有的还用公家的灯油换酒喝。大家都说,像这样,我们一年到头节省得死,也不够他们吃一次完了。”

看完信,何叔衡严肃地对小刘说:“这是一封很重要的控告信。没有签名盖章的信,更说明里面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以前我们强调控告信要签名盖章,主要考虑便于调查核实罢了。以后,我们不能随便轻易处理群众的来信。”

当天,何叔衡即部署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他派有检察工作经验的赖世梁任调查组的组长,带人赶赴瑞金县苏维埃政府。

在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会议上,当赖世梁说明来意后,到会人员却议论纷纷。有的说:“我们县苏维埃政府各部上百盏灯,每月用十来斤油,有什么大不了的。”有的则说:“现在困难是困难,可有事还是要办啊,有时晚上要干到后半夜,灯盏要用油,灯笼要用油,就是超点又有什么嘛?”有的说得更难听:“多用了点油就大惊小怪,检察部没有事做,可以下来参加农业生产嘛!”

见此情景,赖世梁便带着调查人员一竿子插到底,调查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财政部长蓝文勋显得异常殷勤周到,搬出部分无关紧要的账本,会计科长唐仁达则陪着检查组人员,板着面孔坐在一旁,一言不发。

检查组几天的工作毫无结果,赖世粱回部向何叔衡汇报。年近花甲的何叔衡拍案而起:我要亲自下去摸一摸,我就不信这只老虎会把我这个老头子吃了不成!

恰在此时,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正在瑞金检查政府工作,他通过一些饭馆勤杂人员了解到县苏维埃政府干部吃喝腐败的一些情况。何叔衡认为谢觉哉的力祛可行。于是,他与苏区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少共中央书记颐作霖取得联系,从他们那里抽调了几名机灵能干的小伙子组成“轻骑队”,来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天后宫附近的群众家里住了下来。

“轻骑队”按照何叔衡的指示,分头进行调查,主要进行个别查访。经过一周的调查取证,发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不仅在灯油使用上有很大问题,在纸张、邮票、药品使用上以及在回收公债上也大有文章,他们利用少用多报、私用公报、假造证据等手段大肆侵吞、挥霍人民群众的财产。

掌握了一定事实后,何叔衡率领“轻骑队”马不停蹄来到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财政部长蓝文勋照样搬出了一堆无关紧要的账本。何叔衡立刻拉下脸,责令说:“请把6至11月的开支账、群众退还公债账和干部伙食账拣出来给我看。”

这一下,蓝文勋似乎预感到什么,他拿账本的手有点发抖。

不查则已,一查就查出一笔笔惊人的数字:10至11月两个月多报灯油400余斤;9至11月共假造购纸收据441元;10月份谎报房子搬迁伙食费1000多餐;同期,干部开具假药单报账500余元;同期,干部集体侵吞群众退还谷票及公债款2830元……

应该说明的是,这些数字是当时苏区钱币的面值。当时上面馆吃一碗肉丝面只要几分钱。当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曾在《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中规定:“贪污外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何叔衡深感问题严重,当即返回中央政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严肃地说:共产党的旗帜就是要打倒一切贪官污吏,而今贪官污吏又出现在我们的党和政府里,这怎么能让人民群众相信我们的党和苏维埃政权呢?腐败不除,党将不党;贪官不倒,百姓遭殃。必须严查严办!

为教育苏区广大干部战士,深入开展打击贪污腐化犯罪活动,何叔衡通过《红色中华》报,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所贪污的一笔笔账目公布于众,并在《轻骑队的袭击》一文中揭露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人互相包庇、设置障碍、阻拦调查的事实。文章最后写道:“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发生这种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团完全在梦里面,这样的腐朽的领导是不能胜任的,我们向人民委员会提议应当解散。”“财政部的蓝文勋、杨连财、唐仁达应交法庭审判。我们准备在最近组织群众性大会来报告县苏维埃政府的贪污真相,要求各方面还要给我们更多的帮助。”

顶住压力惩腐,人民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

然而,当时中央苏区正值“内外交困”:内部,“左”倾路线执行者掀起的反“罗明路线”斗争正进入高潮;外部,蒋介石正步步推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何叔衡此时这么一查,“左”倾路线执行者大为恼火,认为是有意和他们作对,称何叔衡的反贪肃腐势必影响和搅乱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因此必须立即停止这项惩腐行动。

何叔衡接到这一“指令”后,气愤地说:“反‘罗明路线’本来就是无中生有,再搞下去就会搅乱阶级阵线,就要引火自焚;反贪肃腐是刻不容缓的事,这股恶势力不清除,不用敌人来围攻,我们就会自行灭亡。”他向办案人员表示:“查办贪污腐化是工农检察部决定的,出了问题我负责!大家要坚决顶住干扰和压力,坚决把案子一查到底!”

这时,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一部分人和一些不明真相者乘机活跃起来。一时间,流言蜚语铺天盖地。有人说“何老头子”是别有用心要与中央路线相对抗;也有人说检察部无中生有造假证诬蔑苏区干部。“左”倾路线执行者也放出风来,要撤销何叔衡工农检察部部长职务。 何叔衡大义凛然,一身正气,听到这些议论后反而十分冷静。他在检察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说:“人民赋予我们这个权力,我们就要对人民负责。至于我个人,不要说是撤了我的职,就是搭上这条命也在所不惜!”他果断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身份,签署了对唐仁达、蓝文勋、杨连财等人的逮捕令。几天后,临时最高法庭开庭公审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干部贪污案。当日,设在叶坪村广场的法庭人山人海,唐仁达等分别被押上被告席。

办案人员提供的每一项犯罪事实,都在法庭上得到了确认,检察官发表了义正辞严的控诉词,被告对指控的所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最后,何叔衡当庭宣判:判处原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会计科长唐仁达枪决,立即执行;判处财政部长蓝文勋监禁10年,没收一切财产;判处杨连财监禁5年,退赔贪污款项。

广场上的群众听到这一公正的判决,都情不自禁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这次宣判会后,何叔衡又一鼓作气查出了中央总务厅赵宝成、左祥云、徐毅等特大贪污案及其它案件,使一大批贪污腐化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

1934年春,何叔衡担任的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和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职务均被罢免。即将离职之际,何叔衡仍写了《怎样检举贪污浪费》一文。文中这样写道:“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团及工农检察部在中央严重指出他们的问题后,漫不经心,拖延一个月之久不进行检查,最后还是中央直接派人检查才查出二干余元的贪污案来。各地主席团及工农检察部切不可以为自己机关中没有任何人员在做贪污或浪费的事情(自然不一定每个机关都有这种事实),一定要注意监察,有一点小的表现就要跟着去查,常能从小的事件查出大的问题来,瑞金的大贪污案,就是从他们灯油费浪费一件小事着手查出来的。”“在艰苦的国内战争环境中而有贪污浪费现象发生,完全是一种罪恶。……因为贪污浪费的反面就是刻苦奋斗,把贪污浪费分子除掉了,其他工作人员以至广大群众将更加兴奋起来,所以反贪污的斗争,是执行苏维埃一切战争任务不可分离的部分,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要犯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