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运动是党在白区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途径。1929年7月-1930年3月，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省委根据东北特殊的斗争环境，通过各种形式深入士兵中开展革命活动，不断扩大党在东北军中的政治影响，使这一时期的士兵运动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
开创满洲省委兵运工作的新局面
中共满洲省委建立初期，由于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加之受到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省委的军事工作走了一些弯路，局面一直没有打开。特别是党的兵运工作，在奉系军阀的严密统治下，与同时期的工运、农运及学生运动相比，发展较为迟缓。
1929年7月，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后，省委的军事工作开始转入正轨。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正逢中东路事件爆发，在认真分析形势后，他认为满洲党的兵运工作追在眉睫，提出：“建立各种关系，开始兵士运动”。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和研究，省委决定把兵运工作重点放在对苏作战的梁忠甲、韩光第等部以及奉天兵工厂和东北讲武堂等东北军重要军事部门。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省委立即抽调一部分党、团干部到各处开展兵士运动，并提出要采取各种办法打入军队内部：利用东北军在各地征兵的机会，有机会地派一部分党、团员到军队中去；派党、团员到军警驻地附近以做小买卖等形式接近士兵，取得信任，以便加强政治宣传，鼓动士兵进行改良待遇的斗争；在有基础的部队中，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同情工农革命运动，吸收其中的先进分子入党；通过和士兵交朋友、拜把子，进行革命宣传，使士兵发生根本立场的转变。为进一步争取奉军中的士兵，开展日常斗争，省委提出了“改良生活”、“不许扣饷”、“废止野蛮的军纪”等兵运口号，进而又提出“不参加军阀战争”、“不替军阀当炮灰”、“不压迫工农”和“不打红军弟兄”等号召。
当时省委缺乏军事干部（为此省委曾多次向中央呼吁，希望迅速派军事干部来满），而且主要精力集中于领导中东路工人的斗争上，因此不可能抽出更多的同志来从事兵运工作。尽管如此，这些派出的同志在十分险恶的条件下从事秘密工作，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宣传鼓动，使我们党在兵士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兵运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以东北讲武堂为核心的兵运工作方针
1929年11月末，中央电调刘少奇到上海党中央讨论满洲工作。12月初，刘少奇到上海，将几个月来的工作向党中央做了全面汇报。由于中东路事件的爆发，党中央针对满洲省委的军事工作进行了认真讨论，同刘少奇当面研究了如何开展军事工作和组建省军委等项问题，并形成书面材料发给满洲省委。信中重点阐述了满洲的兵士运动问题，指示省委应抓住有利条件，抓紧建立士兵工作，并特别强调了关于军官学校（即东北讲武堂）的工作问题，指出：“夺取敌人军队的下级干部，无论在军事阴谋或在敌人军队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都是有意义的。就在制造我们党自己的军事干部，也有大的作用。这一工作主要的要征调学生同志或工人同志去投考进去，在中间去学习军事并且影响中间的进步分子。”这些指示对满洲省委的军事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指导作用。省委经过详细讨论，对军事工作和兵士运动的开展做了新的部署，成立了满洲省委军事委员会，由刘少奇兼任军委书记（1930年3月中旬，中央派彭寿年到满担任军委书记），并重点加强了党在东北讲武堂的兵运工作，逐渐形成了以东北讲武堂为核心的兵运工作方针。
事实上，东北军内最早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就是在东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是由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创办的一所具有浓重地域色彩的综合性军事学校，为奉军及后来的东北军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军事指挥人才，成为张氏父子培养武装力量的基地，对奉系军阀及东北军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东北讲武堂自1919年建立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止，包括本校、分校及各专科教育机构等等，培养学员总计达数万名。这些学员毕业后被分派到东北军的各个部门，构成了东北军指挥系统的核心。因此，为了教育广大官兵，分化瓦解旧军队，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中共满洲省委充分利用东北讲武堂这一特点，将其作为兵运工作的重点。省委通过各种形式深入讲武堂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力量，不断扩大党在讲武堂乃至东北军中的政治影响。
1928年2月，中共地下党员赵唯刚以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教官身份为掩护，开始在东北讲武堂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同年12月，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中央特科派驻东北的分支机构一满洲特科正式成立。满洲特科在政治上受中共满洲省委指导，在组织上直属中共中央特务科，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保卫党的机关以及掩护和营救被捕同志等。特科由原中央特科“红队”成员蔡伯祥（又名邵挟民、邵一纯）任书记，赵唯刚任秘书长。赵唯刚此前所做的大量工作，为满洲特科奠定了良好基础，特科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特别是在情报工作上成绩显著，并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及时转交给中央特科。同时，满洲特科一般以口头形式，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工作情况及相关情报报告给满洲省委。
满洲特科还肩负着掩护和保卫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和省委主要领导的重要任务。刘少奇抵达沈阳时，通过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教育长李端浩和教育处长韩剑秋（也是湖南人，和刘少奇是老乡）的关系，以海军副官的身份，秘密居住在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学员宿舍，并由赵唯刚亲自负责保护工作。当时，蔡伯祥指示赵唯刚说：“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住在你们那里，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并了解一下为什么最近高胜岳（过去曾以调查学生中的共产党出名）被派来高等军事研究班当总队长，是不是嗅到了什么？”后经调查了解，得知高胜岳来高等军学研究班纯属偶然，只是因为他没处安排，赵唯刚当时并不知道他要掩护的人就是刘少奇，只知道是我们党的一位重要领导同志，直到赵唯刚后来到达延安，才知道这位重要领导人原来就是刘少奇。
以刘少奇为首的当届满洲省委，通过满洲特科，利用赵唯刚东北讲武堂教官的身份，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为更好地将兵运工作深入到军队中，满洲省委通过赵唯刚，先后安排蒋某某、刘伯刚、朱新阳、韩源波、黄云朋等中共党员打入讲武堂开展士兵运动。其中，刘伯刚原在中共满洲省委秘书处工作，1929年底，省委书记刘少奇将他派往上海党中央训练班学习。1930年春，刘伯刚回到沈阳不久，即被派到东北讲武堂做兵运工作，主要任务是在学员中开展宣传工作，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讲武堂的学员大都是从各部队调训的，刘伯刚针对他们各自的隶属关系、所处环境和心里状态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久便发展卢透云（河北人，隶属于博克图驻军第三十八团）等4名学员，加入了党组织。
刘伯刚被捕几个月后，党中央派韩源波（化名老胡）和黄云朋到东北开展军事工作，韩源波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黄云朋为军委秘书长。韩源波来后，赵唯刚即把兵运工作及卢透云等人的组织关系交给他负责，并将韩、黄二人安排在东北讲武堂搞策反工作，先后发展了20名党员。
1930年5月，卢透云返回博克图后便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先后发展连长庞永胜，排长汤得胜、金永和、李庚辰及士兵高文久、李广海，号兵关雷等10余人入党，秘密建立了中共第三十八团委员会，卢透云任团党委书记。该团成为满洲士兵工作发展最好的一支部队，与满洲省委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由于错误地执行了“左”倾路线，博克图驻军发动兵变失败，本是前往该地停止武暴运动的韩源波和卢透云、李庚辰、高文久、李广海等兵变领导人壮烈牺牲。
尽管博克图兵变失败，给党的组织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是从中可见，满洲省委以东北讲武堂为核心的兵运方针还是十分正确的。到九一八事变前，党在东北军中的组织范围扩大到5个旅，共发展党员70多名，其中由满洲省委军委直接发展和领导的党员，“他们的历史的来源是由讲武堂附设军部教导班（应为军士教导队）时所组成的，故后分到各地，因同学之友谊，老同事的感情，还有同乡的关系，因此发展非常之快”（这里所指“来源”应为韩源波、黄云朋发展的20名党员）。
省委还通过满洲特科打入了日本特务队开展工作。1929年末，日本特务荒木五郎在东满一带秘谋组织特务队，计划以卫民军的名义，用五百万元召集3000人的队伍，首先集中到中朝边境的会宁地区，而后占据延吉等地，再扩大到敦化、东宁，并勾结中俄边境的白俄，向沿海州各处推进，预计于1931年春同时举事。为避免国际影响，这支特务队主要收买中国人做爪牙，日本人则化装成朝鲜人或中国人插入军队中为教练，以监视中国人。在发起进攻前，荒木计划先挑选200名骨干安插到吉林各机关以侦察形势作为内应，其余人则分配到各地开设店铺或开垦土地等。因荒木曾在东北讲武堂任教，此次便找到讲武堂的易某和曹某帮忙筹划。满洲特科通过曹某，及时探知了这一重要情报，并立即报告了满洲省委。刘少奇认为这一事件事关重大，“决不是消极的可以打消日本这一计划的进行”，而是“应该参加进去探听他们许多的军事消息，参加大批下级干部，在士兵群众中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要从积极方面破坏这股军队”，并请求中央“迅速准备一批下级军事干部（北方人）”派来满洲。满洲特科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给中央特科的报告中也提出：速派经过政治及军事常识训练的20人，插入上述200人中，“以备将来插入各机关中，发生吾党之影响”。
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讲武堂的兵运工作，虽然没有形成较大的政治力量，但是却开创了党在东北军工作的先河，而且为中共东北军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新鲜力量。同时，满洲省委的反日宣传，也在东北讲武堂乃至东北军中预置了抗日的火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包括许多共产党员，成为抗日战场的中坚力量。此外，中共满洲省委在兵运工作的实践中，也培养了一批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优秀兵运干部，他们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九一八事变后党在义勇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中的工作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东北士兵运动的新发展
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除东北讲武堂外，其他各处的兵士运动也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中东路事件爆发时，国民党打着“爱国”的招牌，煽动学生反苏。当时，冯庸大学的学生受其蒙蔽，反苏情绪异常强烈，组织了所谓“学生义勇军”，声称要开赴前线。可是到了哈尔滨之后，由于党从内部到外部做了一系列工作，如写信给学生义勇军等，使其的反苏气势一落干丈，最后偃旗息鼓退回沈阳，其他各地的学生军也停止了活动。东北当局派往边境同苏军作战的正规军士气也极端低落，往往有成连成排地投向苏军的现象，为此张学良召集了特别紧急会议，对动摇的军队严加监视，并把这些军队从前线调回后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届满洲省委还特别注意了对日本士兵的宣传，指出：“日本在满洲的驻兵很多”，“我们必须使懂得日语的同志去宣传中日韩劳苦群众联合起来的口号”。
同时，省委派到各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的同志，也利用各种机会做兵士的工作。省委派到大连工作的张干民，同国民党军队中的4名士兵和下级军官拜了把子。当这4个人要调回山东的时候，张干民叮嘱他们：“见了红旗就过去”，4人立刻坚定地表示：“从今天以后我们总是红旗下面的人了，必联络些兄弟奔红旗去。”
特别是1929年末到1930年初，由于苏联特别远东军在中东路战争中的胜利和我们党的兵运工作的深入，兵士运动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当时省委给中央报告中曾列举这样几个事例：
“昂昂溪最近有三连兵士因受过苏联的政治影响突然变乱，杀死八名军官，开始自动游击。东满的会州地方也有二十支枪源系胡匪），完全在我们的领导下，能接受我们的政治宣传。”省委称：“这些都是我们在满洲发动农民土地革命与游击战争的基本武力。”
另外，中东路事件后，对苏作战的东北军梁忠甲部，在被俘的两个多月里，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影响，思想发生转变。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兵士运动，尤其是俘虏工作，在满洲里、齐齐哈尔一带，真是干载难逢的便利机会，由俄归国的梁忠甲部，将大批传单深入内地来散发。他们到处宣讲，长官去干涉他们，士兵回答说：“你在俄国若不冒充是兵士，怕不叫你看厕？那时我们心好，不说出你来，你现在又来做官，干涉我们了！”弄得长官都不敢干涉了。有一次，有3个兵士因为宣讲高兴，误了搭车钟点，他们不慌不忙走到红毛子站长室，说明原因，苏联人殷勤招待，随即叫他们搭下次车走，他们看见还差许多钟点，又宣讲去了……
在旧军队中出现这类情况，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其中我们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无疑是主要因素之一。1930年初，省委还曾计划在旧历年开展士兵运动周工作。但是这类现象一经发生，就对我们党的兵运工作提出了更高和更急迫的要求。因为军队是统治阶级的命根子，他们对军队的控制历来不肯放松，一旦这些军队中有哗变和其他革命倾向发生，他们便立刻予以镇压，倘若我们党不能把工作做在敌人之前，不能及时地引导发生哗变和具有革命倾向的兵士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他们就必然要遭受挫折和失败。有鉴于此，以刘少奇为首的满洲省委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展兵运工作的方式、方法，逐步形成了较为正确的兵运工作方针和军事工作路线，使东北地区的兵士运动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更迅速地向前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