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澎湃的春涛”

作者:徐文涛 谢明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6-07-06 阅读量:0

在风雷激荡的大革命时期,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先导者和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的彭湃,有一位身为国民党左派的挚友,名叫李春涛。他们两人同是广东岭东人,同赴东瀛留学,同科同班同室,回国后又共同投身于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工农运动,在大浪淘沙的激流中相互支持并肩前行。当时人们合称他们是“澎(彭)湃的春涛”。

东瀛同窗“赤心”结

彭湃,广东海丰人,生于1896年10月;李春涛,广东潮州人,生于1897年2月。1918年9月,素不相识的两人同时考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成为政治经济科同窗。此时,指导十月革命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在日本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彭李两人在照拂学业的同时,开始与林伯渠、杜国庠等人一起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学习和研究。他们还多次拜访日本学者河上肇,向这位社会主义思想启蒙者求教。

1919年9月,早稻田大学一些要求革新的学生创立了“建设者同盟”,彭湃与李春涛也加入了该组织。建设者同盟着重研究农民问题,试图将刚刚接受的社会主义学说与农民问题结合起来,讨论研究被压迫民族的农民解放问题。为了追求真理,彭湃和李春涛如饥似渴地研究有关社会主义的诸家学说。共同的志向,让二人成了莫逆之交。

1920年10月,彭湃与李春涛在中国留学生中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赤心社”,并为宣传马列主义出版了刊物《赤心》。后来,日人坍利彦、韩人全无为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可思母俱乐部(cosmo-club)”,彭李两人很快也加入到该俱乐部中。据也曾为该组织成员的田汉后来回忆:“这个俱乐部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交组织,接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入其中的多为左翼文化人,其中有社会主义实行家,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定期地开会,讨论分析各种国际问题。”每当该组织举办活动时,彭李两人都会运用马列主义学说,就中国的出路与世界的前途问题发表见解。

上世纪20年代初,围绕马克思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是否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这两大问题,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大论战。论战中,抵制马列主义的人用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而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具进步性的两位旗手李大钊和陈独秀则纷纷撰文加以反击。这场论战也波及到在日留学生中,彭李两人用自己创办的《赤心》刊物,捉笔晓义地支持国内的“南陈北李”。

当时中国思想界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江亢虎。曾为同盟会会员的他,乃中国较早研究社会主义之人。他在自己的《洪水集》中再三宣称:“中国尚非社会主义实行之时代,而仅为社会主义鼓吹之时代。”主张中国对社会主义只能研究,不能实行。为回击这种以社会主义之名行无政府主义之实的观点,李春涛于1921年3月18日于东京松叶馆撰写了《读书录——江亢虎(洪水集)》一文,用大量笔墨来否定江亢虎的观点。他以“决不迷信一切”的气魄宣称:“余读氏书,不作社会主义学说书读,而作社会主义运动史,即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史读。”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江亢虎所宣称的“广义的社会主义”,“则为世界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一语,即为无政府主义之变称,然不敢名无政府主义而名世界社会主义,此即江亢虎思想之不彻底处。”

后来,随着彭湃、李春涛、杨嗣震等人相继毕业回国,赤心社的活动中心由日本东京转移到中国广东的海丰,但两地赤心社成员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

再办《赤心》图救国

彭湃与李春涛回国后,分别回到海丰和潮州,开始偿试“从教育人手”实现社会变革。

彭湃回国后即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又回到海丰县出任该县教育局长;而李春涛则回到潮州任金山中学校长。在海丰,彭湃发起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他在《告同胞》一文中指出:“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破坏私有财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李春涛则在潮州金山中学通过创办并主编《金山月刊·进化》,公开向学生讲解社会主义学说。期间,他主张招收女学生,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在他的倡导下,金山中学终于在1921年9月录取了8名女生免费入读。由于当时潮州尚无电灯,李春涛便在金山中学办了一个发电所,由学生参与管理,并在校内安装了上百盏电灯,既改善了办学条件,又帮助寒门学子通过勤工来维持就读。1921年11月,当美、英、日等九国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商议制定所谓一战后世界秩序时,李春涛又与汕头的教师组成了太平洋会议研究社,并在汕头《大岭东日报》发表《太平洋会议研究社之提案意见书》,以敦促北京当局维护国家主权。此后,他还在潮州金山中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会议,情绪激昂地发表《太平洋会议与未来国际战争》演说,提出“无论如何收有卓绝成绩,而未来世界之国际战争,终不可免。国人自当警醒之。”在他的影响下,金山中学许多学生接受了进步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左联”的洪灵菲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在旧势力逼迫下,李春涛无奈去职离校。1922年初,他接受彭湃聘请前往海丰任教,担任第一高等小学的国文教员。两人再度走到一起,并把《赤心》复刊,更名《赤心周刊》。在校期间,他积极引导学生关心社会问题。

1922年“五一”劳动节前,彭湃、李春涛、杨嗣震等人积极筹备在海丰举行劳动节纪念游行活动。因5月1日至3日有雨,纪念活动延至4日举行。当天,彭湃高擎写有“赤化”二字的红旗作前导,海丰各校队伍依次随行,沿路散发传单并呼喊口号。当游行队伍最后集结到县公共运动场后,李春涛登台发表演说,号召全体师生“为谋取人类的幸福生活而奋斗”。

由于此次大游行遭到当地豪绅地主的反对和诬告,彭湃和李春涛等县里所有思想进步的校长、教员们纷纷被解职。“从教育人手”实现社会革命的尝试失败后,彭湃把注意力转到团结工农群众方面来。为表达自己与旧世界决裂的决心,他在《赤心周刊》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我》的诗篇:“这是帝王乡,谁敢高唱革命歌?哦,就是我。”从那时起,彭湃即抱定“我即贫民”,“我即现实社会制度的叛逆者”。此后,他积极融入苦难深重的农民中。而李春涛则在彭湃的劝说下去往北京,一面求职任教,一面设法与那里的中共组织取得联系。

彭湃初到农村时,被农民们误以为是来讨帐的士绅或收税的官吏,都躲着他。后来,他戴上竹笠,光着脚板,用通俗的语言与农民交谈,才逐渐被农民所接受。1922年7月29日晚,彭湃与另外5位农民组成秘密农会,迈出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第一步。1923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进入有纲领有领导的新阶段。不久,广东省农会成立,彭湃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长。

1922年8月底到达北京后,李春涛很快见到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同乡学长杜国庠。杜国庠当时执教于北京大学,他不但热情安排李春涛与自己同住于地安门内慈慧殿月牙胡同13号一座被自己取名为“赭庐”的四合院内,而且还帮助其凭借留洋学资,谋得北京高等女师国文教授一职。此后,他们一同研究马列主义,编写出多种宣传革命思想的小册子。这一时期,李春涛同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其联系人为中共早期的党员之一、建国届担任劳动部副部长的施存统。根据彭湃的来信,李春涛向施存统介绍了海丰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

与此同时,在彭湃的组织领导下,海丰县总农会于1923年5月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7月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农会实际上形成了“农村政权的雏形”。

1923年暑假期间,李春涛由北京回到潮州,时逢海丰农民运动受到镇压。当彭湃由海丰赶到潮州,向李春涛详尽介绍了海丰农民运动遭到反动军警摧残的情况后,李春涛即奋笔为彭湃起草了《海丰全县农民泣告同胞书》,控诉地主豪绅勾结军阀摧残农民的罪行。1924年1月,回到北京的李春涛公开发表了《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状》一文,明确阐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必须走社会主义主义道路的主张。这中间,彭湃与李春涛定期在通信中讨论农会组织与发展事宜。1月24日列宁逝世,在28日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李春涛登台发言,宣传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后来,李春涛又与杜国庠、邝摩汉等一起,编辑出版了纪念列宁专集——《社会问题》杂志,以推动马列主义的传播。与此同时,他们还编印一本封面印有列宁照片的《列宁逝世纪念册》,印刷达数万册,分送北京各文化机关和团体。为支持彭湃和他领导的农民运动,李春涛还于1924年1月30日在中国大学校刊《晨光》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

为我工农两赤心

1924年10月,彭湃等主持成立了广宁农民协会,并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之后指挥农民自卫军联合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取得了对地主武装斗争的胜利,有力推动了当地的减租运动。

为了深入考察海丰农民运动的发展,李春涛于1925年4月辞去在北京的教积返粤。途经上海时,正逢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4万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而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为了对大罢工给予声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瞿秋白和施存统邀请李春涛到该校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问题发表演讲。欣然接受的李春涛遂为该校师生作了《殖民政策》的演说,演讲全文43100字,后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由于在5月15日的罢工斗争中,日本资本家开枪杀害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十余名工人,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号召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反日大行动。5月30日,数以万计的工人、学生在南京路示威游行,李春涛也与大学生走上街头,但遭反动军警的镇压。对此,他愤怒写下《外国人在中国放枪的效果》,于次日发表在《孤军》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上,疾呼:“外国人能放枪,中国人岂不能放枪!”5月30日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迅速组成行动委员会。6月1日,上海市总工会宣告成立,李立三担任委员长。6月4日,瞿秋白创办了指导运动的《热血日报》。翌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的政治斗争。在这次著名的“五卅运动”中,李春涛紧紧地同李立三和瞿秋白等战斗在斗争最前沿。

当年6月中旬,李春涛离开上海,经杭州回到广东汕头,再由汕头陆路前往海丰。鉴于反动舆论说了很多海丰农会的:不话,外界一时还不了解海丰的真实情况,李春涛一路上对所遇见的朋友和同志说:“海丰农会真是建筑在农民阶级的意志上的,这是我所敢保证的。至于那些坏话,必是反动派的谣言,切不可误听误信。”当他于7月7日到达海丰时,正值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在彭湃的热切欢迎下,李春涛与126位农民代表见了面。为了解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态度和想法,李春涛让在场代表以举手的方式表达意愿,随后作讲话说:“今日各代表出席者共126人,内无一人承认田地该归田主所有,这是我们意料中应该如此的。此外承认田地该归农民所有的,计12人,约占全数十分之一;承认田地该归农会所有的,计29人,约占全数十分之二,承认该归社会所有的,计80人,约占全数十分之七。这样的大多数都能明白田地不该归一个人——不管是田主或农民——私有,且不该归一个团体——农会——私有,而且应该归全社会共有。这样的对于土地的观念,算是极为正确;这样的农民运动之前途,才是光明远大。”他还说:“我们以后更须努力地照这条路走下去,不达到我们的目的不止。”此后,在与彭湃达成新认识的基础上,李春涛写出《田地究竟是谁的——海丰农民对于土地观念之正确》一文,以说明海丰农会是农民的阶级组织,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强大的生命力。

10月1日,当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时,受周恩来诚邀,李春涛告别彭湃,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到东征军总政治部参加新的工作。11月,当黄埔分校潮州分校成立时,李春涛同自己的堂弟、共产党员李春藩(柯柏年)一起,被聘任为政治教官。1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政治周报》创刊,主编为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毛泽东,宣传部秘书沈雁冰、干事邓中夏、张秋人、李春涛等参加编辑。李春涛根据自己的亲身所见和深入思考,在该刊先后发表了《东征纪略》、《杀尽知识阶级的是谁?》等重要文章。其《东征纪略》详尽叙述了东征军取得胜利的过程,高度评价了东征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事隔30年,当李春藩向毛泽东提起李春涛时,毛泽东连声说:“记得,记得!”

与东征的胜利相伴随,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也由海丰发展到相邻的陆丰。1926年,他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上连载。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农民运动的专著。与此同时,广东革命政府委派李春涛为潮安县县长。这时,周恩来以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东江行政专员身份主政东江。为了做好唤起民众工作,周恩来责成李春涛筹办《岭东民国日报》并兼任社长。该报创刊不久,李春涛又开辟《革命》副刊,并请周恩来题写了“革命”二字。在李春涛主持下,《岭东民国日报》实际上成为宣传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报纸,推动了东江地区的革命工作。1926年底,共产党员、广东省农会潮安县特派员方临川曾问彭湃:李春涛与你同在日本留学,互相认识了很久,又是很好的朋友,共同做了不少事,他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你都是很清楚的,为何不介绍其参加共产党?彭湃回答:这个问题曾和周主任讨论研究过,周主任的意见是李春涛不参加共产党比参加共产党作用更大,他能做一些共产党员不能做的事情。

1926年底,汕头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不断向左派进攻。12月11日,汕头地委常委、汕头总工会委员长杨石魂去揭阳参加该县工人会议时,被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流氓绑架并秘密囚禁。地委得到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展开营救,并急电通知彭湃从梅县赶回汕头。彭湃回到汕头后,鉴于潮梅警备司令部下令不准各报披露有关消息,遂找到李春涛,希望《岭东民国日报》冲破禁令,及时揭露反动右派的阴谋。对此,李春涛不但亲自写社论来支持正义斗争,而且还让报社及时转载由我党掌握的《桥通社》所发布的相关消息,揭露国民党右派绑架工人领袖的罪行。由于我党坚持原则,并争取到革命舆论的配合与支持,终于迫使国民党右派将杨石魂放出。

1927年2月23日,彭湃在汕头主持召开潮梅海陆丰农民和劳动童子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检阅农会力量,扩大组织,更有力地回击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当天,李春涛在《岭东国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党的“决议”、“政纲”和东江农代大会》的文章,高度评价农民运动在推动国民革命方面的伟绩,鞭笞了摧残农民运动的国民党右派,维护了国共两党的合作。这是李春涛的最后一篇文章,该文选择在由彭湃主持的东江农代大会召开之日发表,既表明了李春涛坚定的革命立场,同时也标明此乃两位挚友在国民革命处于最危急关头时最忠诚、最默契的合作。

1927年3月,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成立,彭湃和毛泽东、方志敏等13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担负起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此后不久,风云突变。由于李春涛无论在北京任教,还是在广州协助毛泽东办《政治周刊》以及任《岭东民国日报》社长,都用他那如椽大笔,尖锐地揭露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地主的反动本质和罪行,赞美社会主义和工农革命运动,因而受到国民党右派的痛恨。4月14日,李春涛被国民党在汕头的潮梅警备司令部诱捕,并在27日被装入麻袋后被抛入汕头炮台外海。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李春涛就这样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30岁。

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并未吓倒共产党人。10月30日,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海陆丰农民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举行第三次起义,夺取了政权。随后,彭湃受派从香港回到海陆丰,负责筹建工农兵苏维埃。11月13日和18日,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代表大会,宣告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正式建立。

1929年8月24日下午,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到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会议,因叛徒白鑫告密被捕。在狱中,他虽连遭毒刑,但坚贞不屈。8月30日,彭湃在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内被枪杀。彭湃牺牲后,周恩来含泪起草了《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同时下令:“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1929年11月11日夜晚11时许,正当白鑫准备离开上海到南京躲避时,我特科人员在霞飞路将其击毙。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人没有被血腥的屠杀所吓倒。随着党独立领导工农武装斗争高潮的到来,农民革命运动的春涛又澎湃激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