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福生，1904年2月28日出生在湖南醴陵县（今株洲县）鸿仙乡姚家大屋。晏家祖祖辈辈习武，晏福生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拳师。12岁时，晏福生为家境所迫，靠打短工挣一点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15岁那年，晏福生的父亲离开了人世，他一肩扛起家中生活的重担，到人家做长工。
掩护蒋先云脱险
1922年春，晏福生随姐夫到安源煤矿谋生。就在这时，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先后来到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晏福生深受影响，积极投身安源工人运动，大罢工时还被选为“十代表”，并被中共地下组织指派为交通员。1925年9月，安源事件爆发。反动当局查封了工人俱乐部，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这时，党中央交给晏福生一项重要任务：护送蒋先云出安源。
接受任务后，晏福生按照中共组织指示扮作菜贩来到街心饭店前“接头”。只见一位背紫红色油纸雨伞，瓜子脸、大眼睛、白晳皮肤的青年朝着街心走过来。晏福生不慌不忙地上前一步问道：“先生，买菜吗？”那位青年停住脚，打量一下晏福生说：“有茭白吗？”
“有辣椒。”晏福生回答。
“我要茭白。”青年再次强调。
“那请你到前边去买。”晏福生说。
两人一问一答，其实是在对暗语。当双方对上了约定的暗语后，都会意地朝对方点点头。蒋先云先朝前面走去，晏福生在原地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动静，随即挑上箩筐远远地跟在青年的后边。当他们一前一后快要走出小街时，机警的晏福生装作换肩的样子回头看，突然发现后面跟着两个矿警。他机警地朝青年发出信号，高喊：“新上市的青菜！卖新上市的青菜！”边喊边闪身进入工人区。前面的青年听到叫卖声知道后面有跟踪，便也迅速进入工人区。经过一番周折，两人终于甩掉了尾巴，钻进工人区的一个茅草棚里。青年正是蒋先云，晏福生高兴地与他握手。晏福生对蒋先云说：“情况紧急，快换上，我掩护你先走，迟了就出不去了。”他边说边脱下自己的衣衫和箩筐给蒋先云。蒋先云迅速换上晏福生的衣服，挑上箩筐快步离开了茅草棚。为了掩护蒋先云安全转移，晏福生有意将自己暴露在追捕矿警的视线内，吸引注意力。矿警紧紧跟在晏福生身后，还吆喝：“前面的人站住！不然老子开枪啦！”晏福生知道，要是把“黑狗子”逼急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会做得出来，只好装出跑不动的样子，喘着粗气止住了脚步。两个矿警扑上来，才发现不是他们要追的“共党要犯”。一个脸上长黑痣的矿警好像认出了这个眼前的大汉，突然喝问道：“你叫晏国金（晏福生的乳名），在下士畈坑道做工是不是？”晏福生并不惊慌，随机谎称说：“老总你认错人了，我叫‘晏福生’，晏国金是我叔伯哥，他老爹病重，让我来安源找他回去。”就这样晏福生骗过了矿警，得以脱身，在事先约定的地方赶上了蒋先云，把他护送到了安全地带。
参加五次反“围剿”
晏福生从矿警的盘问中知道自己也被反动当局注意上了，便离开安源，返回家乡醴陵，参加醴陵北二区的农民运动。
1926年春，叶挺率北伐军先遣团入湘，醴陵北二区的农民运动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正风起云涌，蓬勃发展。晏福生一回到家乡，便成了农会纠察队中的骨干分子。1926年8月，晏福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日事变后，反革命势力疯狂反扑，湖南城乡一片白色恐怖。在异常严峻的时刻，晏福生从家乡回到安源，担任中共湘东特委与井冈山根据地之间的地下交通员，并加入了以张子意为首的醴陵赤卫队。1928年1月，中共醴陵县委组织和发动湘东醴陵暴动，张子意、晏福生率农军和赤卫队攻占了醴陵城内的凤凰山、七眼井一带。由于主力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打到渌江桥头，遭到护桥国民党军的猛烈阻击，多次强攻未能奏效，总指挥部分析形势，下令各路农军撤出县城。醴陵暴动的失败使晏福生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工人农民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用革命的武装推翻反革命的武装。1928年5月，中共安源市委在安源煤矿发动党员和工人参加井冈山的湘赣红军。晏福生加入了红军萍乡游击大队醴陵游击队，从而开始了他革命军人的战斗生涯。
井冈山时期的战斗是十分频繁的，每次战斗都打得十分艰苦。晏福生凭着自幼练就的一身武功，冲锋在前，有时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去救护同志，成为一名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并很快成长起来，从班长、排长到担任醴陵游击队队长。
1930年7月，湘东南独立师在萍乡大安里成立，醴陵游击队编入独立师第三团，晏福生任三团副官，奉命加入了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独立师三团在莲花东南的龙山口截击国民党军，首战歼敌一部。随后，他们又配合主力红军应用毛泽东关于“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把敌人诱入根据地，待其疲惫时歼灭之。他们还不断阻击、袭扰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为中央主力红军全歼敌十八师赢得了5天宝贵的时间，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战斗胜利后，晏福生随王震率领的独立师三团奉命挺进湘南，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一面待机迎接由邓小平、张云逸率红七军军直队、红五十八团北上井冈山。1931年3月9日，张云逸已率部攻占了酃县县城；独立师三团闻讯连夜急进，与红七军在酃县的十都圩胜利会师。
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晏福生奉命随部队设伏于福安西南的廖家桥，歼敌一五四旅一部；又分兵宜春和分宜地区，钳制了赣江以西的大量敌人，配合中央主力红军作战，夺取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8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增兵30万，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再次“进剿”中央苏区。中共湘赣省委为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奉命将湘南独立师改编为湘赣独立第一师，由省委统一指挥。此时的晏福生已担任中共独立一师三团总支部书记。他运用毛泽东提出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作战原则，同战友们在前线消灭西溪一带的国民党军，配合中央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9月，中共湘赣省委正式组建红八军，晏福生任红八军四十九团特派员。为打破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红四十九团奉命在利田、宫田一带阻击敌一五四旅、一五六旅，迫使敌五十二师暂时收缩兵力，转入守势；同时，进一步配合红一军将敌七十七军钳制在赣江以西，为中央主力红军全歼敌五十二师、五十七师，粉碎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晏福生接替曾杰任红四十九团政委，不久率部投入到沙市（又称棠市）战斗中。沙市是永新到莲花的必经之地。师部得知原十五师的侯鹏飞旅，将于4月5日凌晨从永新出发开赴莲花县城，遂决定在沙市附近伏击这股敌人。红四十九团接到命令后，晏福生命令全团在指定的时间内进入设伏阵地。部队在萧克的指挥下最终取得了胜利，敌旅长侯鹏飞被红军战士生擒。
第一次“光荣牺牲”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了红六军团西征的命令，晏福生和吴正卿率四十九团从永新的牛田出发，告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遂川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转战湘南，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进入湘桂边界。
号称“铁军师”的敌十九师五十五团在蒋家岭挡住了西征军的去路。晏福生指挥四十九团一营一连向左峰神仙头迂回运动。当红军主力侧向沙田猛击敌人右翼时，晏福生指挥一连乘势夺取了神仙头，进而合击主峰，3个小时就打垮了“铁军师”，进入广西。此后，部队以红四十九团为前锋，折回湘西，西进贵州，迂回北上，打破了国民党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机动灵活地运用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历时85天，行程2500公里，于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的木黄，与贺龙指挥的红二军胜利会师。
红六军团西征的胜利，有效地调动和分散了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的兵力，也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侦察、探明了一条道路。为了钳制更多的敌人，策应中央主力红军北上，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建立巩固的湘西革命根据地。11月初，红六军团在前，红二军团随后，进入湘西永顺地区。前卫四十九团在晏福生、吴正卿指挥下，一举打垮永顺保安团，迎接主力部队进城休整。
湘西军阀陈渠珍见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惊恐万状，立即纠集周燮卿、龚仁杰的两个旅，又联络贵州守敌皮德培、杨齐昌的两个师，前堵后追，妄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一举歼灭。红二、六军团在贺龙指挥下，主动放弃永顺城，引出尾追的湘敌周燮卿旅，在十万坪地区设伏聚歼。晏福生、吴正卿指挥的红四十九团，是这次战斗的主力团。
红军进入湘西首战告捷，军威大振，民心大快，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打开了局面。战斗结束不久，晏福生被通知到军团指挥部。贺龙招呼晏福生坐定后说：“军团领导决定，要你带四十九团二营暂时留在龙家寨，一是负责打扫战场，处理俘虏，安排好伤病员的治疗；二是掩护军团机关留下来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在这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政权，清剿土匪，巩固根据地的后方。这个任务很重要，有了安定的后方，主力在前方打仗才无后顾之忧；部队需要的人员和物资才能得到补充；伤员的治疗问题也才好解决。”晏福生当即表示：“我们一定努力完成好任务，有困难依靠大家想办法解决克服。”
1935年1月，蒋介石纠集11个师约10万兵力，分6路对湘西根据地进行“围剿”，形势十分严峻。同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地向红二、六军团发出反“围剿”作战的指示：“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1935年4月，晏福生结束在龙家寨的工作，随四十九团参加了陈家寨战斗。他指挥二营冲进寨头，刚进入指挥所时，突然发现一股敌人正试图穿过红军阵地往西逃窜。晏福生来不及调动部队，自己带着警卫员就追了出去。战斗结束后，部队撤出阵地进行打扫，这才发现政委和他的警卫员都不见了。战士们都以为政委牺牲在阵地上了，十分悲痛。吴正卿团长提议：“为晏福生政委默哀三分钟。”就在全团指战员们怀着万分悲痛心情默哀的时候，晏福生和警卫员扛着缴获的长枪、短枪，押着几个俘虏回来了。晏福生看到指战员为他默哀的场景后，风趣地说：“敌人还没有消灭，革命还没有成功，阎王爷还不忍心收咱们呢！”
第二次“光荣牺牲”
1935年9月，蒋介石又调集130个团的兵力，气势汹汹朝湘鄂川黔苏区扑来。11月，红二、六军团根据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开始战略转移。转移前，部队又作了整编，红六军团新组建红十六师，晏福生调任十六师政委，周球保任师长，随军团主力踏上了长征之路。
红二、六军团经过乌蒙山区的大回旋，巧渡金沙江，飞越大雪山，于1936年7月初在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7日，晏福生率部北进，在罗家堡与国民党从盐关镇出来堵截红军的主力部队碰了个面对面。敌我双方各自抢占有利地形，展开了激战。红十六师连续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冲击，但由于胡宗南调集的堵截大军越聚越多，怎么也脱离不开战场转移，整个红六军团陷入了危机。就在这紧要关头，晏福生命令部队退出山头阵地，从山下的斜坡处杀开一条血路，掩护军团主力转移。
红十六师刚撤至斜坡，国民党军就一窝蜂似地扑了上来。晏福生在阵前指挥部队向敌人冲杀。激战中，师参谋长杨旻、师政治部主任刘礼年相继负伤，师部的四个指挥员只剩下晏福生一人了。他命令三营猛烈攻击敌人密集的右翼，迷惑吸引敌人；其余部队趁机从左翼突袭，杀出一条血路。此时，军团模范师的一个连也抢占了红十六师阵地侧后的一个山头阵地担任警戒，军团直属机关和后勤部门的同志迅速冲出了封锁线，军团主力部队也迅速转移。
正当晏福生指挥红十六师准备撤出战斗时，国民党军的飞机到达了红军阵地上空并进行狂轰滥炸。一颗炸弹在晏福生身边不远处炸开，他躲闪不及，右臂被弹片割断，鲜血直流。警卫员冲上来扶住晏福生，立刻为他包扎伤口。晏福生则用左手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密电码本交给警卫员说：“这个你负责带出去！”随后他又将自己的驳壳枪递给另一名警卫员说：“这个你带上！”两个警卫战士明白了政委的意思，但他们谁也不愿意把政委丢下，便一齐上前架起晏福生就走。晏福生急得大喊：“敌人上来了！不能这么多人都去送死！你们好胳膊好腿的，革命还需要，还不快走！”晏福生挣脱搀扶他的警卫战土，纵身跳下身旁的陡坡。敌人蜂拥而至，战士们只得撤离阵地。
红六军团主力通过十六师杀出的血路脱离危险后，军团政委王震听到晏福生负伤下落不明的报告，立即对模范师师长刘转连说：“十六师损失很大，晏福生负了重伤还没出来，生死不明，你赶紧派部队去找一找。”刘转连随即率两个营返回罗家堡阻击战场，国民党军还没有完全撤退。刘转连等边打边找，寻遍了阵地，也没有发现晏福生，只好返回向首长汇报。军团长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同志阵亡。”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也在日记中写道：“我部晏福生同志牺牲。”在红二、六军团胜利渡过渭水，到达目的地总结战斗经验时，王震在排以上干部大会上沉痛地提议：“请大家起立，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
幸运的是，晏福生并没有死。他跳下陡坡后，被酸枣树、粗篱草七阻八拦，滚落在一个土窑洞边，顺势滚进了土窑洞。但因流血过多晕倒了，一直昏睡到第二天清晨。当他苏醒过来后才知道，一对好心的父子救了他。晏福生吃了一些东西，就起身告别。他掏出自己的私章说：“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人熟路熟，请把这个送给红军，他们就会知道我还没有死。”
10月8日，换上了便装的晏福生赶到刘家坝时，红六军团已到了横门镇；次日他找到横门镇，军团又开到了达门镇……他一直追赶到通渭，还是没有追上部队。晏福生架着残臂，继续赶路。当他走到大水头地区时，体力不支晕倒在路旁。当地的农民把他救回家，问明情况后，找来一块门板，将他抬到驻扎在水暖堡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的一个师部。
该师的师长不认识晏福生，但知道晏福生已经牺牲了。面对这个伤残疲惫的陌生人，他警惕地问：“你说你是红二方面军十六师政委，你们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是谁？”
“萧克。”晏福生回答。
“你认识萧克吗？”师长又问。
“认识。”
“他认识你吗？”
“认识。”
“那就好了，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他调到我们三十一军当军长了。”晏福生喜出望外地说：“请你们马上给萧军长发电，就说晏福生还活着，请他派人来接。”
萧克接到电报，又惊又喜，立刻派徐继海把晏福生接到军部。两人见面，百感交集，萧克扶着晏福生久未得到治疗的断臂，心疼不已。他命令医生立即为晏福生诊治。经检查，医生认为必须截肢。萧克立即将晏福生转送红四方面军卫生部所在的山丹县，请以“一刀准”闻名的卫生部部长苏劲光为晏福生手术。这是晏福生第二次死里逃生，也是他第二次“死后复生”。
黑山阻击战浴血坚守
1947年9月，东北独立一师改编为十纵第二十八师，晏福生任师政治委员，贺庆积任师长。按照东北民主联军首长的部署，全师在参加秋季攻势、冬季攻势后，进入了辽沈战役的第一阶段。1948年10月初，对锦州的军事包围完成。二十八师的主要任务是：与十纵和五纵、六纵等兄弟部队一起，阻击可能自沈阳西域增援锦州的敌廖耀湘兵团。
1948年10月14日，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了。经讨30个小时的激战、巷战，锦州城被攻克。野战军司令部急电十纵：“锦州、长春解放后，敌廖耀湘集团仍企图西进与锦西之敌会合，重占锦州或逃入关内。我十纵应进至黑山、大虎山之线，选择阵地，构筑工事，顽强死守，阻击敌人，待主力到达后聚歼该敌。”参加完纵队党委会议的晏福生和贺庆积火速赶回部队紧急动员，连夜急行军赶到部队所在的黑山阵地。10月23日上午9时，前哨战斗打响，国民党军两个营遭重创后溃退。野司接到十纵的报告后回电称：“务使敌在我阵地前尸横遍野而不得前进。只要你们坚守3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
晏福生知道二十八师所肩负的任务有多重，他奔赴阵地亲自传达野司的指示，动员指战员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迎接更加严峻的考验。在此后的两天里，国民党军以4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和重炮配合下，轮番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企图突破黑山阵地。战斗最激烈的101高地，被密集的炸弹和炮火削去了好几尺，国民党军“敢死队”也曾两次冲上高地。英勇的二十八师指战员在晏福生、贺庆积指挥下，用手榴弹、刺刀坚决反击敌人，使高地两次失而复得。敌军尸横遍野，付出惨重的代价，却始终未能突破黑山阵地。
3天3夜，晏福先一直在前沿阵地指挥所里。10月26日拂晓，野司首长急电十纵：“东进主力已到达，敌已向东总溃退。望即协同主力作战，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晏福生指挥部队发扬人民军队连续作战的作风，经过两天追击，将廖耀湘兵团围歼。晏福生和他率领的二十八师，在黑山阻击战中打得英勇顽强，出色完成了阻击任务，受到野司总部的通令嘉奖。
湘西剿匪再建奇功
1949年6月，晏福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副军长兼一三九师政治委员，按照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关于“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四十七军挺进湘西。
湘西是蒋介石为死保大西南设置的第一道防线，他除指令宋希濂部一二二军布防在大庸一带外，还收编了10多万土匪，编为3个暂编军、10个暂编师，企图扼险围守，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四十七军党委研究分析敌情后，决定分3路合击大庸，晏福生率一三九师负责正面攻击。
10月6日，三支部队按预定目标完成了对大庸的合围。晏福生派四十七团一营营长阎太云、三连连长曲贤圣带一个排，捣毁了国民党军的指挥机关，并指挥四一六、四一七团攻入城内，分割围歼敌人。打开了解放湘西的大门。10月下旬，以四十七军主力开路，第二野战军源源不断地经过湘西挺进大西南。晏福生率二四○师和军炮团、教导队留驻湘西沅陵、黔阳一带，执行保护交通、征粮支前、清剿土匪的任务。
人民解放军西进大军过境湘西，国民党一个正规军被歼，极大地震慑了湘西的众多土匪。晏福生利用有利时机，展开政治攻势，迫使土匪和游杂武装纷纷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很快就收编或收降了湘西总队、绥保守备司令聂鹏升，暂编一军副军长汪援华等1.2万匪众；另有一些土匪头子也先后派人与解放军接洽，表示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西进大军的后方安全得以保证。
1950年1月1日，湘西行政公署建立，晏福生任主任。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会议指出：“剿匪是当前中心工作的中心环节。不解决土匪问题，任何社会改革、生产建设都无从谈起；特别是湘西，剿除土匪更加紧迫和重要。”随后，湘西军区发动了春季攻势和800里边界会剿等战役，晏福生采取“分块进剿，分进合击，重点包围”的战术原则，指挥部队由西北向西南横扫，最终取得湘西剿匪的彻底胜利。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审阅湘西行署、湘西军区关于湘西剿匪的情况报告后，作出了如下批示：“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毛泽东还指示将这个报告批转全国。
历时两年的湘西剿匪，共歼匪徒257，993人，缴获各种火炮2，607门，收缴各种枪15余万支，湘、鄂、川、黔、桂5省边界的21个县全部获得解放。“湘西土匪永不灭”的神话被打破。湘西老百姓过去常说：“湘西有割不完的大烟，数不清的枪，打不净的土匪”。而剿匪胜利后，湘西人民纷纷给部队写信，赞扬说：“神仙办不到的事情，被你们办到了！”
1951年2月，四十七军奉命开赴东北参加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开始后，担任湘西军区司令员的晏福生发动上万名被迫从匪的劳苦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保家卫国。这些战士身强力壮，吃苦耐劳，作战勇敢，许多人在战场上都立了大功。与此同时，晏福生在湘西继续组织各分区的独立团、县大队和民兵，追歼残匪，减租反霸，建立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到1951年底，基本肃清了潜藏各地的匪特，湘西的局势完全稳定下来，湘西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彻底翻身，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1952年10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政协湖南省委员会联席会议作出决定，撤销湘西行署，成立湘西苗族自治区。晏福生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厅长。1954年10月，晏福生在中共湖南军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军区党委书记。1955年9月，晏福生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1963年春，晏福生调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
1982年9月，晏福生出席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举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4年4月7日21时45分，晏福生因冠心病发，经抢救无效在广州逝世，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