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在66年的革命岁月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在工作中，李先念与湖北省十堰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32年到1989年的57年间，他与十堰的关系可以用“624261”来概括：即他6次到十堰；2次血战南化塘并创建两个根据地；4次亲临丹江口工地指导；26次过问解决二汽建设问题；1次批示郧县、郧西列为老区扶贫县。他始终无微不至、不遗余力地关心、支持、帮助十堰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十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处于重要关头，他多次果断决策，为十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红四方面军西征李先念一战南化塘
1932年7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李先念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他与师长倪志亮指挥部队重创敌军。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进行战略转移。十一师在枣阳新集和土桥铺地区冲破国民党军的包围，为全军打开通道，并在危急时刻保证了总部的安全。
11月初，红四方面军途经郧县南化塘。南化塘地区北靠伏牛山，南傍鲍鱼岭，介于丹江和汉水之间，地形较好，粮米较丰。红四方面军召开会议，并向中共中央写报告，拟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然而，红四方面军在南化塘刚驻扎三天，追敌就赶了上来。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与敌军进行了英勇激战，十二师与敌四十四师在南化塘以北交火，时任十一师政委的李先念与师长倪志亮率部与敌六十五师激战于南化塘以东的化山坪、太山庙一带。在南面，敌第一师迫近距南化塘十余里的七棵树一带；在东南方，敌五十一师已到达白桑关、黄柿坪。从兵力部署的形势来看，敌人是想从东、南、北三面合围红四方面军，只留下了向西入陕的一条路。此时，蒋介石又急电陕西的杨虎城部，令其发兵漫川关，堵击红军。红四方面军鉴于形势，放弃在南化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冲破敌人的堵截继续向西转移。
漫川关突围是关系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11月5日，红四方面军撤离南化塘，行至漫川关，被杨虎城部挡住西进去路，胡宗南等部紧追其后，将红四方面军合围在鄂陕交界的郧西、山阳县康家坪至任岭的峡谷中。在危急时刻，徐向前决定集中兵力向西突围。以三十四团正面突击，二一九团配合，抢占北山垭口，为全军打开通道，以十师、十一师各一部顶住南面和西面的敌人。在战斗中，红四方面军三十四团二营500多人，拚到最后只剩下100多人，二一九团团长韩亮臣英勇牺牲。红四方面军在控制了垭口后，终于打开了通道，连夜突围西进。部队越秦岭，走关中，南渡汉水，翻过大巴山后，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迅即进通江、克南江、据巴中，开创了川陕根据地。
中原突围李先念二战南化塘
1946年6月26日，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为粉碎国民党企图一举剿灭中原部队的阴谋，遵照毛主席提出的“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战略方针，率数万指战员，在大悟县宣化店打响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枪，拉开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的序幕。
李先念和中原局代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第十三旅、三五九旅、干部旅、第十五旅四十五团为北路，向西北突围；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率第一纵队第二、三旅和第二纵队第十五旅旅部、四十三团、四十四团为南路，向西突围；皮定钧率第一纵队第一旅、张体学率鄂东独立第二旅、罗厚福率江汉军区部队，分别在北、西、东线行动，以迷惑和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向西突围。李先念亲自率领北路部队向西突围跨过丹江进入鄂西北后，在鄂陕边一带遭遇胡宗南部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遂绕道郧县南化塘，血战玉皇山，以牺牲数百将士的巨大代价，终于冲破敌人的重兵阻击，胜利到达陕南，创建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南化塘一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原突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李先念在亲自指挥北路部队突围的同时，还根据敌情变化，指挥南路部队放弃北上豫西的计划，从而扭转了局势，为开辟鄂西北根据地打下了基础。7月3日，在王树声率领的南路部队即将遭敌合击的危急时刻，李先念果断电示：“如不能进入豫西地区，即西渡府河，继汉江军区之后抢渡襄河，进入武当山地区”。此后李先念又多次指示南路部队开辟、发展和巩固了鄂西北根据地。豫鄂陕、鄂西北两块根据地的创建，为一年后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特别是刘邓大军挺进中原、陈谢兵团四纵十二旅挺进鄂陕奠定了基础。
心系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位于今丹江口市（原均县）境内汉江与其支流丹江口下游约800米处的汉江干流上，是由我国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的一座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这项工程既是治理汉江的重点工程，也是中央为解决北方缺水问题而预建的南水北调中线前期工程，这项工程也是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成都会议批准，周恩来亲自过问的大型工程。李先念对此工程一直非常关心，曾四次到工地视察，对工程建设给予极大的支持。
1959年9月24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第一次视察丹江水利枢纽工地。
1959年12月26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实现大江截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再次亲临丹江口，并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了重要讲话。
1964年，在丹江口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即将竣工的关键时刻，国民经济建设转入调整阶段，出现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是否下马”的问题。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在听取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的三个方案后，了解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只要再投资一点，就可以滞洪，再加一点钱，就可以发电时，都对第三方案很感兴趣。李先念当即向周恩来总理表示：“上马下马的钱，相差不是太大，还是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不要下马的好。”周恩来赞同说：“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就是我们需要的治理汉江的大型工程。”
1978年1月13日，李先念再次来到丹江口，听取了丹管局党委和均县县委的汇报，视察了已投产并产生巨大效益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当年，丹江口完成了第一期水利枢纽工程，虽只是初期规模，但效益尤其是防洪能力已经显现，工程改变了江汉平原以前三年两淹的局面，发电、灌溉、航运和水产养殖的效益也十分显著。
1989年4月16日，李先念又一次来丹江口视察，他惦记着电站和库区的建设及汉江上下游船只通航问题，当了解到一切顺利时，他表示很满意。
大力支持“二汽”建设
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是国家在鄂西北山区建设的“三线”重点工程之一。建设二汽的设想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但二汽在十堰的正式开工建设，却是在1969年。二汽开工建设初期，环境极其艰苦。李先念始终关心和支持二汽建设，他主持二汽建设会议，同二汽领导同志谈话，对二汽的重要批示以及亲临二汽视察等共有26次之多。尤其是在关系到二汽长远发展和存亡的紧要关头，李先念果断作出重大战略决策，不仅保证了二汽建设顺利进行，而且率先打开了二汽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大门，为把二汽建设成为世界级的现代化特大型汽车企业奠定了牢固基础。
李先念大力支持二汽引进关键设备和技术。在“文革”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在1967-1969年连续三年停滞不前，二汽引进关键生产设备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建厂初期，二汽急需进口一些成套设备、重要关键设备和精密仪器仪表设备。李先念等国务院负责同志多次听取二汽汇报后作出批示，支持二汽从国外进口先进设备。国务院先后批准二汽从西德进口1.2万吨热模锻压力机自动线及曲轴加工自动线，从瑞士进口GF高压铸造生产线，从日本进口高熔点高压造型线，从意大利进口3座标测量仪等。二汽先后进口设备的数量尽管只占国内自行设计制造设备总量的2％左右，但对保证二汽产品水平及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二汽”的产品基本上达到了与国际同步的水平。二汽引进的“镇厂之宝”——1.2万吨热模锻自动线，一年可轧制10万辆份汽车前梁、发动机曲轴、大型齿轮和其它特殊锻件毛坯，精度、强度均很高。西德称这是他们国内制造的第一台套自动线，全世界当时仅制造了4台套。
1980年国民经济再次调整时，二汽被国家定为停缓建项目，面临形势非常严峻。二汽为此三次写报告争取续建。第一次报告提出“自滚雪球”不上缴利润，国家财政部认为投资二汽已达16.7亿元，赚一分钱都要上缴，不批准。第二次报告提出“对半分成加贷款”，财政部认为可以考虑，但须上报李先念副总理批准。黄正夏于是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李先念很快就批复：“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决不准你们在下面乱开口子。”最后二汽提出“不要投资，只要政策”的第三次报告，请求国家批准，将按计划应当留给企业的三笔资金，包括折旧基金、利润留成、设备维修费各提取一部分，由企业统一“捆起来”使用，这个被称为“自筹资金、量入为出、分期续建”，“以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方案，李先念经批示“研办”后，在有9位副总理参加的国务院办公会上得到批准，使二汽度过了“停缓建”关，开创了二汽依靠内涵求生存、求发展的新途径。1980年7月，邓小平视察二汽时，高度评价二汽“自筹资金”续建是“国家计划和财政管理体制上的创新，是一个创举。”“你们大胆试验下去，其它的大厂也可以这样做。”在二汽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二汽的“自筹续建”执行情况很好，1980至1985年6年中，计划自筹3.3亿元，实际自筹近5亿元，共生产35万辆优质车。到1985年底，不仅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投资，而且提前两年实现了年产10万辆汽车生产能力的目标，还增加了相当国家基建投资的固定资产3.9亿元，净上缴利润8.47亿元，上缴税收4.22亿元，为国家换取外汇3370.75万美元，增建了技术中心、大型现代化汽车道路试验场、自备热电厂、电视广播中心，填补了过去“先生产、后生活”的欠账，加盖职工宿舍60多万平方米，修建厂区道路100多公里。1985年，汽车年产量、实现利税均占全国汽车行业的60%以上。
牵挂“两郧”老区
李先念特别关心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建国初期，李先念担任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期间就指出：今后我们要特别注重老区建设，他们即使不提要求，政府也是要补助一些款项的。他强调：老区人民对革命贡献最大，而受反革命摧残也最深，生产破坏最甚。为此，湖北省人民政府《1952年工作方针和任务的建议》中就明确指出：“大力扶持老区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水平，是各级政府的重大责任之一。”
1978年1月12日，李先念在视察十堰期间听取了郧阳地委的汇报。陈明代表郧阳地委向他如实反映了郧阳地区，特别是老区发展经济中的困难，请求给予支援。李先念耐心听取汇报，不时插话，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一是强调要发展粮食生产，要能自给，要关心群众生活，让农民吃饱。二是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利用山大、树多的优势，向多种经营要钱，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三是要搞好科学种田，推广间作套种。四是大力改土治地，发展小水电。五是要发展工业交通。六是要巩固地方病防治效果。李先念热情鼓励山区干部要扎根山区，为山区人民做好工作，并号召要树立信心，迎难而上，创建山区美好的明天。
1987年初春，原红二十五军供给处处长、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张希才来到十堰，并准备访问曾经战斗过的故地郧西县，后因身体不适未能成行。郧西县委、县政府获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立即安排县政府办副主任李敬章、党史办主任王荫炳专程赴十堰拜望张老。张希才在了解郧西县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谈及中央正在确定苏区县和扶贫县，希望郧西县积极向上争取列入，以加大国家的扶持力度。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一致认为应竭力争取，并迅速召开县委常委会议进行了专题讨论，决定成立专班，进京申报。
同年3月中旬，张万锋县长带领申报专班赴京，先后登门拜访了张邦英（解放战争时期曾任陕南区党委书记、解放后曾任国家民政部副部长、时任中顾委委员）、程子华（原红二十五军军长，时任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原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陕南区党委书记，时任中顾委委员、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郭述申（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委副书记、中纪委副书记，当时已离休）、陈先瑞（原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解放后曾任兰州军区政委、北京军区政委，当时已离休）等老前辈。五位老前辈接见郧西县申报组后，马上分头到国务院及有关部委进行联系，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同时，张万锋找到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郭振乾省长汇报。郭省长对郧西县申报苏区县的事情非常关心和支持，他听完汇报后，即在《郧西县人民政府关于申报苏区和国家重点扶贫县的请示》上作了“湖北省政府同意将郧西县划为老苏区和国家重点扶贫县”的批示。于是，张万锋再次登门拜访程子华、汪锋、郭述申、陈先瑞等老前辈，请求以他们的名义，联名向李先念主席写信，汇报郧西县申报苏区一事。此举得到四位老前辈的支持。随即由张万锋代笔，为四位老前辈草拟了给李先念主席的信。信经四位老前辈共同推敲审定，并分别在信上签了名。汪锋在签名时问张万锋：“如果郧西县的问题解决了，郧县是否也来找？”张万锋答道：“郧县肯定来找。因为无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两郧都是一块根据地。”汪老听后点头微笑。
4月20日，郧西收到北京传来的消息：李主席已作批示！后来才得知批示的经过，原来在4月18日，汪锋亲自将信和相关材料一并送交李先念。李先念审阅后正待批示时，汪锋对李先念说：“主席，你把郧县的问题也一块解决了吧，不然，郧县也会来找的。还是我们这些老家伙给他们解决。”李先念在四位老同志的信上当即挥笔批示：“同意，郧阳应考虑进去。”工作人员问道：“郧阳是指哪个县？”李主席幽默地说：“带‘郧’字头的都是。”1987年6月14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正式发出通知：“郧西县、郧县被列为专项贴息贷款扶持的老区扶贫县。”
郧西县、郧县自列为老区贫困县至2008年，中央和省不断加大对他们的扶持力度，仅郧西县先后获得无偿扶持资金就达3.32余亿元。“两郧”人民也不负老一辈的关怀和期望，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他们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克难攻坚，坚持改革开放，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经济发展呈现出速度加快，质量提高，民生改善的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执政岁月里，李先念始终心系十堰这片曾浴血奋战的红色土地，他为十堰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纪念李先念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咬定发展不放松，以人为本的信念，学习他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观念，学习他提倡绿化环保、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学习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学习他顾全大局、勇于牺牲的精神，学习他襟怀坦荡、艰苦朴素、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作风，将其融入打造十堰红色旅游圈的构想与行动中，奋力拼搏、锐意创新，为把十堰建成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核心板块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