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名作家刘震云编剧，导演冯小刚执导的国产大片——《温故1942》作为贺岁档电影已经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影片以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真实事件为背景，讲述了河南受灾百姓逃荒路上发生的故事。从1942年蔓延至1943年的这场大灾荒，共造成300余万河南人死亡，上百万河南人逃荒到陕西西安等地，成为后来的“河南担”。70年后，当再次梳理这段悲怆的历史时发现，除了极少数传教士和个别中外记者留下片断记录外，历史却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很少，本文以一个逃荒亲历者的视角揭示当年那段历史的冰山一角。
“人吃人”惨剧发生
1943年春天，河南农民张宝文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带着妻子和年仅15岁的儿子张军伟背井离乡，逃荒异地。他们辗转千里，终于到达西安市道北落脚。张家的经历是当时河南逃荒人的缩影，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正是当年河南大饥荒中发生的所有苦难故事中的一个。
从1941年秋季开始，在张宝文的老家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饥饿的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充饥。到了1942年秋季，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山上的草根被挖完，树皮被剥光，每天都有饿死的灾民，而且死人的数量愈来愈多。在张军伟幼时的印象中，因为持续的干旱，田地干裂，大风过后，扬起漫天黄土。田里打不出一粒粮食，靠天吃饭的农民没有丝毫的办法。然而更让人恐惧的是随之而来的饥饿，每家每户都没有可吃的东西了，饥不择食的人们就上山挖野菜，吃树叶、榆树皮、柿叶、剥下的柿蒂，把蒺藜捣成粉等，可是这些东西也很快吃完了，于是人们就吃鸟粪、观音土、石头面等充饥。而让人们都想不到的是，在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人吃人的事情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道听途说。在河南省档案馆里收藏着《国民党上蔡县执委关于报因灾吃人情形的呈》，这封官方的文件可以证实：在河南旱灾期间，确有“吃人”惨剧发生过：上蔡县吕店镇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庄60余岁的贫民刘卷良，家贫如洗，乞讨无门，曾在（1943年）3月4日将饿死的乞丐“解割煮食”，以救饥荒。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号，无殊地狱……
1942年夏天，还未从旱灾的阴影中走出的河南民众又面临着一场蝗灾。据1942年6月28日的《河南民报》披露，尉氏县境内发现蝗群：大群飞蝗，遮蔽天空，东西达十余里宽，由北向南飞去，一时月色为之笼罩暗淡。除了旱灾、蝗灾，还有“汤灾”。“汤灾”，是指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祸。他不仅横征暴敛、抽丁拉夫，设立苛捐杂税达38种之多，而且所辖部队纪律涣散，奸淫抢掠，横行乡里。而此前的中原大地已是满目疮痍：为了阻止日军西进，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曾在郑州的黄河花园口掘堤放水淹日军，人为地制造了一场大灾难。据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因此灾，河南、安徽和江苏3省44个县，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滔滔洪水，390多万人外逃。在这样的天灾、人祸的双重夹击下，河南人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苦难，他们上天无门、哭诉无处，每一天都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传教士和记者笔下的灾情
少数传教士和几个中外记者成为当年河南大灾的记录者，他们在报导中的片断记录，成为还原1942年河南旱灾历史真相的有力佐证。
1942年9月份，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在郑州写道：“教堂外面，几天以前有6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了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去跟随着造成拖累。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这里大些的孩子们被卖掉。这个死去的妇女留下的两个男孩加一个女孩，用不了十块钱就能卖出去……”
当年的春天，河南南阳的《前锋报》记者赵鸿恩借了辆自行车，从洛阳到郑州，一路东行，到郑州再南下，直到信阳。一路采写了十多篇报道，系列报道《无尽长的死亡线》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历史细节。在赵鸿恩的笔下，“（郑州）国际救济会难童学校的外国牧师，在1943年的春天，一天内在街上发现了183具尸体。”
当时，敢于披露灾情的媒体，除了《前锋报》这家民营小报外，还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等几家媒体。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他从四川经西安到洛阳，后从洛阳南行。沿途，他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张高峰感到气愤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逼灾民卖地抵租。1943年2月1日，《大公报》发表了张高峰采写的直击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真实地还原了部分历史场景和片段。《豫灾实录》文中质问：“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第二天，《大公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富有正义感的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见发放赈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在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于1943年2月3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1943年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
天灾之后的人祸
1942年的冬季，天气特别寒冷，饥寒交迫的群众又被冻死了不少。1942年10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除了天灾外，人祸也加剧了灾难的发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1937年到1942年期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民不聊生。即使在收成好的年份，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遭受旱灾后，百姓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除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外，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1942年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粮数额，蒋介石不但不见他们，而且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实地进行考察，也承认河南灾情真的很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也对河南的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要求采取措施。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国民党政府对河南救灾的重视，救灾的延误加重了百姓的苦难。
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下，河南灾民不堪重负，受灾人数骤增。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各县旱灾调查表》显示，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
死亡人数成谜
1942年河南大旱灾的死亡人数，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除了《大公报》等极少数媒体的报道外，《河南省志》的记载前后不过三百余字：“1942年安阳苦旱，二麦未收，秋禾盈尺又未结实，淇县山丘颗粒未收。洛宁二麦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其后列举了通许、伊川、偃师、汝阳、密县、郑州、尉氏、许昌、睢县、西华、桐柏、南阳、唐河、新蔡等地情况，所用词大多都是“大旱”、“秋绝收”，再无其它。据《水旱蝗汤悲歌》记载，1943年当时政府的《河南省政府救灾总结报告》提到，仅1942年河南共饿死28.8万人，逃荒150多万人。
据有关资料记载，到1942年，豫北、东、南30多个县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区域已被日军占领，剩余的豫中、豫西尚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这一官方数据未包含沦陷区数据，交战区数据也未能完全统计。
郑州是饥荒的中心，战前的郑州有12万人口，灾后锐减至约3万人。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150人至180人之间。据《巩县志》记载：民国31年（1942年），大旱，几近绝收，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农民多以树皮、雁屎、观音土充饥。据当时河南赈灾会统计，巩县饿死19100人。河南省政府救灾总结报告：巩县逃荒80505人，饿死4431人。
据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民国灾害研究者、南阳师范学院研究生处处长苏新留在所著《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中指出，“（地方政府）救济灾荒既无计划，又欠热情。观望不前，推卸责任。隐讳灾情，不敢实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灾后许昌县行文报告该县饿死人数5万余人。当时被认为是缩小了的数字，省政府认为所报人数太多，予以驳斥，令其重报。”
对于旱灾的死亡人数，河南省抗旱救灾防御协会原秘书长管志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死了300万人！”与此相互印证的是，《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所列，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河南省志·人口志》中也记载，1940年，河南人口是3067万，1942年2798万，1943年2595万，到1944年，2471万。这四年，人口减少了596万，减去正常的人口增减和战乱影响，1942年饿死人数在300万人以上。
逃荒人的苦难记忆
1943年灾区依然干旱。为了活命，张军伟的父亲和其他灾民一样，携带家小，外出逃命，他们的村庄已是十户九空。扶老携幼的河南逃荒人，沿着陇海铁路一路向西乞讨。据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报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时拍摄的照片珍藏至今，这些照片记录了那段历史。数十张黑白照片上是大批灾民拖儿带女，外出逃荒要饭的真实影像。衣衫褴褛的灾民推着独轮车，担着挑子，有气无力地沿着铁轨向西走去。有的沿途靠吃草根啃树皮充饥，路上随处可见被饿死的人的尸体。
张宝文一家徒步翻越潼关后，来到西安，他们在火车站道北的空地上靠搭窝棚栖身。
1934年通车的陇海铁路，几年前道北还是荒凉的农村。大量河南难民涌入后，几乎是一夜之间，道北窝棚林立。这里有大片坟地，有的人就把草庵搭在坟地上。蓬头垢面、衣不蔽体的灾民靠拉车、卖苦力，甚至沿街乞讨谋生。后来，道北附近住满了逃荒的人，部分灾民只能沿陇海铁路来到来到宝鸡、铜川等地谋生。
70年来，河南人集聚地的西安“道北”，成了一个有河南地域特色的区域。据说，现在的800多万西安人中，有300万是河南人。另外，在陕西宝鸡、铜川等地也有很多河南人。
那时，外出逃荒的河南人有的推着独轮车，更多的是像张宝文一样，担着挑子。于是，“河南担”成了当地人对河南人的称呼，有的陕西人还讥讽他们为“河南蛋”。在西安，道北也成为“脏乱差”的代言词。这里的环境不好，整条街只有一个公共厕所，自来水管也只有一个。从2007年开始，推土机的轰鸣声打破了道北的平静。西安要在这里建成世界最大的大明宫遗址公园，而遗址公园就位于道北的中心位置，“道北人”陆续离开了这片土地。
《西部大开发》杂志的首席记者张敏洁就是当年逃荒的河南人的后代，当年他随父母一起逃荒到西安时还只是襁褓中的婴儿，如今已是70岁的老人了。第一代逃荒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在西安道北附近，50岁以上的老年人说的仍是地道的河南话，而20岁以下的年轻人说的就是标准的西安话了，因为他们是在当地出生的，并不是从河南逃过来的。对于这一代“河南人”来说，1942年逃荒的历史，在他们的记忆中显得陌生而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