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志字
项乃光，辽宁开原人，1915年出生，曾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1939年秋，在湖北老河口，时任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的项乃光向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自首”，出卖了他所知道的党内机密，使中共在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等部的秘密活动遭受严重挫折。
小项叛变
1939年秋的一天，湖北老河口平民工厂院内的第五战区政治部，来了位佩戴179师臂章的青年军官，要求见政治部主任韦永成。来人自称叫项乃光，是中共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有第五战区中共组织的绝密情况要报告。韦永成很惊讶，把他带回自己家中详谈。项乃光遂讲出了中原局、鄂西北、鄂中、豫南的中共情况，以及中共在第五战区所属部队中活动的情况，并说他此次受中原局派遣到第五战区部队中联络，已会见过多名高级军官，他的军装和证件就是从何基沣的部队弄到的，最后表示自己决定脱离中共向国民党投诚。
听了这一番话，韦永成大为高兴，因为项乃光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项乃光，又名项廷元，党内同志称其小项。九一八事变后，他进关流亡，在北平东北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中共，1936年担任过中共北平南区区委书记，后专门从事对国民党军的统战联络工作，曾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此时他正负责中共中原局对国民党军的联络工作，可以说掌握着第五战区统辖部队内中共活动的全部情况。
韦永成立刻把项乃光投降的消息报告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宗仁随即接见项乃光，并置办丰盛的酒筵欢迎他。据时任李宗仁秘书的尹冰彦回忆：“项的年龄二十七八岁，瘦弱清俊，像个白面书生，口齿很敏捷灵利，说话还带有一点东北方言。”李宗仁命令下属情报组织调查室接待联络项乃光，由于项乃光的供述，李宗仁完全掌握了五战区部队中谁是共产党、谁是革命的同路人、谁同中共有某些联系等情况。
项乃光虽然向李宗仁表示“自首”，但李宗仁等对他为什么要叛离中共却抱有疑问。尹冰彦就曾问过项：“入党这么多年，而且身居这么高的地位，为什么要脱离共产党来到国民党的世界呢？”项答道：“共产党的严明纪律，丝毫不允许个性发展的做法，实在令人忍受不了。我为了寻求‘自由’和‘个性发展’，所以奔向国民党的自由世界来。”后来，项乃光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成为高级特务，被派往华中工作，再见到李宗仁时，他说在重庆受到戴笠的高规格款待，并表示很满意这种高官厚禄的生活。由此可以看出，项寻求的所谓“个性发展”其实不过是贪图享受罢了。
项乃光叛变时，身上带有一笔巨款，这笔钱是何基沣赠给新四军的。项乃光和鄂西北区党委友军工作部长刘放（解放后曾任六机部副部长）一同从国民党第179师返回中原局，途经老河口，他们在一家旅馆住下。后项乃光称有事离开旅馆，却一夜未归。刘放感觉不好，立刻搬到对面的旅馆监视动静，但又过了一天仍未见到项回来，于是独自返回报告了鄂西北区党委。鄂西北区党委当即决定疏散转移，并派刘放前往中原局报告。虽然党组织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但项乃光的叛变仍给党造成了巨大损失。
鄂西北地区的党组织首当其冲，受到严重破坏。此外，项乃光了解掌握的在国民党军队中活动的党组织和统战关系，也都受到了影响。时任第45军（川军）副军长兼127师师长的陈离，长期秘密支持中共的活动，被项乃光告发，因而被解除军职，陈离所部中共党员不得不离开部队；孙连仲统辖的第2集团军（西北军）中的中共组织，因项乃光出卖，也于1940春遭到破坏，在该部担任团长的杜新民等中共党员被扣押。中共秘密党员、第77军179师师长何基沣，更因与项乃光多次接触，甚至项乃光叛变时携带的4000元现款也得自于他的捐赠，所以也被解职，调往重庆变相软禁一年多，其所部中共党组织被迫撤出。至于项乃光曾长期活动的东北军，解方等为他所知的大批中共党员都被迫转移，党在东北军的活动陷于停顿。
项乃光的叛变，使中共在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等部的秘密活动遭受严重挫折，党内时称“小项事件”。据当时曾看到过项乃光供词的陈离说：“我在军部看到汤恩伯将项叛变后的供词印成小册子的全文，其中供出何基沣拿武器在四望山组织游击队根据地的机密甚详……惟项对我用武器弹药组成大洪山的政工队和以电台、军用地图、经济供给新四军等重大问题，一概不知，在供词上一字未提。”可见，项乃光除了他不知道的，对敌人可谓是知无不言。
军统鹰犬
项乃光以其叛变后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赏识。蒋介石在重庆亲自接见了他，称他是张国焘之后又一个“党国的忠臣”，并介绍他参加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组织。戴笠对得到项乃光这样的叛徒也很是兴奋，给了他少将职衔，并拨一辆汽车供其使用，还亲自陪着他到处做演讲。项乃光很是风光了一时。
初到军统局，项乃光用了个化名“金钊夫”，被戴笠分配到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军统局内部称为“特研室”）工作。张国焘自1938年投奔国民党后，就被安顿到戴笠手下建立所谓特种政治工作，其实就是主持对中共的渗透和拉拢工作，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专门招降纳叛的特务机构。因为按照戴笠的看法，“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党（指叛徒）去对付共产党”。
特研室设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项乃光到这里时，已经初具规模，人员基本上都是中共叛徒，也就是所谓“来归”人员。但当时对外工作因人员缺乏还没真正展开，所以戴笠也催促张国焘开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项乃光到这里就成为张国焘办班的骨干，出任教务组长，并在前后两期训练班里讲授政治课。据训练班学员赵长金回忆，这个训练班的课“像教数理化那样，在讲定理、定律。教材空泛，缺乏吸引力，不感兴趣。”
戴笠开办这些培训班的目的就是从事反共活动，所以在培训了一批叛徒和特务后，他开始安排对中共的“联络”工作。1941年秋，项乃光即被派出，以军统局华中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站长的名义去华中从事反共活动。当然，戴笠对项还不是完全放心，因此派特务张倩君与其一路同行，暗中监视。项乃光带领手下一批叛徒变身的特务，首先回到了他曾工作过的鄂北地区，以襄阳为中心，在随县、枣阳、老河口等地开展特务活动。特务们在青年中进行调查，详细了解谁的思想进步、谁加入过中共组织，随后利用私人关系，以升官发财诱其自首，如利诱不成，则继以威胁或逮捕。他们以此办法加上与其他特务机关的合作，使鄂北地区中共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
1942年底，按照戴笠的统一部署，项乃光率领手下特务移至安徽界首，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共的特务活动。在界首，项乃光主持开办了对中共进行渗透的训练班，所培训的学员都被派遣打入我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成立了徐州行营，筹划进攻山东和华中解放区，项乃光也被调任行营负责情报工作。是时，何基沣所在部队也在徐州行营管辖之下，项乃光即加强了对何的监视，并曾潜往何部调查何基沣收听解放区广播的情况，以致与何基沣发生了正面冲突。不久，何基沣即被上司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解除了兵权。
长春逞凶
1947年8月，项乃光被调往东北，出任保密局（保密局是戴笠死后由军统局改编而成的特务机关）长春站少将站长。长春站属于保密局外勤机构中最高等级的甲等情报站，是在北满的核心特务组织，按照军统特务机关秘密领导公开的原则，负责指挥北满的特务活动。
一到长春，项乃光就把目光投向了北满解放区。他通过关系物色了解放区哈尔滨邮电局职员胡凌云为其工作，在哈尔滨建立特务潜伏电台。只一月功夫，胡凌云就在哈尔滨建成电台并与长春通报。项乃光乐不可支，还请经办此事的特务摆酒筵庆祝。珠不知，胡凌云是哈尔滨市公安局派出的反特人员，此后项乃光派往哈尔滨的多批特务都因此为当地公安机关所掌握。
项乃光在长春的特务活动触角很广，他与同是中共叛徒的袁晓轩、马绍周纠合在一起，收编了从各地逃来的土匪和地主武装，编成所谓吉黑义勇总队，专门对解放区进行骚扰破坏。在他的鼓动下，秘密组织了一个协调各特务机关的“特秘处”，由负责长春防务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兼主任，项乃光任副主任。“特秘处”的主要任务是监视和处置国民党上校以上军政官员，无论对谁逮捕、关押、处决和释放，都必须由郑洞国亲自批准，由保密局的行动部门执行。通过这个组织，项乃光控制了长春的军政机关，以所谓彻底“防奸、防谍”为名，抓捕处置了很多他认为的动摇分子。对普通市民，他更是以维护秩序为借口，指挥督察处、纠察队、宪兵团、缉察、特巡队等经常进行大检举、大调查、大逮捕，仅在1948年4月14日的一次清查中即抓捕所谓可疑者4000余人。在长春解放前的半年时间里，项乃光指挥下的特务机关逮捕屠杀了我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和普通老百姓200多人。
1948年，解放军对长春围困日紧，项乃光不想坐以待毙。他一方面寄希望于和国民党守军共同突围，所以与新七军、吉林师管区等部队取得了联系，准备随同这些部队突围。项乃光住在东朝阳路原美国领事的宅邸里，离伪满筹建的皇宫广场不远。他每天早晨都要带人到广场骑马驰骋几圈，表面上看是锻炼体魄，其实是在为突围做准备。另一方面，他也考虑武力突围如果失败，就只能化装潜逃，于是弄了个化名的身份证，并通过关系搞到了可以通过解放区到沈阳的路条。
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10月17日，原守卫长春东部的国民党六十军阵前起义。当天下午，郑洞国召集高级军政官员商量对策。会上，担负长春西部防务的新七军将领皆低头不语，郑洞国只好点名让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表态，史说没精打采地答道：“现在突围是突不出去的，不过是又要无辜地死伤几万人罢了。”闻听此言，项乃光奔到史说面前，用手指着史说厉声责问：“我们必须突围，拖也要把队伍拖到长白山去打游击。难道新七军就这样无用吗？”史说大怒，拂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
项乃光原拟的突围计划被打乱了。但他不死心，就跑去游说和他有些交情的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他说新七军战斗力不行，士气也低，大部队行动更容易溃散，建议道：“我有手枪队五六十人，袁晓轩有便衣手枪队10人，吉林师管区警卫连有100人。我兄抗战八年，有游击战的经验，这三部分均由我兄指挥，不与新七军混在一起突围。我们单独活动，小部队灵便，我看这样做比较稳妥。”李寓春经他一番劝说，决定趁夜率部突围。当晚，他们准备从宋家洼子一带突围，没想到城外的解放军戒备很严，只好又撤回城内。这时，项乃光早就准备好的化装潜逃的那套东西发挥了作用，他只带个别随从，化装逃到了北平。
项乃光等特务头子从长春脱逃，成为我接收长春的一个重大失误。在东北局接收长春的经验中写道：“此次受降时，本可命令敌交出著名特务头子……因事先未注意，致使长春重要特务头子项乃光、袁晓轩等均未捕获。”
孤岛余生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袁晓轩在北平落网，项乃光却再次逃脱，并追随国民党逃到了台湾。在台湾，项乃光继续在特务机关工作，先是担任保密局台南站站长，后被派往香港从事对大陆的渗透活动。返回台湾后主持所谓“匪情”研究工作多年，创办《中共年报》、《中共月刊》、《大陆观察》等刊物，出版《大陆各阶层心理分析》、《毛泽东论》等著述，此外，他还受聘在一些高校、学术机构担任中共问题研究的教授，俨然成为中共问题权威。据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回忆，1975年在狱中时，国民党当局对政治犯采用“感化”政策，就曾请来项乃光等人为他们开课训导，李敖大不以为然，心里想：这些人是些什么嘛！
可能因为早年在党内做统战工作的印象太深刻，所以项乃光晚年对中共的统战保持着一份特殊的“警醒”。如1979年12月，台湾爆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美丽岛事件”，项乃光即站在反共的立场上，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称“所谓‘台独’，除去分化、瓦解、混乱、为中共侵略开路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没有什么真正的台独活动，如有则只是中共统战御用的工具。”可谓东拉西扯，不知所云。1981年5月，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后，项乃光在《台湾时报》上又大放厥词，说什么“她的死不足为惜，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进一步的统战攻势”。
可是，到他自己身上，就不怕“统战”了。1992年，国民党时期的末任长春市长尚传道到长春参加民革的纪念活动，项乃光即托他给长春市领导捎话，希望能得到允许回长春看一看。长春方面收到口信后，表示欢迎他到长春做客。不过未及成行，项乃光即病逝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