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果达
西安事变共产国际12月16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究竟有没有译出，是史学界一直有争议的难题。其实，只要完整地参照权威的第一手史料，解决这一难题就不难。
16日来电的完整内容
季米特洛夫16日给中共中央电报的版本有不少，内容总是有点“残缺不全”，因为最初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中公开发表的是“简略文本”，而非完整文本。由于一些关键性文字的缺失，自然就会严重影响研究的准确性。为了方便研究，现把季米特洛夫16日来电的完整内容录下。
据最为权威的版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记载，季米特洛夫16日电报的正式名称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如下：
“1936年12月16日于莫斯科，急电。中共中央，答复你们的来电，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1、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2、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实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实行合作。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同苏联联合的口号。请通报国统区的党组织。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书记处
这份电报中的黑体字就是以往被“简略”的内容，也正是解读这份电报究竟有没有译出的钥匙。
16日来电“译不出”缺乏理由
毛泽东12月18日致电共产国际说：16日的来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这份电报是迄今为止作为共产国际1 6日电报没有译出的唯一依据，但理由明显不足。
首先是电报的标识。季米特洛夫16日的电报在报头上已经明确标出“急电”两字。由于情况紧急，当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都是标识“十万万火急”的急电。据宋庆龄的机要秘书李云在《党的文献》上撰文回忆：“1936年西安事变当天深夜，我们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报头标着‘十万万火急’的字样。”这样的急电在电文末尾都要求对方收到后立即“确认”，也就是立即“回复”。如果隐去了报头的“急电”与电文最后的“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就把一份特急电报变成了一份普通电报，从而使这份电报的“译不出”显得较为合理。也就是说，电报电码错乱完全可能，但错乱的只能是代表内容的数字，表示“急电”代码标识的几个“A”字母不会，也不可能错乱。因此，收报方虽然不知道电报的内容，但一看到几个“A’字就绝对知道这份电报的份量，更知道这样的电报绝对需要立即回复“确认”，否则发报方决不会，也决不敢停止联络。
其次是机要部门的铁律。机要部门对电报能否译出其实当场就能知道，如果急电的电码错乱，收报方必然立即回复对方要求重发，根本不可能发生译不出来电就“确认”的荒唐。而发报方未见收报方回复的“确认”，也就不会停止联络，更不可能把一堆译不出的乱码交给毛泽东。
再次是对电报的隐瞒。如果这份电报果真“译不出”，就无需对张学良，更无需对周恩来隐瞒。
17日凌晨1点，张学良致电毛泽东：“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当天，毛泽东复电张学良：“我们对远方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兄令刘鼎将每日民众运动情形电告一次，若远方知此次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毛泽东用“尚无回报”回答张学良的“乞告”，如果共产国际16日的电报确实“完全译不出”，完全可以以实相告，又何必隐瞒电报已经到达的事实？又何必用“估计”和“或尚”委婉地给自己留有后路？
再次是共产国际16日电报的内容正好是中共中央19日“西安事变意义”一节的依据。电报有没有译出最重要的证据不是语言，而是行动。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其中在“西安事变意义”一节中做了这样两点评价：“(1)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2)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中共中央这两点评价，只需粗略做一对比，就可以发现正是共产国际16日电中第一点关于张学良动机与效果评介的翻版和演绎。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当时采取的行动正与共产国际16日的电报内容保持一致。
再次是共产国际16日电报的内容与张闻天的发言也直接相关。19日，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有一句话引入注意：“尽管我们不能采取苏联的态度，但我们今后的做法在实质上还是要与苏联相一致。”如果张闻天不了解共产国际16日来电的内容，又怎么可能用“实质上”三个字来强调中共中央必须“与苏联相一致”？毕竟，共产国际重发的16日电是在20日才到保安的。
最后一点也至关重要，就是毛泽东无法做到共产国际“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的要求。当时周恩来尚在肤施，毛泽东不可能通过电报与周恩来实现重大的政策调整，尤其是对张学良的态度在了解苏联的立场后有无变化还缺乏把握。因此，只有等周恩来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达成共识，才可能做出新的决策。为了争取时间，避免立刻对共产国际作出实质性答复以免被动，电码错乱实在是最佳策略。毛泽东特地选择18日才回电要求重发，就是因为周恩来在17日午夜与张学良会谈后立即急电汇报，使得毛泽东心中有了底。
以上一些质疑，其实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无论是电报原理、机要纪律、逻辑关联、政治常识还是当时的具体做法，都不支持当年共产国际16日来电的“完全译不出”说。
16日来电的作用有限
《党史研究》曾载文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十分希望得到共产国际对此次事变的指示，在事变的当天，中央就给国际发出两封电报，报告事变情况和中央将要采取的步骤，希望得到国际的指示。在12月13日到12月16日的四天中，中央又接连给国际发了六封电报。”西安事变与苏联的战略得失紧密相关，斯大林的态度更是旗帜鲜明雷厉风行，决不可能对中共中央连日来的连续急电置若罔闻。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苏联反对西安事变；第二段，蒋介石是中国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自动将蒋释放”。
前述中共中央19日向全党全军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提到了“军事阴谋的方式”，而且周恩来17日晚在西安与张学良会谈时也同样提到了“军事阴谋”。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说，周恩来告诉张学良：“你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用惊险手段把他捉起来的，方式上这样做，是不是容易误解为搞‘军事阴谋’？”这种明显的贬义性提法与中共中央原先对西安事变的高度评价实在是大相径庭，显然不会是中共中央的“原创”。鱼汲胜撰文说：“13日深夜，莫斯科发来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回电，电文大意是：张、杨冒险搞军事阴谋，搞得不好，会发生大内战；怀疑有日本人策动此次事变。”鱼汲胜的文章正好解释了中共中央为何突然提出“军事阴谋”论的原因。
“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马贵凡的说法，‘莫斯科回电’确有其物。他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郭绍棠的俄文版回忆录中找到了佐证。按照郭绍棠的回忆，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向中共复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中说：“1936年12月13日，苏共总书记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避免中国出现长期内战，而使日本坐享其利，在蒋介石能回心转意、赞成抗日的情况下，尽快释放蒋介石。”
从以上比较权威的资料来看，斯大林在16日之前已经给中共中央来电表明了处理西安事变及蒋介石的态度。
如果把季米特洛夫的16日来电与斯大林起草的13日来电内容相比，不仅没有什么新意，而且还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毛泽东对斯大林的“释蒋”建议都不在乎，难道会见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就立刻转变政策？因此，共产国际16日来电的作用不应盲目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