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金州
在参加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战士中，有数万名炎黄子孙，他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被招募或拐骗赴俄劳作的华工。1920年3月29日，在俄共（布）“九大”的报告中，列宁赞誉他们为“国际主义战士”、“我们同盟军中一支最忠诚的队伍”。在这批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出生于沈阳的包其三（又作包清三、包吉山），从1918年到1923年，在苏俄大地血战5载，为捍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包其三1887年出生于沈阳，儿时便被俄国人米哈伊尔·瓦赤那则带往俄国，并取俄文名科斯嘉。关于瓦赤那则的身份，目前能够见到的记载有3种说法：一是沙俄将军，二是俄国地质学家，三是旅行家。在俄国，包其三长期生活于外高加索，就学于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一所教会中学，毕业后曾在远洋轮船担任水手，据说懂得英语。十月革命前，包其三离开轮船，到彼得格勒一家工厂做工并参加了革命。
1918年上半年，北高加索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受到白匪军的疯狂进攻，处境十分危急，在这紧急时刻，当地居民和华工纷纷加入红军，竭尽全力迟滞白匪军的进攻，就在这时，已成为共产党员的包其三奉命来到北高加索重镇符拉基高加索（后改名奥尔忠尼启则城），领导当地华工的斗争。
在包其三到来之前，当地华工已在基洛夫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以刘希为首、拥有500人的中国国际支队。包其三来到后，又组织了一批来自阿斯特拉罕和顿巴斯煤矿的华工参加红军，经基洛夫批准，将“中国国际支队”改编为“中国营”，包其三、刘希分任正副营长，下辖两个连，分别由刘希（兼）、刘发来（1919年3月牺牲于阿斯特拉罕）任连长。中国营成立之日，基洛夫亲自向包其三授旗，鼓励这些中国籍战士“为争取俄国革命的胜利而战，为争取被压迫的中国的自由而战”。包其三代表全体战士庄严宣誓：“我们要成为忠诚的革命战士，珍惜和保持红旗的纯洁，帮助俄国的士兵和农民为争取人民政权而战斗！”
此后5年，包其三和战友们转战于北高加索、库班和顿河草原，屡立战功。1918年8月，在奥尔忠尼启则的直接指挥下，包其三率部与高加索、格鲁吉亚其他红军部队及市民一起，在符拉基高加索城与白匪军展开巷战。在城防司令部，15名中国籍战士同几百名白匪军战斗了近一个星期，这座大楼后被命名为“中国楼”。在利涅依教堂的钟楼上，中国战士与白匪血战10日，最后仅有王德盛、郭义路、季风桥3人幸存。这场战斗，包其三率部活捉了双手沾满中俄两国人民鲜血的反革命刽子手、沙俄将军赫美尔尼茨基，缴获机关枪一挺。战斗中，许多中国籍战士战死沙场，被俘者均被邓尼金白匪军杀害。1960年4月，苏联政府为包其三和他的中国籍战友修建了纪念碑，并将纪念碑座落的广场命名为“中国广场”，以资纪念。
经过中俄革命者的浴血奋战，符拉基高加索城终于回到人民手中。随后，包其三又率部急行军90公里，参加了著名的格罗兹尼（现为俄罗斯联邦车臣自治共和国首都）百日保卫战。战斗中，包其三率部在纳尔奇克、莫兹多克、普罗赫拉德内依等地与白匪军肉搏血战，并保护了连接城外的松查河大桥，这座桥后来被命名为“中国桥”。
在格罗兹尼保卫战中，中国营战士英雄层出不穷，其中就有包其三的两位沈阳同乡。其中一位叫杨新乡，生于1882年。在叶尔马洛夫车站战斗中，打光了子弹的杨新乡奋不顾身，跳上白匪军装甲车，用枪托将机枪管打碎，迫使装甲车刹车，在其他红军战士的协助下，这辆装甲车最终被红军缴获。十月革命胜利后，杨新乡留居格罗兹尼，于1952年逝世。另一位是著名的侦察员李振东，他被俘后坚贞不屈，后来挣断绳索，从地窖通风口中逃出，向包其三详细汇报了敌情，并为部队带路攻克敌人据点。为此，包其三把基洛夫送给自己的烟斗转送给了李振东。李振东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留居纳尔奇克，1957年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时尚健在。
1918年底至1919年初，已编入苏俄红军第11集团军的包其三部“中国营”随军远征阿斯特拉罕。这时，“中国营”在北高加索已是闻名遐迩，在山区游击队司令员吉卡洛的帮助下，山区居民主动捐献马匹、掩护伤员。在山区居民的帮助下，36名中国籍红军伤员全部治愈并参加了游击队。
在长途行军中，包其三和战友们饥寒交迫，在一个多月中跋涉500公里，先后有350多位战士牺牲，但中国籍战士们仍然把牺牲战友的武器全部携带了出来，甚至还抬着染上伤寒的俄国战友。到达阿斯特拉罕时，基洛夫亲自迎接，与包其三热烈拥抱。在十月革命的烈火中，基洛夫与包其三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并把自己的烟斗和匣枪送给了包其三。
平定阿斯特拉罕反革命叛乱后，包其三又率部参加了顿河、库班地区的战斗。1920年后，中国营一度在格罗兹尼帮助恢复石油生产。1921年2月，包其三率战士刘发来到第比利斯，组织150多名华工参加了“中国营”。此后，包其三又率部在北高加索山区清除残余白匪，并承担了顿河地区首府罗斯托夫的治安警卫工作。
1922年3月至1923年5月，包其三率部前往哈萨克撒马尔罕，参加平定地主富农叛乱，曾只带领25名战士歼灭400名巴斯马赤匪徒。同时，为吉扎克居民修复了被匪徒破坏的水坝，保证了居民的饮水。鉴于包其三的巨大贡献，撒马尔罕市革命委员会宣布他为“巴斯马赤战线的第一位英雄”，授予他红旗勋章并奖励一块金表，金表上镌刻铭文：
赠工农苏维埃政权的英勇捍卫者，同巴斯马赤匪徒战斗中起重大作用的包其三同志留念。
撒马尔罕市革命委员会主席团
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包其三同战友们同生共死、情谊深厚，在战士中威望极高。李振东回忆说：“我们的营长尊重战士，他从不以自己的知识摆架子，也不在同志中间制造隔阂，战士们总是把这个沈阳人当作一位老大哥。”包其三一直十分怀念自己的祖国和家乡，任何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侮辱，都会引起他极大的义愤和抗争；他多次表示邀请苏俄战友们有朝一日到沈阳做客。在北高加索期间，包其三与俄国姑娘巴拉叶娃结婚，并育有一女。
1923年5月，遵照上级指示，包其三离开撒马尔罕，经哈萨克首都塔什干前往莫斯科，在火车站办理乘车手续时，包其三明确表示：“去广州，奉命去中国搞革命。”一年后，包其三终于踏上阔别已久的祖国土地。
关于包其三回国后的情况，中苏学者有不同说法，但都承认他最后是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前苏联政府也以此为据，向居住在撒马尔罕的包其三夫人和女儿发放烈士抚恤金。最近几年，关于包其三的结局有一种说法较为普遍，这种说法认为，1927年被奉系军阀以“赤化”、“北满独立”罪名杀害于哈尔滨的中东铁路高级职员杨卓，就是以化名打人中东铁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包其三。按照这种说法，包其三的一生只走过了40个春秋。
关于杨卓及其被害，李大钊曾在1927年1月22日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中提及。李大钊记述说：
以此首向奉张告密者，吴俊升也。吴且谓：杨（此处指杨宇霆——引者注）已与党方（指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和北伐军——引者注）联络，谋东三省之独立，正为党方谋全国之统一。又谓：哈尔滨之杨卓与杨有密切之联系，杨卓乃担任谋北满方面之独立者也。（按：杨卓因谋北满独立，事机败露，被捕枪决。其在北满方面之布置已臻完妥，联胡匪及一部分之军队，所购军火颇多。东三省各机关俄员多与之有关系，已定阳历年后起事。据奉方人日：彼乃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得海参崴俄当局之协助。又：杨在中东铁路充监察员之职，固一重要之职员也。）
几十年后再看这段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所谓“北满独立”，纯属军阀诬蔑，因为历史档案早巳证实，当时无论国、共、苏各方，都没有所谓“北满独立”的设想，更不用说计划了。
第二，如果包其三就是杨卓，那么“去广州”、“受国民政府命令”的记载，不仅互相吻合，而且证明包其三的确参加了中国革命，并为之牺牲。
第三，杨卓是否与杨宇霆有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是否是受南方国民政府指派，目前还无法证实，但可以看出，杨卓正在筹划哈尔滨起义，从后方打击奉系军阀。如果他的确是包其三，那就证明包其三在中国革命中也担负了重要任务。
岁月流逝，但包其三的名字，一直受到中苏两国人民的怀念。前苏联学者曾专门研究包其三，出版了《为苏俄而战的中国志愿军》（此书1989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和由格·诺沃格鲁茨和阿·杜那耶夫斯基编著的专著（1959年第一版名为《中国战士同志》；1962年第二版名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中国出版的《海外赤子——华侨》、《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李永昌著）等书籍也记述了包其三的事迹。1958年，由中苏两国联合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发表《俄国革命时期的中国志愿兵》一文。文中有关包其三部分写道：“这位来自沈阳的英勇革命者，在内战年代里，他在广阔的革命的俄罗斯的土地上，发挥了自己的军事天才。”无疑，这是对包其三这位国际主义战士最为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