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振兰
1989年11月20日，在回顾二野战史时，邓小平这样说：“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渡江作战后，除了三野在上海打了一仗以外，其他的算得了什么大仗？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一九五O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什么叫九十万、九十万呀？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千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其中，教育改造九十万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这个“大难题”的解决，受到起义将领及民主人士的高度称许。
将这些人“养”起来
1949年12月底，西南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起义、投诚、被俘官兵数目之大，是解放战争中最多的，有番号的单位达一百多个，人员达90万。其中，仅起义官兵就有56万余人，也是解放战争中历次战役人数最多的。这些部队，许多是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或被包围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起义的，情况十分复杂。
起义后，这些部队有的虚报人数，以增加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资本；有的隐藏特务，包庇坏人；有的仍然抓兵征粮，骚扰地方，抢劫百姓；还有的散布谣言，进行反动宣传，甚至故意开枪打炮，制造混乱；有的官兵中包括一些高级将领，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对立情绪；更有甚者，有少数部队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挑拨煽动下，与当地的土匪恶霸、帮会头子勾结起来发动叛乱。
怎样对待这么多情况复杂的起义部队，是一项极其艰苦而且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当时，起义、投诚部队的中下层人员，由于受国民党特务的蛊惑、欺骗，普遍担心算旧帐。特别是在诉苦运动中，部分军官惶惶不安，害怕过不了关。为此，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亲自出面作宣传解释工作。在一次会议上，他诚恳地说：“我们接收了大量的旧公务人员、起义军人、投诚和俘虏人员。他们是后至者，他们要由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我们要管饭，要改造，要录用，要整编。毛主席说：‘禹王洽诸侯，后至者诛。这个政策是错的。’后至者诛，谁还敢回到中国大家庭一起为人民大众做好事呢？今天我们只要于人民事业有利，只要进步，只要愿意改造，为大众服务，就可以一齐来干。”这一席话，安定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情绪，使改造和整编工作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次会议上，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讲：对改造起义部队，我们贯彻的方针是，遵照毛主席“包下来”的原则。即，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便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的方针。
作为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也认为，必须抓紧时机，认真处理国民党军起义、投诚、被俘官兵，否则将危及西南地区的安定。他提出：必须将这些人“养”起来，如果全部遣散，会造成社会动乱，那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1950年2月8日，他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对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步骤方法等作了阐述：首先，要向他们讲清楚，他们过去对人民是有罪的，共产党同他们没有个人恩怨。我们的方针是：从组织上、思想上按解放军的标准彻底改造他们。在部队中实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民主。改编要选好突破口。为了便于解决粮食问题，有利于改编工作的进行，应把各改编部队调开，使起义部队的几个主要集团隔离开来。要召开大会、小会对起义官兵进行宣传教育，讲明我党的方针政策。向起义部队派工作团，必须明确军代表在起义部队中的职权。在起义部队中要取消反动特务组织，割断各起义部队电台和政工机关间的横向联系，建立战士委员会等一套新的制度。
于是，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处理与改造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的指示（草案）》，高瞻远瞩地指出：在西南接受起义的国民党军队约90万人左右，这不仅增加了我们极大的财政负担，而且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因为西南的大部分封建代表人物及不少反动分子，都集中在这些部队中。我们在城乡的各项革命设施都与他们有极密切的关系，甚至成为直接的斗争对象。他们手上还拿着武器，还会利用其起义的政治地位去威胁群众，企图尽可能地保护其固有特权。所以，消化这几十万人的工作，是与其他工作密切联系着的。城乡群众的组织与发动，可以加速对他们的改造，而对他们的改造，也可以帮助发动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消灭敌人的所谓“游击战争”；工作做不好，也可以帮助反革命繁殖游击战争。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非常慎重，不能粗枝大叶，感情用事。在原则上，我们必须坚持彻底改造的方针。但在方法上必须有策略，有步骤，细心耐致，分别不同对象，分别先后缓急，以免由于我们处理不慎，迫使他们流为土匪，反而会障碍群众发动，损害群众利益，增加我们极大的麻烦。
分类改造适当安排
1950年1月5日，贺龙和周土第、李井泉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上报了对国民党起义部队处理意见的报告。他们认为，应将国民党起义部队分为4类：一是地方系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领导的部队，他们实力不大；二是国民党嫡系正规军，人数多，而且大部分是被迫起义的；三是地方游杂武装，成分复杂；四是在解放军包围下放下武器的其他部队。对不同情况的起义部队应当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对第一类部队，保持原番号，按其实有人数进行整编。对刘、邓、潘等将领给以适当安排；对第二类部队，授予适当番号，指定地点，分散就粮，逐步改造，并派得力干部前去联络，了解情况，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稳定情绪。贺龙等认为，这样做可以稳定一切起义和投诚部队，影响散匪，利于剿抚；对尚待消灭的国民党军残部，也有分化瓦解作用。
贺龙等的意见受到党中央及刘邓肯定，遂由西南军区政治部具体落实、执行。期间，西南军区政治部又进一步完善，将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队，区分为5个不同类型，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第一类，系地方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卢汉等人所属的部队，原则上，按他们的实际人数进行整编，给以番号，干部以其原有者为主，由解放军派少数得力干部帮助其改造。
第二类，蒋军嫡系胡宗南、孙震、罗广文、陈克非、杨汉烈、朱鼎卿、张涛、王景渊等人所属的部队。这部分人数最多，受反动教育较深，但程度上各有不同，亦应分别对待，总的方针是混编。在方法上，第一步是原有建制分由军区或军负责整编。第二步是按其实有人数，大约1万人一个师为标准编成军、师，尔后再与解放军的军、师编在一起，对多余军官，则组成专门训练机构（如在西南军政大学和军政大学分校中设立高级研究班或教导队等）集中学习。第三步是待政治条件成熟后，实行混编。在实行第一步时，各部分仍按原番号集中整训，不改名义，不戴解放军的符号军帽。实行第二步时，酌情照顾其高级将领，给以适当职务，对其中表现较好者，分配到军、师里担任主官，对其中最坏者，采取彻底的混编办法，但对其将领和某些军官则可以照顾。
为了便于更好地做起义军官的工作，西南军区在军政大学举办了由起义、投诚国民党军上校到中将级军官参加的“高级研究班”和“教导总队”，由贺龙直接领导。高研班第一期于1950年3月正式开课。贺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不同表现，区别对待。对确有真才实学的，结业后绝大多数分配了适当工作。原刘文辉的参谋长杨家祯是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毕业生，被输送到南京军事学院，成为那里的第一批教官。对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的，则严惩不贷。有一个少将政工处长，拒绝改造，叛变逃跑被抓回。贺龙指示召开有高研班和教导总队全体学员与其家属参加的公审大会，按照政策法规予以严惩。
第三类，系乘混乱收编部队者。王赞绪、彭杰部和各民主党派搞的民主联军等所属之部队。这部分人背景较为复杂，处理也不容易。第一步，严禁其扩大部队，并限期开至指定地点，集中整编；第二步，将部队中的老弱及劳动农民资遣返乡生产；其余的，则分编在人民解放军中，逐步改造（流氓分子不可遣散殃民）。对多余的军官除录用一部分外，也集中在学校训练改造。
第四类，系地方团队及游杂武装。对这类部队，则限其易地集中整编，或两三县的集中一处，或在军分区内集中一处。总之，以不留在本地为原则。集中后，将其中劳动人民出身者另行集中，进行短期阶级教育，然后将大部资遣返乡生产。对于少数表现较好的，则留在县基干队。对游民分子则编入正规部队内改造。军官由军分区办训练班改造。
第五类，系被俘部队。其中俘虏兵补入部队，俘虏军官送入俘官队训练，俘虏军官的待遇，和起义、投诚军官有所区别。
改造步骤从下到上
当时，西南军区组织了4个军事工作团，由军区副参谋长李夫克、军区干部部长黄立清等负责，先后分别赴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的第16兵团、第7兵团、第24军、第95军。其他较大兵团或军则调整地区，拨给各军分区管理，同样也是派遣军事工作团。具体分工是：川东军区负责原第18兵团及235师；川南军区负责原第72军；川北军区负责原第127军；贵州军区负责原第89军等部；云南军区负责原暂编第12、第13军；川西军区负责原来的88个单位，数量最大。
1950年2月20日，西南军区颁布《关于派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进行工作的命令》。派往起义、投诚原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团，人数一般为100至300人不等。最多的是川南军区派往原72军的工作团，干部战士达1400余人。工作团到达起义、投诚部队后，先与各该部队的上层人物，研究如何贯彻执行西南军区的有关命令、指示，协商整训方法、步骤；然后同所在兵团或独立军的主管人员，组成军政委员会，并向师以下单位派出军代表，统一领导部队的改造工作。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规定，军代表的主要任务是：在起义部队中进行政治教育，开展政治工作，实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起义部队中行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委员职权，凡部队对上对下的报告、命令、正式公文函件，军代表签字后方能生效；负责沟通与就近解放军、人民政府、人民团体的联系，解决部队的困难。军代表到起义、投诚部队基层以后，以团为单位召开全体官兵大会，宣传政策，再通过座谈会和个别谈话、访问，解除他们的疑虑和抵触情绪，进而组织他们学习有关文件、报纸，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觉悟，为下一步整编创造条件。
军代表采取诉苦会、对比会等形式，启发原国民党士兵认识两种社会、两种军队、两种士兵的不同性质，很快提高了绝大部分士兵的阶级觉悟，他们积极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争取早日摘掉国民党军队的帽子，取消旧番号，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在改造国民党起义、投诚下层官兵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认为，要顺利改造起义部队，关键是要做好起义、投诚上层将领的工作。刘、邓、贺了解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等这些四川、西康、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知道他们同蒋介石早有矛盾，被蒋视为异己，受到排斥和打击。在解放军进军西南之际，他们率先起义，对加速西南的解放进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邓、贺对他们的功绩给予充分评价，主动团结他们，真诚地同他们交朋友，并联名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文辉和从香港归来的原云南省主席龙云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锡候、潘文华、卢汉、裴昌会、陈铁等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裴昌会要求到地方工作，贺龙便推荐他担任了川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在四川一些有影响的起义将领中，有的曾和刘伯承、贺龙共过事，有的则是打过仗的老对手。刘伯承、贺龙根据自己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区别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做团结争取工作。
贺龙进入成都的第二天，便收到了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人的请柬，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贺龙认为这是联络感情、开展工作的绝好机会，欣然前往，同起义将领们亲切交谈。他说，：我过去也带过地方军，并且在你们四川驻过防，曾同在座的有些先生打过仗，这叫不打不相识嘛！今天，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贺龙豪放的性格，挥洒风趣的谈吐，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贺龙向大家宣布：“过两天，军管会将请各位先生开座谈会，共同商讨大政方针。”起义将领听到这个关系到他们前途的消息，个个都很激动。几天后，军管会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刘文辉等起义将领应邀出席。贺龙在会上坦诚相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他这种谦虚和蔼的作风，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有力推进了改造工作。
打拉结合顺利溶编
身为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对改造工作具体负责。在各军事工作团出发之前，贺龙接见了部分成员，他指示说：国民党部队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好事。但是这里边有坏人，要清理。不过急了不行，要实行“剥笋政策”，一层层地来。第一步可以将已经公开了的特工人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送到成都来由军区处理；对暗藏的特务，要摸清情况，逐步解决。
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后，认真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发动士兵诉苦，绝大多数官兵的思想有了明显转变。然而，也有极少数军官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甚至发动叛乱。从1950年1月到6月的半年之内，起义、投诚部队中共有27个单位、39万余人叛乱，杀害军代表等100余人。其中，仅云南暂13军叛变的1个团，就杀害了江川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80余人；贵州起义部队叛变的占五分之二以上；驻川西的原国民党第20军杨汉烈部、第16兵团302师等部分别于1月至3月叛变，逃入深山。贺龙接到报告以后，立即派部队平定，并指示平叛部队“要狠狠地打，坚决镇压，不准漏网。首先要消灭其中的顽固分子，促使其他叛兵动摇分化。”
在处理起义部队叛变的问题上，贺龙非常注意党的政策。他把起义将领同少数反动军官，广大官兵和个别坏人严格区分开来。原国民党第302师叛乱后，他派人去看望正在病中的董宋珩，重申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希望他劝说叛乱者返回。董宋珩深为感动，抱病驱车至什邡，派人上山说服第302师叛部。但有几个首恶分子拒不听从劝告，妄图顽抗到底。于是，贺龙命令部队予以全歼，很快就平息了川两这次规模最大的叛乱。除对3名首恶分子依法严惩外，对绝大多数官兵仍采取了宽大政策。
第7兵团有数百人携枪叛逃，司令员裴昌会甚为不安，打电话请示贺龙：“贺司令，是不是我把部队的枪都下了？”贺龙答道：“不能下。”裴昌会又说：“现在有些部队思想不稳定。不下枪，他们拖枪跑了怎么办？”贺龙明确地告诉他：“起义部队怎么能下枪呢？要按中央的政策办。如果有人要跑，跑了以后再想法子解决。”刘文辉的第24军有数百人在雅安叛乱，刘文辉心里不安，主动找贺龙当面报告此事。贺龙安慰他说：“你不要慌，等把情况查清楚再处理。”几天后，贺龙来到刘文辉家中，对他说：“事情已经查明，哪一级出事哪一级负责，你放心，我们决不会因为下级出事而牵连到上级。”
贺龙这种是非分明，胸怀博大，坦诚相待的态度，使起义将领十分钦佩。他们说：贺司令员对我们信任谅解，平等相待，真正体现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交往。
由于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积极措施，从而保证了改造起义部队工作的顺利进行，除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将起义部队中的3个兵团调往外区外，留下的2个兵团和5个军，在4个月以后，都顺利编入了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序列。这些部队在剿匪、进藏、正规化训练和文化学习，以及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中，都做出了贡献。当时，开国上将王新亭担任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具体主持了改造工作，他在回忆中对这一段历史有过精辟的总结：“我西南军区各部队，经过两年多时间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俘虏人员的改造，基本上完成了这一项繁重任务。把这90万人的旧军队，先从思想上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争取了广大士兵群众靠拢我们；尔后使他们中的一部分和进步军官加入了我军，或者集体与我军进行了溶编。改造过程中，由于政策、方法对头，步子稳妥，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减轻了我西南地区的一个千斤重担。从而可以使我们部队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全力开展剿匪、征粮、建政和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