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涛
朱瑞是人民炮兵的创建人之一，为我军炮兵建设迅速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共“七大”后，朱瑞任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抗战胜利后奉命率领延安炮校师生迁往东北，1946年10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领导了东北炮兵的整顿工作。他根据我军的历史条件、作战特点和实践经验，提出集中使用火力、快准猛、攻坚作战、步炮协同以及直接瞄准、抵近射击等一系列适合于我军作战的炮兵战术教育训练原则，大大提高了我军的攻坚作战能力。
以培养炮兵干部为宗旨积极创办炮兵学校 朱瑞1925年留学苏联，在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攻读炮兵专业。他十分关心我军的炮兵建设，留学期间曾表示，回国后要运用所学知识，从事我军炮兵建设事业，并以此为服务于中国革命和人民的终身职业。
1944年，抗战胜利在望，中央军委打算让朱瑞出任副总参谋长。他考虑再三，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为我军炮兵建设做贡献，并向毛泽东汇报了对我军炮兵建设的初步设想。毛泽东甚为赞赏，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1945年8月，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朱瑞任炮兵学校校长。到炮校后，他艰苦奋斗、作风扎实、平易近人、忘我工作，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炮兵建设开创了新局面。炮校迁至东北后，已无条件办学，他将教职学员有组织地分散活动，保存了实力，培养了骨干，组织了炮兵，壮大了炮兵。
1946年夏秋后，由于炮兵的迅速发展，需要的干部越来越多，朱瑞及时建议东北军区将延安炮校改名为东北军区炮校，立即开学招生。时朱瑞任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东北军区炮校校长。东北军区炮校在辽沈战役前，共培养2000多名干部，不仅充实了东北军区的炮兵干部，还为兄弟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
以壮大人民炮兵队伍为目的培养炮兵领导人才
朱瑞在东北除了担任炮校校长外，还是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东北炮兵司令员。在他的极力筹划下，东野为解决下面部队存在的炮兵编制各异、指挥极不统一的问题，在四平保卫战后期（1946年6月）决定设立炮兵处，专司调整之责。7月，东北局及东总转移到哈尔滨后，下发了“炮字第一号命令”。该命令在充分肯定了炮兵在战争中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在部队建设上，应使炮兵成为我军的一个兵种；在具体作法上，炮兵应以“广泛普遍的发展与适当的集中整编使用”为方针。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11月份，5个基干炮兵团大体装备就绪，其中一部并于11月初参加了作战。
11月中旬，东总以炮兵调整处与炮兵学校一部，组建成立了炮兵司令部，统一东北全军炮兵的指挥及装备、训练事宜。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炮司下辖炮兵学校，朱瑞兼任校长；以及炮一、炮二、炮三、炮四团，战车大队，高射炮大队，追击炮教导大队，炮兵学校及后勤等单位。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便是由炮司所辖的这些部队发展而来的。
炮司的成立，标志着东北炮兵部队已经开始形成独立的兵种。由于分散的炮兵部队得到了炮司统一的行政管理和教育，因而不论是野司直属的基干炮团还是各师、旅、纵队的炮兵部队，在短期内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截至1947年3月，南满炮兵部队已拥有27个山炮连，北满部队更为可观，山炮连已达73个（其中包括3个战车连及2个高炮连），再加上南满、北满部队的60个步迫炮连和步迫炮混合连，总计达160个炮兵连。
确立“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教育训练方针
抗战胜利后，朱瑞率延安炮校的同志奔走东北，准备接受日军装备，建设炮兵部队。临行前，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指示他，不仅负责创建东北炮兵，还要帮助其它地区建设炮兵。但到东北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没有现成的日军装备可接受，而且国民党军已准备大举进攻抢摘“桃子”，局势变得异常紧张。面对复杂困难的处境，朱瑞听取大家意见，提出了东北炮兵当前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务。
朱瑞把带来的炮兵专业干部一分为二：少部留炮校工作，培养新学员；大部则被分派到各军区和各部队，协助下面建立炮兵部队。朱瑞将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育思想具体化，创造性地提出了：“炮校拥兵二干五——变学校为部队，部队训练新兵——拿部队当学校”的口号。到1946年7月，炮校完成了扩兵任务，并在原有的炮兵旅的基础上，充实了炮二团及战车大队，新组建了炮兵第三团。为了解决火炮不足的问题，他一面要求下到部队的炮校干部们，广泛收集日伪军遗弃的火炮；一面亲自带领炮校人员漫山遍野地“捡洋落”。炮校上至校长，下至伙夫、马夫，通通派出去，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山沟，荒野，只要有炮就去。
四平撤退，炮校也随之搬迁。朱瑞把手中这些五花八门的火炮视作命根子。爬犁拖，大车拉，好歹把这些家当全部从通化搬到了牡丹江。三下江南战役前后，只要作战任务不紧张，炮校的主要任务还是搜集军火。1947年5月初，老百姓来报告，日本关东军在投降前夕，曾把不少重武器就近深埋在镜泊湖、穆棱、孙吴、黑河等地，还说“20年后再回来”。朱瑞听后大喜，决定趁当时作战空闲之际，掀起一个搜集武器运动。炮三、炮四团全部及炮一、炮二团各一个营，被派往当年日军防线的各深山荒野中去寻访挖“宝”，并大有收获。炮校警卫连副连长周天才一人就搜集到20多门炮，被命名为“搜炮英雄”。就这样，朱瑞带领部队大“捡洋落”大“发洋财”，迅速地壮大了东野炮兵部队。
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朱瑞带领部队克服天寒地冻、供给不足、土匪扰乱等困难，在1946至1947年两年内，搜集各种火炮798门（其中加农榴弹炮49门、野炮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约300门、高射机关炮、飞机用机关炮共137门），另外还有坦克及牵引车65辆，子弹63万发，以及其它一些器材，并源源不断地从各地运至后方基地。朱瑞除直接指挥一批干部分散搜集武器、待机开办学校外，还将500多名排以上干部组成巡回教育团，赴东满、南满、西满、北满等军区和牡丹江、哈尔滨、延吉等军分区以及总部炮兵旅、第一纵队等单位，以学校培训干部的方法，对部队实施训练，培养出一大批干部，从而迅速地组建了6个甲种炮兵团、4个丙种炮兵团、6个炮兵营、22个独立炮兵连，总计达80个炮兵连队，一个高炮大队和一个坦克大队。
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并总结经验运用新战术战法
朱瑞非常重视实战经验的总结，每仗之后都要组织部队开展“战评”及“想办法”活动，从而使炮兵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仗仗都有提高。继参加彰武、新立屯等一系列作战后，直属炮兵部队又先后通过参加公主屯、辽阳、鞍山、四平等战役，对攻坚作战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初步掌握了“快”、“准”、“猛”的要诀。1947年3月，在参加三下江南作战后，他在双城韩家店主持召开了一次炮兵干部会，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炮兵战术技术设想。他说：“炮兵战术应从我们所处的条件出发，这些特定条件规定我们：我军炮兵战术不能全学苏联的（虽然他们也是人民的），又不能全学国民党的（虽然他们是超过我们的），也不能照搬日本的（虽然一切火炮均是日式的）。我们必须创造中国的、东北的、人民的、劣势的炮兵的自己的一套，适合消灭敌人并保存自己的作战目的，但又不违背作为古今中外的一般的作战法则。”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会议总结了炮兵作战的一些基本原则：1、服从步兵作战意图和需要，建立正确的步炮协同作战关系；2、炮兵作战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和集中火力，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上的优势；3、以支援步兵为主，压制敌人为辅；4、以点射碉堡、敌堡为主，地面摧毁射击为辅；5、以近战和直接瞄准射击为主，以远点和间接瞄准射击为辅；6、必须做到行动隐蔽、火力突然猛烈和准确，即快、准、猛的要求。
1947年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前后方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保证战争需要，他亲自主持工作，先后组建了迫击炮团、战车团、高炮团等5个团。到1948年8月，在东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有各种火炮4700门，在装备上已占优势，为即将到来的辽沈战役作了充分的准备。1948年4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次炮兵会议上，朱瑞进一步丰富了炮兵作战原则，从而使我军炮兵战术、技术和指挥能力进入逐步成熟的发展阶段。由原来只能配合步兵克敌一个师设防的城市，发展到能支援步兵一举攻克十几个师多兵种合成防守的大城市。1948年10月1日，为先扫清锦州外围，我军发起义县攻坚战。作为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对这次攻坚作战极为重视，亲临前线指挥。当时，炮纵为更好地配合步兵部队攻坚作战，采用了一种新战术——抵近射击，即把大炮抵进到尽可能靠近城墙和敌工事的前方，直接平射，轰击敌目标。实践证明，这个“大炮上刺刀”的办法，对于从敌人坚固防线上迅速、准确地打开缺口效果颇佳。朱瑞及时总结了来自下层的经验，并在攻打义县的战斗中，指挥炮兵部队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采用了这种战术，胜利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依据这些战术技术原则进行训练，我军炮兵部队的战斗力不断提高。以后，朱瑞又进一步总结实战经验，充实完善了协同作战、集中作战、近迫作战、攻坚作战和支援纵深作战等炮兵作战的一些原则，以适应大兵团作战和攻坚战的要求。他总结的一套炮兵战术技术原则，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些原则至今仍有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