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局的“五个率先”

作者:陈雷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6-04-08 阅读量:0

文/陈雷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掌握东北成为国共两党谁主沉浮的关键,双方都深知:得东北者得天下1 9月15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组建东北中央局的通知。翌日清晨,11名主要领导随苏军代表一道,乘飞机由延安出发,直飞沈阳。10月1 1日,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即刻决定增派高岗等人去东北,进一步加强东北局的领导力量。

率先在全国开展武装剿匪斗争

东北光复后,国民党为抢先占领东北,一方面紧急从关内调兵,另一方面就地取材,大量网罗东北当地的土匪宪特、汉奸恶霸、伪警伪军等,充当他们的反动别动队。相继组成了“挺进军”、“地下军”、“先遣军”、“光复军”、“忠义救国军”、“保安团”等16个系统、37个番号的反动土匪武装,人马号称百万。同时,国民党还派“军统”、“中统”特务,四处建立网点,散布谣言,组织暴动、暗杀,纵火抢劫。这些土匪盘踞东北三分之二的城镇,随意杀害我村干部,破坏交通,打击我军。这些国民党进攻东北的“地头蛇”别动队,对蒋介石的正面进攻,起到了战略上的配合作用。

对此,刚刚组建的中共东北局北满分局,就我军紧急出关的10万大军向何处去,如何在东北站住脚跟,怎样创建东北根据地等问题,经过审慎研究,最终形成完整意见,并电报东北局和党中央。这份电报着重党在整个东北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我军应该撤出大城市,向农村转移,全面建设我们即可前进,又能后撤的根据地。”毛泽东力挺北满来电,亲自为党中央起草电报,敲定了我党关于在农村扩大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1946年7月,一场轰轰烈烈的建立人民武装清剿土匪、发动群众实行土改的运动,在黑土地上掀起狂潮。

针对北满地区65座县城,有三分之二以上被土匪占据;牡佳铁路、哈佳铁路及主要公路要道均被土匪切断;地方武装被策反的人多达3.3万,造成大片地区被占领、地方武装不能巩固、干部无法下乡、群众工作不能展开的被动局面,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连续电告东北局请求速调主力部队北上剿匪。随即,东北局派刘转连率三五九旅由抚顺,杨国夫率七师由法库,分头向北满挺进。1946年初,我主力部队相继到达北满,并立即投入剿匪战斗。

高岗将刘部和松江地方部队组合在一起,首先攻打通河。因为该县位于松花江畔,水旱两路均通哈尔滨,土匪猖獗,直接威胁着北满分局所在地宾县的安宁和整个北满根据地建设。仅用了不足一周的时间,便扫清了土匪武装,肃清了日奸力量,稳定了地方治安,扩大了部队实力。杨部到达后,高岗以其为基础,吸收三肇、嫩江、黑龙江地区两万余人的地方部队,统编为一个纵队(相当一个军)。尔后,划分区域,明确任务,分片包干,采取“穷追猛打”和“钉锲堵击”战术,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剿匪斗争。截止1946年5月,仅刘部在松江一带就击溃土匪1.2万余人,击毙、击伤、俘虏匪徒近6000余人;合江、嫩江、牡丹江、泰安等地的剿匪战斗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共歼灭土匪30余万人,谢文东、座山雕等干余名匪首被我处决。

到辽沈战役前,东北除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大城市尚在敌人手中,300多个市、县、镇的广阔乡村已变成了我党根据地,并建立了人民政权。

率先展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早在1945年5月,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大”上展望了东北前景,指出:“如果我们有了东北,有了整块的根据地,全国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北满分局先于党中央决定发出前两个月,便结合剿匪斗争,派工作队下乡,发动群众,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力求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1946年7月底,合江省抽调1500名干部组成12个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从反奸清算人手,打击汉奸恶霸和地主,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从而拉开东北全境土地改革的大幕。

这年11月,陈云在去南满工作途中,发现一些地区只追求数量,不计质量,一些工作队干部住在条件舒适的地主家,对群众包办代替,强迫命令,土地没有真正分给农民等一系列“夹生饭”现象。不久,东北局发出《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问题的指示》。此后,各地重派工作队下乡,“斗财宝、挖干货、追浮财”成了东北土改煮“夹生饭”的主要内容。截至1948年春,东北广大农村干百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程度不同地被瓦解,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根据地连成一片。

东北土改发挥了借鉴、导向作用。抛开成功的经验不谈,仅东北土改曾出现的“打击面过宽”问题,就被党中央在1950年以后全国实行的土改中有效地杜绝了,少走了许多弯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不仅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而且还明确规定:要依靠农民、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到1952年底,全国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在全国取得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率先转移工作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49年2月,东北局常委会研究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明确指出东北局从现在起应当把经济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全力恢复、改造和发展东北经济,以迅速担负起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后方之重任。

为了服从和服务于工作重点的转移,东北局将国民党于1945年8月划分的9省,即辽宁省、辽北省、安东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和兴安省,重划为6省,即辽东省、辽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松江省和热河省;将原来的4个特别市,即沈阳市、抚顺市、鞍山市和本溪市,改为2个特别市,即哈尔滨市和大连市,目的是精简机构,重组资源,突出工业重点,医治战争创伤,加强国防建设,提高执政水平。行政区化的改变,为各项经济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搞经济建设,不能没有专家。早在辽沈战役进行时,东北局便向苏联政府提出了邀请专家来帮助搞建设的请求。在苏联专家组的帮组下,至1949年1月,东北的铁路交通线全面恢复。毛泽东得知此情况,马上代表党中央致电斯大林,表示深深的感谢。此时,中央鉴于国内南方还在打仗,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成立,东北是全国战略大后方,决定派刘少奇等秘密前往苏联,以争取贷款,继续请求对方派遣专家和给予军事援助。历经两个多月的谈判,刘少奇将200名苏联专家同车带回沈阳,并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留在了东北。这些专家先后奔赴工厂、矿山、铁路等基层单位,与各地留用技术人员打成一片。一方实打实地教;一方老老实实地学。工人们则以极大的热情,让191个工厂恢复了生产。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使东北局有能力将各类战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战争的前线。

率先开展“三反”运动,并为“五反”奠定了基础

但是,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很多地区和部门出现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滋生现象。在1951年春夏开展的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运动中,一部分党员追逐个人享受,严重贪污腐化的堕落行为暴露出来。其中,有些人甚至同私商勾结,盗窃国家资财,合伙经营工厂、商店,或成为违法乱纪的投机商人,花天酒地,生活糜烂。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活动的顺利开展。对此,东北局于当年10月下旬召开干部大会,果断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随后,“三反”运动在东北地区迅速展开。

毛泽东对东北局率先开展的“三反”运动十分满意。他从东北局的报告上看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贪污款,就达5亿元(旧币——作者注)。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随即在这份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由此吹响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的号角。

“五反”运动是“三反”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三反”运动揭发出来的问题看,凡重大的贪污案件都是公职人员与反动私商相勾结的结果。因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号召在一切城市,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三反”斗争。同年6月,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基本结束。这场运动清除了一批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地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各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

率先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勤”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本来处于战略大后方的东北,一下子被推到了战略前沿,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基地。

经党中央批准,东北行政区转为战时体制,各省、市民政厅(局)均设立了战勤处,各县、区和村委会也都设立了对应的战勤股,战勤助理员和战勤委员,形成了战时后方勤务保障工作网络,专门从事支前工作。

此次参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跨出国门进行作战,因而战时后方勤务保障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小米加步枪”时代,我军物资供应采取的是“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的方针,现在则改变为由国家集中统一供应,还要由国内运往国外,确实需要解决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难题。为此,在志愿军入朝数日后,高岗便代表东北局亲赴前线,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共同商讨如何解决部队供应困难等问题。当时,朝鲜战场铁路基本被敌机炸毁,运输主要靠汽车,而汽车因敌机轰炸和道路崎岖,损失又及为严重,急需补充,但国内汽车却十分有限。为解决这一难题,高岗与彭德怀商议,将苏联准备发给大连苏军基地的495辆汽车扣在满洲里,先行借用,转运朝鲜,待中国从苏联订购的3000辆汽车到达满洲里后,再从中归还。两人随后联名致电周恩来,合盘托出此想法。总理接到电报后,又立即致电斯大林,后者当即拍板:“已到中方境内的汽车可作中国订购车,全部交付中方使用。”

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期间,东北局组织东北人民全力以赴,各行各业齐动员,共有394万余人参加战勤工作,其中仅赴朝民工就达74万余人;参军39.9万人;出动战勤大车24.8万辆,捐献的人民币可购买434架战机,超过计划捐款两倍半。同时,东北人民政府还安置了大批难民,抚养了近万名朝鲜孤儿,帮助培训了十余万朝鲜人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