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亮
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和改变了落脚点，直至最后落脚陕北。红军长征究竟几易落脚点呢？对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红军长征五次变更落脚点：先是确定到湘西，以后相继改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在川黔滇边广大地区创造新苏区；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到陕北根据地。有的则指出，红军在长征中的战略方针经历了八个阶段的演变：到湘西；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赤化四川；赤化云、贵、川；建立云贵川根据地；建立川甘陕根据地；在苏联边界创建一个根据地；建立陕北根据地，最终确定落脚陕北。还有人认为，红军长征落脚点八次改变的具体过程是：1到湘西；2．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3．赤化四川；4．建立云贵川根据地；5建立川陕甘根据地；6．建立以岷山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7．在靠近苏联边境地区创建一个根据地；8．建立陕北根据地。笔者认为，在长征的战略方向和落脚点问题上，从最初决定到湘西去到最后选定到陕北去，其间四易落脚点：到湘西；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赤化四川；建立川陕甘根据地，除此之外常常被研究者认为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只是一些策略方针。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常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社论指出：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暂时放弃一切苏区和城市”，红军“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基于此，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但蒋介石随即窥破了红军的动向，于11月17日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为防止红军实现“与贺肖合股之目的”，急调几十万大军在通往湘西的途中构筑了了四道封锁线。11月底，红军突破了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为此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红军渡过湘江以后，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又立刻调集重兵在城步、绥宁、靖县…带构筑堡垒堵击。如果北上就敌，必将与五倍于中央红军之敌决战，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但博古、李德无视敌情，更不顾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的实际情况，仍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在紧急关头，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提出放弃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1 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城。次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的方向问题。参加会议的中央多数领导同志同意了毛泽东等提出的建议。于是中革军委于当日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命令中央红军向贵州前进。但手握实权的李德、博古没有采纳转向方针。会后，李德、博古仍坚持到湘西去。
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上会合二、六军团，向贵州前进的主张，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认为：“过去在湘两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域，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是中央初次变更长征中的战略方针。
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博古、李德不过乌江去湘西的错误主张，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返攻……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中心的任务。”随后，红军分三路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在这里，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根据会议精神，张闻天会后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红军长征的基本任务是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决议指出，“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一改过去的被动局面，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和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调集40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中央红军进逼。红军此时仅有十六个团共3万多人，武器弹药不足，粮食被服缺乏，并且失去了根据地，无后方依托。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已不现实，遂决定移师北上，渡过长江，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1935年1月16日深夜，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各部于1月17日开始行动，向北转移，1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离开遵义北上。1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渡江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这是红军第二次变更战略方针。
但由于敌军的重重阻击，渡江未成，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在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实行机动作战，命令部队向云南扎西集中。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最后号召全体红色指战员“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
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采取了大规模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纵横驰骋于云贵川三省边境地区，机动灵活地消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并调出了滇军，从而造成云南境内敌军空虚，使红军从金沙江上游渡江成为可能。4月29日，中革军委在云南寻甸县鲁口哨村发出指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进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在我侧后，但敌人已集中七十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们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透过以上电文，我们不难看出，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虽然曾一度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选择“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但这只是一种策略。红军在云贵川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正是为了调出滇军，渡江北上四川。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向北发展“赤化四川”的战略意图。
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后，又强渡大渡河，飞夺卢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12日在四川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后，中央红军改称红一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四方面军党代表张国焘认为，革命形势低落，处在两个高潮中间，都在退却。因此，在战略方针上与党中央发生根本分歧。6月16日，中央红军致电四方面军，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这是红军第三次变更战略方针。
张国焘不同意川陕甘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针，17日复电中央主张红军首先占领青海、新疆，“暂时向南进攻”。18日，中央军委再电四方面军指出，我军不利于西移和南下。为了统一红军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中提出，新根据地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地域宽大，好机动川两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不易反攻。二是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川西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8个地区人口只有20万，而且多是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三是经济条件比较优裕。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不容易居住。党中央认为，川、陕、甘三省地区则是具有上述优良条件。因此，应继续北上去川、陕、甘开创革命根据地。
6月28日，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6月29日，中央军委为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集中红军主力消灭松潘地区胡宗南军队，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红军北向作战和发展。但是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和阻挠，松潘计划未能实现。
8月3日，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为执行这个计划，军委将红军主力部队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组成，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五、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8月5日，中共中央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确定的北上方针，并在决议中不点名地批评张国焘的右倾错误，迫使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同意继续北上。沙窝会议以后，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新疆方向前进的危险方针，与中央的决定相左。为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报告》，指出：“在目前的具体的敌我情况之下，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山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毛尔盖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坚持了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但根据形势的变化，把战略目标确定为以岷山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以东地区，战略方向是北出甘陕。
8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膨胀，擅自决定南下四川、西康。他甚至于9月9日密电陈昌浩命令右路军中的三十军、四军部队南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获悉电文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0日，党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说明“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但是，张国焘仍顽固坚持其反党、分裂红军的行为。为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9月12日中共中央到达俄界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并改变了川陕甘计划，提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1935年9月13日，张闻天同毛泽东等一起，率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离开俄界，继续北上。9月17日，先头部队红四军一举攻占天险腊子口，打开了北进通道，随即占领哈达铺。从当地收集到的报纸上得知陕北刘志丹领导苏区的存在，毛泽东等领导人还找到当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的陕北人贾拓夫了解陕北的情况，从而对陕北的状况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毛泽东兴奋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到达哈达铺的第二天(9月22日)，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根据报纸上的消息，写了一则“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张闻天比较系统地分析了陕、甘、宁一带“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正在普遍的发展着”的情形，并深刻指出：“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建筑在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矛盾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因而也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而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基本矛盾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与它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实践证明，这正是长征落脚陕北的客观的基础，而后来党中央能够迅速地在陕北站稳脚跟并且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也离不开这一客观的基础，这篇“读报笔记”，“实际上提出了在原定目标下（即建立川陕甘苏区目标一引者注）重点在陕北的最早设想”，“是最早勾画出中央关于长征落脚陕北意向的一幅”。9月27日，政治局在通渭县的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根据最近了解到的情况，党中央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落脚点，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