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回忆起那风云激荡的抗战岁月，便会想起一位曾经与中国人民共同战斗过的国际友人，一位在抗日烽火中牺牲在太行山下的韩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就是被誉为“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模范战士”、抗日英雄文明哲。
抗日前线初识文明哲
文明哲原名金逸坤，1912年出生于韩国全罗南道潭阳郡。他少时家贫，曾在当地一家纺织厂当了3年童工，后在叔叔的帮助下，得以完成职业高中的学业。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自幼目睹侵略者暴行、怀着强烈民族义愤的文明哲，长大后毅然投身反日爱国运动．。在1929年爆发的光州学生运动中，他从事秘密联络工作，被日本警察逮捕，经受了严刑拷问，但他坚贞不屈，半年后才被营救出狱。
文明哲的叔叔金俊（又名金容宰）是朝鲜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革命家，1920年来到中国，曾在黄埔军校第4期高级将校班学习。1932年，南京政府开办朝鲜革命干部学院，金俊担任战术教官。在叔叔的引荐下，文明哲于1933年夏来到中国，进入朝鲜革命干部学院学习，翌年被保送去洛阳中央军官学校军官训练班学习。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文明哲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朝鲜义勇队，先后担任分队长、政治干事等职，与中国抗日军民一道，转战在华中、华南、华北等各抗日战场。
1938年初，我在武汉经姐姐尹卜甄（时为湖北女师地下党支部书记）介绍，参加了由革命老人何香凝发起组织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11月，武汉失守，战地服务团随友军罗卓英部撤往长沙，后又撤到南昌。我与文明哲就是在江西抗日前线认识的。
那是1940年初，我们战地服务团正开赴前线，到江西高安、上高和修水一带为友军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所属部队进行新年慰问演出。当时演出的剧目中有一台张客编的独幕话剧《最后一颗手榴弹》，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石联星和戏剧指导员史民为我们导演的。剧情描写的是一位英雄排长在一次对日作战中陷入敌人包围，毅然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我在剧中扮演那位英雄排长。这天演出结束后，朝鲜义勇队第三队队长金世光和何振东、文明哲、李明善等几位战友来到后台，对我们演出的话剧赞不绝口。他们说：“在敌众我寡，陷入敌人包围的时候，就是要宁可牺牲，也绝不当俘虏！”他们的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年夏天，文明哲随朝鲜义勇队从前线下来，路过我们的驻地新喻县（今江西省新余市）时，又来看望我们服务团的同志。他对我们说：“这里不打仗了，我们要北上！”语气里流露出强烈的参战愿望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我明白，他们所说的“北上”，就是要到八路军所在的华北抗日前线去。
此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我们服务团地下党支部的活动越来越困难了。为了保证地下党员的安全，李克农做出决定，要我们迅速撤出，先到桂林集中，然后分批去皖南新四军军部，一部分同志去延安。当时我的身体不太好，支部书记胡瑞英向我传达了上级党的决定。她说：“你有病，先走一步，到桂林你姐姐尹卜甄那里去治病。我们的目的地是延安。”她还对我说：“朝鲜义勇队是个抗日进步团体，可以他们为掩护，与他们一起北上。到了目的地，上面有人来找你。”于是，我离开新喻到了桂林，在青年会和我姐姐一起住了一段时间，期间一边治病，一边等待组织的安排。巧的是，在桂林时我又遇见了金世光、何振东、文明哲等朝鲜同志，他们正要结束朝鲜义勇队在衡阳和桂林留守处的工作，准备北上。
大约两个月后，中共江西安福县委书记陈岫仕与我接头，说：“你在桂林没有任务，不要在这里久留，按照支部的安排，你要赶快走，组织上要求你在3个月内到达延安。考虑到你一个女同志长途跋涉不安全，可以朝鲜义勇队为掩护，同他们一起北上，但共产党员的身份不能暴露。”
北上太行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我随朝鲜义勇队一行从桂林出发去重庆。因路费不宽裕，不能坐客车，一路上只能搭乘大货车。我们趴在车顶货物上面，双手紧紧抓着绳索，随着车子在盘山公路上下颠簸。从桂林到贵州，车子都在大山里爬行，两边尽是悬崖峭壁，让人头晕目眩。何振东、文明哲不时提醒我要抓紧绳索，不要放松。经过遵义城外山上时，文明哲对我说：“中国共产党的—次重要会议是在这里召开的，你注意看看。”我当时心里想，他是朝鲜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这么了解，真是不简单。
到达重庆后，我们驻在南岸陈家花园朝鲜义勇队总队部，进行了两个多月的休整。当时准备北上的有六七十人，大家在一起学习、读报、讨论形势，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哲学书籍。文明哲是我所在分队的分队长，他学习特别认真，记了很多笔记。讨论时他带头发言并要求大家讲中国话，一来让我听得懂，二来让大家锻炼学讲中国话。有的同志有时用中国话表达不出来，就夹杂着讲起朝鲜话来，大家感到有趣，便大笑起来。文明哲同时也劝我学讲朝鲜话。
这期间，我见到了文明哲的叔叔金俊。后来，我和崔采一起去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陈家康接待了我们并告诉说：“目前形势很严峻，西安出了很多问题，路上很不安全，决定改乘车为步行。”随后，他给我们详细交代了经过大别山区到达太行山的路线和接头点。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朝鲜义勇队同志的行装都非常简单，他们背的最多的不是御寒的衣服，而是各种版本的进步书籍。在行军最困难的时候，文明哲总是鼓励我们说：“这次行军再苦也没有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苦啊！”我的身体一直很虚弱，在重庆时肺病大发作，发烧咯血，文明哲因此对我格外关心，处处照顾我。因为我身上仅有的50元钱到重庆就用完了，所以这时我所有的生活、医疗等费用都是义勇队负担的，我感到很过意不去。船到四川万县的时候，文明哲陪我上岸去找我的姑妈，我向姑妈要到4块银元，随后将钱交到义勇队，但文明哲坚决不收，说：“你的身体不好，留着自己零用吧。”
进入河南地界时，我们发现村子的墙上张贴着“皖南事变”的传单，大家知道形势紧张了，都不敢多说话，默默地埋头往前赶路。这时，我又患上了疟疾，连走路都很困难。为了让我安全到达目的地，文明哲和义勇队的其他同志不断鼓励我，帮助我，给我力量，给我勇气，使我咬紧牙渡过了难关。对这一切，我非常感激，铭记不忘。
1941年6月中旬，我们到达了八路军前委总部驻地桐峪镇。我跟着义勇队驻在上武村的一个大祠堂里，当时鲁艺太行分校也在这个村子里。由于粮食紧缺，星期天我们要到山沟里去采野芹菜，文明哲总是说：“身体不好的同志不要去。”但我想，我应与大家同甘共苦，因此每次采野芹菜都不缺勤。
9月，胡瑞英、陈兰湘等到达太行，我便离开了朝夕相处近一年的朝鲜义勇队战友们，和胡大姐一起到桐峪镇前委总政治部招待所待命。其后，文明哲还到政治部招待所来看过我一次。
1942年6月，我随王树声将军率领的干部大队到达延安。因多病体弱，中央组织部安排我住进了学生疗养院，边疗养边参加整风学习。这时，文明哲托人从前线带来了葡萄糖酸钙针剂给我。这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药品，文明哲自己有肺病，咯血，却舍不得用，托人将药带到延安给我。看着这些药品，我心中油然而生感激之情。可我并不知道此时他正在晋东南参与反“扫荡”的殊死战斗！
一腔热血洒在中国土地上
1943年5月18日，我无意间在《解放日报》头版看到一条消息：晋西北各界追悼朝鲜革命战友文明哲同志。我当即惊呆了：文明哲牺牲了？！
我反复阅读《解放日报》上的这篇报道：“文明哲同志在晋西北某分区工作，在对敌斗争最前线上，进出敌人虎口。不幸于4月14日突破敌人百余四面包围，无法突出，乃与二个中国同志共守一地，与敌对战，击伤十多个敌人，在弹尽无援的苦境下，就以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向敌人，自己亦在手榴弹爆炸中光荣殉难。”
绝没想到，我在江西前线第一次与文明哲相识，是他看了我演的独幕话剧《最后一颗手榴弹》，我在剧中扮演的英雄排长，竟然就像是文明哲！他实践了朝鲜义勇队同志所说的“宁可牺牲，也决不当俘虏”的铮铮誓言！
文明哲牺牲后，晋西北分区的领导和华北朝鲜独立同盟的战友写了许多悼念文章，发表在《抗战日报》、《解放日报》上。从这些文章中，我才更多地了解到文明哲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38年湘北大战，他打入敌人阵地开展喊话工作；在锡山战斗中，主动参加敢死队，奋勇杀敌，夺回被敌人占领的阵地。
1939年春，他在崇阳至通城的公路上，一人破坏敌坦克两辆，被国民政府授予光荣勋章。
1940年初，他在赣北前线争夺乾州镇战斗中负伤，但不下火线，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
1941年，在晋东南北区进行对日宣传时，他多次从敌人的包围中突围。
1942年，在晋东南5月反“扫荡”保卫总部的战役中，他以一挺机枪杀开血路，掩护总部突围成功，立了大功。
1943年2月，在晋西北前线遭敌人包围，他的手枪子弹打完了，一个鬼子端着刺刀逼近他。紧要关头，他举起空枪对准敌人的胸膛，在敌人恐慌的一刹那，他突然夺下对方的武器，转身飞跑，安全脱险。
他勇敢、沉着、机智、无畏，凡与他并肩作战过的同志无不称赞他的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无不钦佩他的顽强斗志和牺牲精神。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下，他昼夜奔波，历尽艰险，过劳吐血，同志们都劝他暂到后方休息，但他总以任务未完成为借口，始终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坚持战斗。
1942年冬，也就是在牺牲的前几个月，他用中文写下一首诗：
最后的一阵冲锋号之前，
可爱的中韩儿女们，
加足自己的马力吧！
1943年带给我们的，
将是光明而灿烂的阳春！
成千成万的中韩儿女们，
加足我们的马力吧！
我们已经共同坚持了
七个年头的抗战。
我们英勇斗争，
依靠了正义，
不怕任何暴风雨。
我们在铁壁的战壕里，
没有一天离开过炮火，
没有一天放松过战斗。
我们在那反抗的火焰中，
并排的进行了
民族解放的斗争，
用血肉共同保卫着
——人类和正义！
英勇的、伟大的中韩儿女们啊！
我们是创造者和改造者，
我们是真正亚洲和平的柱石！
我们高举胜利的旗帜，
永远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春天的微笑，
正在柔和的迎接我们。
冲锋号快要响了，
加足马力啊，
为着最后夺取胜利！
这首题为《为了胜利》的中文诗，字里行间洋溢着文明哲的战斗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相信“1943年带给我们的将是光明而灿烂的阳春”；然而正当“春天的微笑正在柔和的迎接我们”的时候，他却把一腔热血洒在了晋西北的黄土高原上。他没来得及亲眼看到中韩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没能看到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胜利！
寻找英雄殉难地
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后不久，我连续收到来自韩国汉城的两封信。写信人金皖钟是文明哲烈士的亲属，来信向我了解文明哲牺牲的情况，并要求我帮助寻找安葬烈士的基地。他说，韩国政府要派人来将文明哲烈士的遗骸移回韩国国家公墓英烈馆瞻存。
作为文明哲生前的战友，这件事我义不容辞。我立即向中共福建省委写了请示报告，省委领导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中韩两国人民发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应当把它办好，并请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民政厅帮助。
文明哲牺牲在晋西北抗日前线，但具体什么地方我并不很清楚。当年晋西北根据地出版的《抗战日报》介绍文明哲简历时，只写“今年分配在×分区工作”，追悼会是在“军区驻地”召开的，烈士生前战斗和牺牲的地点没有具体写明。怎么去寻找烈士的墓地呢？一时间，我犯难了。
当时，我年事已高，只好委托我的女婿陈智谦代我前往山西查找。就这样开始了艰辛曲折的查找之路。
智谦是个办事细心的人，他了解到当年的“军区驻地”是在山西省黄河边上的兴县。追悼会在那里开，兴县的老干部和群众想必对这件事还留有记忆。于是，他先打电话给兴县的党史部门，请求他们帮助查一查。结果得到的答复是“追悼会是在兴县开的，但文明哲不是在兴县牺牲的”。究竟牺牲在哪里呢？我们又做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觉得文明哲工作的“×分区”可能就是他牺牲的地方。破解这个“×分区”成为查找的关键。
智谦为此专程到北京查访新华社，然而新华社当年发的电讯稿中并无“×分区”的详细资料。智谦不气馁，又通过在军委总参工作的一位朋友向中国军事博物馆查询。几经周折，他们从尘封的旧资料中终于查明：文明哲牺牲的地点是晋西北忻五区合索乡黄龙王沟村。
于是，我们与山两省委党史办和省民政厅联系，请他们先帮助到黄龙王沟村查一查，以便我们进一步核实。
1994年春节前夕，山西传来消息：文明哲烈士牺牲和安葬的地点已经找到了！这让我喜出望外。
春节过后，智谦又飞赴太原，寻访当年的历史见证人，核实确凿的证据材料，对烈士墓地进行确认，拜访了当年收埋烈士遗体的两位老人。
据智谦查访：1943年4月14日清晨，在晋西北忻县敌我交错区（我方称为忻五区）的合索乡黄龙王沟村发生了一场“突袭战”，这是8年抗战中发生在该村的唯一一次战斗，所以当事人苏根武和范双楼两位老人记得十分清楚。
那天天刚蒙蒙亮，文明哲带领一个4人武工小分队经过一昼夜的紧张活动后，悄悄来到黄龙王沟村村民苏根海家休息。苏家在这个村子的最末端，南墙下有一条沟，叫西河沟。沿西河沟往西走不远，拐入北沟就是陀螺山。陀螺山山高沟深，遇到敌情，村里的男女老幼都是沿此线路进山躲避。
文明哲和胡以明、刘明亮，还有一个姓李的武工队员，已多次来过苏根海家了，对这个老接头户他们是熟门熟路的。苏根海煮好小米粥正招呼大家吃饭时，突然发现几个日本兵已经进到院子二门了！武工队员小刘眼疾手快，立刻拿出一枚手榴弹，一拉弦就往二门扔了出去。趁着爆炸的烟雾，文明哲和3个战友迅速冲出房门，跃过南墙跳到西河沟，沿西河沟往西跑，没想到却落入敌人后卫队的包围圈。文明哲等4人与敌英勇搏斗，杀敌10余人，除老李一人成功突围外，3人当场壮烈牺牲。文明哲是以最后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的。
中午，敌人走了，村民苏根武和范双楼在西河沟发现了3位烈士的遗体……傍晚，忻五区刘区长来到黄龙王沟村哭着交代处理烈士后事。晚上约8点多钟，3位烈士的遗体装入棺木，由村民抬到东山上下葬。
1943年5月4日，晋西北军区在军区驻地隆重举行了文明哲同志追悼大会。晋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王逢原、一二O师及晋西北军区参谋长周士第、晋西北军区副参谋长陈钟、晋西北行署副主任武新字、朝鲜独立同盟晋西北分盟负责人金世光等分别致悼词，对文明哲的英勇牺牲和国际主义精神做了高度评价。王逢原在悼词中说：“他为自己的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血和中国八路军的血流在了一起，英勇爱国的热情和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在他身上融成一片，他是韩国的英雄，也是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模范战士。”
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寻找工作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不久，中国民政部门正式发文确认了文明哲烈士牺牲和安葬的地点；韩国报勋处（相当于中国民政部）也委派两位官员来中国实地考察，并予以肯定。
韩国战友终于魂归故里
找到了文明哲烈士墓地，也让他的亲属感到十分欣慰。
文明哲的亲属金皖钟多次写信给我，要求我帮助将烈士的遗骸迁回韩国安葬。他说：“那怕只有一根头发，也要拿回去葬在大韩国立烈士陵园里。”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作为一名牺牲在异国的抗日英雄，这不仅是金皖钟一家人的光荣，也是全体韩国人民的光荣！将亲人的骨灰迎回祖国安葬，这是人之常情。为此，我又为这一请求做了一年多的努力。1995年6月，我国外交部致函韩国驻华使馆：“中国主管部门同意金逸坤的亲属在协商一致后将金的遗体迁回韩国。”
长眠中国大地52年的文明哲烈士将要回家了。金皖钟写信邀请我和丈夫伍洪祥赴韩参加烈士的葬礼。遗憾的是，我们年纪都大了，无法亲自护送烈士的骨殖回国，只好委托智谦代为实现我们的心愿。
1996年10月22日凌晨，文明哲烈士的亲属金皖钟、韩国报勋处两位官员、山西省民政厅的同志和智谦等一行10余人，从太原乘车前往忻县合索乡黄龙王沟村。按照当地民间的习俗，移灵工作在天亮之前就完成了。天亮后，当地驻军和学校师生代表来墓地献花、扫墓，随后护送烈士遗骸去县殡仪馆火化。当晚，烈士骨灰便送往北京。
23日，金皖钟一行护送烈士骨灰到达北京机场。同时送达的还有牺牲在东北的另外两名韩国英烈。下午，烈士骨灰到达韩国金浦国际机场。下飞机时，文明哲烈士的骨灰被迎在第一位，乘第一辆灵车，缓缓走在前面。韩国三军仪仗队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随后，骨灰被迎往韩国大田国家公墓英烈馆瞻存。第二天，举行了烈士公祭仪式，韩国副总统亲自主持，总统送了花圈。仪式完毕后，文明哲烈士的骨灰被安放在韩国大田国家公墓爱国者烈士墓地，享受国家级烈士的荣誉；烈士被迫授予大韩民国“建国勋章”和“独立勋章”。
国际主义战友文明哲终于魂归故里，他的在天之灵终于得以安息，我为此感到欣慰！
文明暂热爱和平，渴望在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朝鲜民族独立后，成为祖国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或是一名工程师。他十分思念自己的母亲，十分眷恋自己的祖国。他常常说，我的祖国很美丽，尤其在冬天，那里银装素裹，白雪皑皑，真是美极了！ 2004年9月，我的子女代表我到韩国去为文明哲烈士扫墓，他们带去了我对烈士的无限追思和怀念，同时也带去了中韩两国人民在共同的抗日战争中结下的友好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