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电讯往来的情况一直是个谜，迄今为止，只有斯大林的两份密电分别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与斯诺当年的文章中被含糊地提到。本文就张国焘回忆的这份电报究竟何时到达，又起了什么作用，做一个初步的阐述。
事变当天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
西安事变是一场轩然大波，南京政府与世界各主要大国反应强烈，都纷纷在当天召开了重要会议商讨对策。但令人奇怪的是，当时在第一时间就得到张学良通知的中共中央却异乎寻常地安静，不论是《毛泽东年谱》还是《周恩来年谱》，都不见任何开会的记录，甚至都没有提及是否对全党全军发出过什么指示，只是记载了张学良的来电与中共中央的复电。事实上，当时中共中央立即就做出了一系列应对西安事变的全局性决策，为了更清楚准确地说明问题，不得不比较详细地引用其中的四份电报：
第一份是致刘少奇的，其实是中共中央对全党的指示：“我们的任务是：（一）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拥护张、杨等之革命行动。（二）号召人民起来，要求张、杨、南京及各实力派，立即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讨论抗日救亡大计。（三）号召人民及全国军队，积极注意日本与汉奸之行动，防止并准备抵抗他们乘机侵犯上海、南京、青岛、华北与晋绥。（四）推动南京及各地政权中之抗日派，响应西安起义，并严重对付亲日派。（五）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元老派及各实力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六）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七）推动宋子文、孙科、孔祥熙、祭元培、李石曾等，争取英、美、法三国谅解与赞助。”
第二份是军委主席团对全军的指示：“（一）西安抗日起义详情如下：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及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缴枪，除蒋死卫士二十多人外，西安城内冲突小小，可谓完全胜利。已宣布政治主张及十大政纲。（二）向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第三份是12日2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汇报处理事变步骤电”：
甲、张学良已将蒋介石扣留于西安；
乙、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恩来日内即去：
丙、我们的步骤是：(1)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大计。(2)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准备半个月内实现之。(3)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杨虎城军、晋绥军为主，争取陈诚所属之蒋军加入，抵抗日本之乘机进犯。(4)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局面，防止并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犯沪宁，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成立。(5)争取蒋军全部。
丁、请你们赞助我们这些步骤，主要是：(1)在世界舆论上赞助我们；(2)争取英、法、关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军：(3)苏联用大力援助我们。
戊、请将你们的意见速告。
这份电报是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应对西安事变的决策。
第四份是中共中央13日4时致共产国际的：
甲、昨日逮捕蒋介石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万耀煌、钱大钧等卖国残民罪魁祸首之革命政变，其行动是完全带着革命性的。
乙、我们已电知上海、天津、西安，执行下列：
（一）推动人民团体向国人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人民坚持内战，并压迫其部下“剿共”，不准红军及全国军队抗日之罪状，拥护西安义举。
（二）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
（三）推动人民要求南京与张、杨立即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讨论抗日救亡大计。
（四）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元老派及各实力派站在抗日救亡方面。
（五）号召人民、政府抗（日）派及全国军队注意并准备抵抗日本与中国汉奸乘机侵犯上海、南京、青岛、华北及西北。
（六）推动宋子文、孙科、孔样熙、祭元培、李石曾等争取英美法三国同情与谅解西安的抗日义举。
丙、为稳定并争取蒋介石之部下及资产阶级计，我们站在西安事变的侧面说话，并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动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
丁、你们的指示望速告。
从这份电报的内容看，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并没有“速告”，因此中共中央就对前份报告的内容进一步细化，再次要求“速告”指示。
以上四份接连发出的电报都以中共中央和军委主席团的集体名义，对象完整涵盖全党全军和共产国际，其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5部分：支持西安事变；全党全军做好准备；争取南京政府；罢免和审判蒋介石；要求苏联援助。这些内容表明在12月13日的凌晨4时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形成了处理事变的共识和应对事变比较完整的方针政策，并于12日当天就已经开始实施。
斯大林第一份电报到达的时间
上述第四份电报表明，中共中央直至13日凌晨4时，并不知道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因此一直在寻求苏联的支持。但到13日的白天情况突变。
《毛泽东年谱》记载：“12月13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
《周恩来年谱》记载：“12月13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还决定中共中央暂时不发表宣言。”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对全党全军都已经做出非常明确的指示，特别对西安事变所要采取的方针措施以及所需的帮助，也已经详细地电告共产国际。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已经达成了共识，根本无需再重新开会商讨对策，因为决无先做出决定并开始实施，再开会讨论这些决定和实施是否正确这种本末倒置的逻辑。但是，事实上仅仅不过数小时，中共中央又突然举行会议，似乎完全忘记了已经做出的一系列重要决定，甚至还就这些决策是否正确发生了严重分歧，以至于中共中央12日午夜致共产国际电报中“恩来日内即去”西安，即13日去两安这样重要的决定也被迫取消。由于对原先的决定印象深刻，张国焘在回忆中误以为“周恩来十三日抵达西安”。
这种奇怪的现象既不合常理，也不合逻辑，既然中共中央直至13日4时日依然对西安事变的处理胸有成竹，为什么会在13日白天突然又开会重新研究？这就清楚地表明，13日凌晨的黑夜至13日白天重新召开会议之间的短短几个小时，一定就是斯大林第一份密电到达的时间。
对这份电报张国焘是这样回忆的：“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
如今关于“斯大林起草”的那份电报的到达时间均认为是13日深夜，其实都源自张国焘回忆中的“晚间’两字。这是张国焘的回忆出了差错，即把13日天亮前的黑夜，误记为13日的“晚间”。张国焘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可能只记得是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因此理所当然地把13日凌晨的黑夜误认为是13日的“晚间”，无意中就把“斯大林起草”的密电到达时间推迟了12个小时。
此外，苏联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在13日晨公开宣布的。按摘照惯例，涉及中共中央的重大对华政策，苏联总会事先通气，中共中央接连两份违反苏联战略意图并要求“速告”的电报更是加速了苏联的行动。莫斯科不可能颠倒组织程序，更不可能冒着蒋介石随时可能送命的巨大风险，先在13日白天的报刊上公开谴责事变，再在13日的深夜通知中共中央。因此，“斯大林起草”的复电是抢在13日白天苏联政府公布对两安事变的态度前夕，也就是在13日4时后的凌晨到达的。
当年宋庆龄的行动也很能说明问题，她当时负责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的电报。毕万闻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上办的《社会科学战线》上以“斯大林、宋庆龄与两安事变”为题撰文说：“12 日，未庆龄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张学良，13日白天她却要去两安劝张释蒋。”既然宋庆龄是在13日的白天突然改变立场，那么她得知斯大林态度的时间无疑是在13日的白天之前，与斯大林13日4时后的电报及中共中央13日白天的会议，在时间上完全吻合。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马贵凡在《北京日报》上以“莫斯科电报有没有起作用”为题撰文说：“‘莫斯科吲电’确有其物。他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郭绍棠的俄文版回忆录中找到了佐证。按照郭绍棠的回忆，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向中共复电。”
斯大林大出中共中央意料的指示，迫使后者不得不在数小时内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紧急商讨突如其来的变故，重新确定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由此引起的思想震动和认识分歧显然已经在所难免。
中共中央13日会议的主要内容
斯大林的密电虽然很长，但中心内容却是简单明了的3项：谴责西安事变；蒋介石领导抗日；必须“释蒋”。对照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这份电报无疑是针锋相对的回复。因此，毫无思想准备的中共中央不得不立即开会着重讨论苏联复电中3项议题：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南京政府的地位；蒋介石的命运。两相对照，中共中央13日会议召开的原因一目了然。
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第6卷在谈到这次会议时写道：“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对国民党工作的毛泽东作报告，他热情称赞和充分肯定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他说，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其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变的态度，不是反对和中立，而应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对上述两点，在讨论时与会者都表示同意；但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与会者的看法则不尽一致。”这就表明13日会议的第一项议题是重新认识西安事变。决议表明，中共中央毫不理会斯大林要求对两安事变的否定，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张学良。这种危难时刻决不背弃朋友的态度，很可能是张学良日后一直心存感激的重要原因。
但会议对后两项议题，即“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如何处嚣蒋介石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毛泽东依然坚持“除蒋”。《毛泽东年谱》认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两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很明显，毛泽东坚持“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显然就是坚持“除蒋”，并坚持以西安为“抗臼战线的中心”。也就是说，毛泽东并不理会斯大林的命令。
但张闻天的观点有所不同。张培森以“张闻天与两安事变”为题在《党的文献》上撰文说：“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二”他发言的结语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很明显，张闻天不主张“除蒋”，不主张以两安代替南京。
博古的观点发生了改变：“在张闻天发言后，博古作补充发言。此前他第一次发言时曾赞同‘审蒋’主张，这次补充发言则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强调把西安事变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很显然，博古最后决定与张闻天保持一致。
周恩来的态度并不鲜明。《周恩来年谱》这样记载着周恩来当时的态度：“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周恩来的发言既强调“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又强调西安“起领导作用”，对是否“除蒋”含糊其辞，介乎予毛、张之间，但周恩来随后的行动清楚表明他与毛泽东保持了一致。
会议最大的分歧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毛泽东在会上仍然“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很明显，不“除蒋”使南京群龙无首，西安就不可能成为新的“中心”。
但是，“当时有几位同志发言都曾经设想过把蒋介石的个人罪行同南京政府加以分开，即使不得已‘除’了蒋，还是要更好地把南京争取到抗日方面来。这些问题的议论从记录档案上看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这些“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的意见显然采取了模糊立场。
从上述内容看，会议3项议题的结果是：坚持支持西安事变与和平解决的方针；对两安与南京的关系含糊其辞；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第三个议题是会议讨论的重点，因为直接影响前两个议题的落实。
13日会议的分歧一时难以弥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等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示红军及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困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等又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政府公开电，其中坚决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当时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与毛泽东。由于张闻天与博古不同意也不签名，使得这两份极其重要的电报竟然不能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而不得不以个人的名义发表。
要在斯大林的巨大压力、继续支持张学良与坚持“除蒋”之间取得平衡，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几乎竭尽全力。周恩来后来告诉王炳南说：“我们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睡觉，力图作出决定。”“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定。”
刘少奇在1937年3月4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两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
对照两安事变当天中共中央的一系列电报、斯大林13日电报的3项内容以及中共中央13日会议所讨论的3项议题，证明这次会议是在收到斯大林不同意见的复电后，为了重新确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而召开的。马贵凡也认为，尽管“收到了‘莫斯科回电’，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还是坚持了既定方针。”
斯大林的第一份密电虽然迫使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以重新商讨对策，但并没有改变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坚决支持。就此而言，中共中央12月13日会议的独立自主精神是显而易见又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