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汹涌澎湃，正值不惑之年的陈独秀意气风发，是领导这场历史拐点运动的“总司令”；十年之后的1929年，已知“天命”的他，却早已被排斥于中共中央领导层之外，隐居于上海的一条里弄里，进而由于性情与观点的激进与执着，被自己亲自领导创建的组织开除。而这一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又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在“抵抗”中“一步步地向托洛茨基靠近”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共党内意见的分歧，曾经特别提名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出席会议。但陈独秀对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问题，向有莫名的抵触情绪。为此，他当面向中央负责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他虽拒绝去莫斯科，却对“六大”存有善意的展望。他一再要求其他5位去参加“六大”，并对张国焘说，“六大”可能改变瞿秋白的盲动错误。他表示将继续为中央刊物写些短文，如今再也不愿意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也懒于为自己辩护，也不会出面去批评别人。如果“六大”的成绩不错，将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持合作的态度。
中共“六大”结束时，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给他，向他介绍“六大”的情况，劝他不要消极，应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此时，他的心情似乎比较平静，很长一段时间内，再没有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评说是非曲直，认为“六大”路线有所进步。他高兴地说：“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六大”批评了盲动主义，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所期待。所以，当党内有人鼓动他领头反对“六大”选举出来的中央时，他明确表示拒绝。
“六大”后，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中央也未分配他具体的工作。无事可做，他便又拾起故旧，静下心来从事文字学研究。此时，在中央机关虽然还时常能见到他的身影，但他和同志交流的话题，再也不是工作，而多是文字拼音的问题。遇见湖北人，他便要问几个字的湖北发音，遇见广东人亦如此。
这段时间，他完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他的以文赚酬多半是出于无奈，一则，不愿在历史的是非中纠缠；再则，从中央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所发生活费仅是象征性的30元，实在是左支右绌，维乎其艰。可书稿送到商务印书馆时，由于他的政治身份，商务根本不敢出版。还是好友胡适、赵元任古道热肠，主动买下书稿，送来干元稿费，这才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
“无穷山色，无边往事，一例冷冷清清。”难道他真的要就此冷清下去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他一直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轰轰烈烈、出生入死，早已经成为他生命的底色。他于沉寂中思索，于冷清中寻觅，期待着有什么来化解他心头的疑忧。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已呈公开化，斗争日益激烈。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托洛茨基就坚决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而其分析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更是直截了当：“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并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苏共和共产国际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政策，“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
这套说词，正是陈独秀常年郁闷于胸的难解之结，而他对托洛茨基理论的了解和认同，却还是几个月后的事情。
“六大”期间，一些留学苏联的年轻的中共党员，利用会务工作机会，阅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并互相传阅。文章的论点引起他们的共鸣，也正是在他们之中产生出最早的托派分子。1929年4月，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在油印刊物上，大量翻译和刊载托洛茨基的文章。陈独秀通过尹宽和郑超麟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他们常常在彭述之和汪泽楷家聚会，共同阅读和讨论托洛茨基的文章。据郑超麟回忆，陈独秀对托洛茨基思想的认识，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一层的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
在一次次的讨论和辩难之后，他也一步步地向托洛茨基靠近。而造成他倒入托派的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推卸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托洛茨基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尤其是在大革命的紧急时期，更是迫不及待。
他茅塞顿开，如释重负，对托洛茨基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曾高兴地说：当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巳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他从困惑迷茫中解脱，从沉寂落寞中振作，完成了一次转化；而这一转化，并非象彭述之所吹捧的那样，“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恰是造成他历史悲剧的最重要的起因。
担心中东路事件“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
这一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中东铁路又称东清铁路，是沙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它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州里，东至绥芬河，两端连接西伯利亚铁路，向南经长春直达沙俄侵占的大连和旅顺。十九世纪末，年轻的陈独秀曾随嗣父到过东北，耳闻目睹过沙俄士兵的残暴。所以，中东铁路行将竣工时，他就撰文发出呐喊：“东三省从俄人造铁路以来，东三省的土地，还算得是中国的土地吗？”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曾声明：中东铁路将“归还给中国，不收任何报酬”。可这仅仅停留在口头上。1924年，中东铁路又暂由中苏“共管”。1926年3月，苏联为中东铁路共管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为主席。据托洛茨基说，在征得国共两党代表同意后，曾经决议，在中国革命还未胜利前，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中苏共管变成了苏联独管。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全面反苏反共，策动了一系列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撤回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及商业机构。1929年7月10日，国民政府指使东北当局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非法搜查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同时，北平、天津、哈尔滨、上海等地举行反苏大会。中苏争端已至白热化。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政府断交。
共产国际对此迅速作出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立即响应，发表宣言、决议和文章，提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号召人民“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甚至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工，“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如此宣传，一开始就受到陈独秀的质疑，他认为中东路事件发生在中国，党在宣传上就“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如果仅仅以空洞的口号去回应群众，那是“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7月28日，他致函中共中央，指出中央没有向群众讲明这样的道理，即“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须酿成中国民族的莫大灾难”。抛开“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而高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无疑是“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他在信中说：
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这一层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使他们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们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他们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
他提醒中央注意，宣传口号是有针对性的，“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的口号，一般的群众就未必可以接受。国民党正是拿最简便明了的口号“拥护中国”来和“拥护苏俄”相对立，群众肯定会选择“拥护中国”，如我们还在高喊“拥护苏俄”，那么将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他对新的中央还是有所期待和信任，否则是不会提出如此中肯的意见。他还“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然而，中央很快对他作出回复，非但不接受他善意的批评，反而对他上纲上线，说他的信是“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理论的基础……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等等。8月11日，他再致信中央，解释自己仅仅是提出中央“宣传方法的缺点”，并不反对原则上的“拥护苏联”，但是，“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
他认为，应该向群众讲明中东路事件的国际背景，即“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固然应该告诉群众，同时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也不能不告诉群众。”两种危险都可能引起国际纠纷，而结局却都是“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他一再表明：中央所提“保护苏联”的口号，“在原则上自然不错”，而只是在宣传方法上，“未曾有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可是，中东路事件宣传口号的争论，却被上升到路线是非的纲。中央机关报《红旗》特辟《两个口号——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专栏，公布了陈独秀与中央来往的信件，并发表了多篇讨伐文章，火药味十分浓烈，其中尤以王明的文章《论撒翁（即陈独秀）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最为狠毒。王明首先给陈独秀的意见定性为“反共产国际”、“反苏”和“机会主义”。
时至1987年，中东路事件宣传口号之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在前苏联举行的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上，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历史证明在“民族利益”的大节上，陈独秀的意见是正确的。更为可贵的是，当时他正倾向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此时正指示中国托派要“保卫苏联”，“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但他完全没有响应，自成风骨，特立独行，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与其他中国托派分子的明显区别之处。
成立托派组织公开亮出党内反对派的旗帜
1929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警告：“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这样严肃的警告，陈独秀一定心知肚明，可他却全然不顾禁忌，继7月28日致信中央专议中东路事件有关宣传口号后，8月5日再给中央去信，全文约1.4万字，专题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全面亮出与中央的分歧意见。
他在信中说：“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党的整个政策是机会主义”。“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象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象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可是，“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
他指出，左的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大凡盲动主义的决策者都自以为一贯正确，手中挥动着“机会主义”和“观念不正确”的大棒，强力推行盲动主义。这样就产生了命令主义，从而“抹死党内德谟克拉西（即民主，作者注），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褊狭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他在这里提出的党内民主，是极有针对性的，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由于党内缺乏民主气氛，同志间盛行自由主义，他曾恳切地希望同志应直接向中央陈述，或者在党的会议上讨论，而不能犯自由主义的毛病。可是，一位同志却告诉他：“你的话原则上是对的，可是在事实上，中央用了警察政策，派出心腹同志侦察一般同志的，差不多各机关都有，只要你一开口便取消了工作或调到万难工作而且不能存身的生远地方去，甚至教你从党滚出去；我们是不忍心离开工作的，你说怎么办？现在有许多同志，都因为这样情形烦闷着没有出路，而灰心丧气，而取了消极态度，或是严守‘休谈国事’的教训，敷敷衍衍的做着工作再说，而没有一点兴奋精神，或者找个机会给敌人杀了完结，大家也感觉到这不是好的现象，然而没有办法！”
他对政治高压极为厌恶，如动辄以“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错误”等，压抑党内的正常交流与批评；动辄以“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或者其他什么派的帽子，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渴望“真正的党的一致”，那就是“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而维护党的民主制度，又是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基于这种思想，他才无所畏惧地写下这封长信。他在信末写道：
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的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
此信发出前后，他便要求加入“我们的话派”。这是中国最早的托派小团体。但该团体的那些年轻人以正统托派自居，非但不对他表示欢迎，还竟然把他的此举说成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并要求他首先承认“我们的话派”的正统地位。如此排斥和刁难，他却都一一忍受，显现出少有的雅量。然而，他的追随者彭述之、尹宽却以党内老同志自居，看不惯这帮年青人的骄横做派，认为他们“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因此，谈判陷入僵局。
恰在此时，托派分子刘仁静等从苏联回国。刘仁静在回国途中曾绕道土耳其，拜见了被斯大林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将他自己起草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纲领》交给刘仁静，并让刘仁静以Lels(列尔士)的化名，担任他在中国的通讯员。刘仁静回到上海后，以“老托代表”的特殊身份调解陈独秀派与“我们的话派”的关系。
刘仁静满以为凭借“老托代表”的身份，可以促成陈独秀等和“我们的话派”的联合。没想到“我们的话派”中的梁干乔横竖不吃刘仁静的那一套，始终以中国托派“正统”领袖自居。其实，他们惟恐陈独秀的加入，会危及他们目前的地位，这才一再给陈独秀等设置障碍，先是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继而又提出在承认其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可以个别而非集体地加入，后又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
刘仁静看不下去了：这班人太毛躁，太不知深浅，简直是“孩子们胡闹”。于是，他又以“老托代表”的身份提议召集会议，改组“我们的话派”领导机构，吸收陈独秀等参加。“我们的话派”更为慌张了。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谈判，一回又一回的拒绝，始终没有结果。
陈独秀烦了，恼了，也等不及了。你能成立，难道我就不能成立。1929年9月，陈独秀与彭述之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通过由尹宽起草的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由陈独秀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瑶为常务，秘书长为吴季严。这是继“我们的话派”后，中国出现的第二个托派组织。
从《告全党同志书》到《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1929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四十四号通告，明白无遗地表明了态度：“如果发现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有任何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党除了对于其思想给以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领袖毫无留恋的开除出去。”然而，陈独秀并没因此而警觉和醒悟，反而加紧了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中共中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8月28日，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约他谈话，再次当面提出严重警告。但他仍然没有改弦更张，而是继续固执己见，对中央的警告满不在乎。他说：
谈话时，一切重要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的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的说中央绝对不容许把我的信（指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作者注）公布出来，并且坚决的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意见。国际代表用这样专横的态度来掩护错误……还拿出开除党籍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
见中央不同意在党内公开来信，他索性把写给中央的信，任意的在党内传阅。更为严重的是，自他与彭述之组织发起托派小组织后，又利用自己多年在党内的声望，公开进行有组织的反对派活动，一些支部即因他而与中共宣告脱离，实际起到了分裂中共的效果。中共中央有鉴于此，又于10月5日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决议》，对反对派作出3条决定：一、必须马上解散；二、继续固执己见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三、“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的反党宣传与活动。’
第二天，中共中央又致函陈独秀：“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这已是对陈独秀的最后通牒了。 接到来信，陈独秀大为恼火，立刻明确表示：“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10月10日，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白表示，自己将“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并嘲讽道：“你们既然代我决定了意见，还要我做文章发表意见做什么？我真想不到你们现在竟至发狂闹笑话到此地步！”他还在信中批评中央领导经常用官僚政治的“命令主义”、“警察政策”对待同志，破坏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针对反对派的频繁活动，中央的警告再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了。10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彭述之、汪泽揩、马玉夫、蔡振德的党籍，并“要求中央开除陈独秀”。气氛越来越紧张，而他却无丝毫回转，相反更是理直气壮。10月26日，他和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宣称：“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
正是这一天，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最高权威机关都已作出如此明确的指示，中共中央再没有理由犹豫和怠慢，立即向全党发出公开信，号召各支部都要积极开展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共反对托派的斗争由此拉开序幕。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15日作出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的党籍，决议罗列开除陈独秀等党籍的8条理由，其中最核心的是，陈独秀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9年前，他在上海筹创中共时，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如今的结局。他此时此刻的复杂心境是难以言表的。12月10日，他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算是对被开除党籍的回应。他说：“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拿开除我向党员群众示威。”他继续批评中央，把向忠发、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机关比喻成“斯大林的留声机器。”他还说：“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5天后，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在上海昆明路开会，正式选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常务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会议通过陈独秀修定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又称八十一人声明）。这是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与中共论战的第二份文件，也被称为陈独秀派的政治纲领。这份文件，洋洋洒洒2.6万余字，分为：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一一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二、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个路线的斗争；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
他在意见书中，将李立三控制的中央称为“官僚统治机关”，并号召：“一切有政治自觉的分子，都应当及时奋起，从党内推翻它，才能够将我们党从坠落而危亡的现状中拯救出来！”他还提出，给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恢复党籍、恢复领导工作，公布反对派文件和“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等要求。他甚至呼吁“公布列宁遗嘱”，这在当时是既敏感而又危险的话题。
1923年，列宁在病危中写了两封信，核心内容是：“斯大林太粗暴，”“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这就是“列宁遗嘱”。而此时的斯大林，早已取代列宁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陈独秀此时提出“列宁遗嘱”，概缘于他那从不缺失的“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和胆略。
托洛茨基来信了，对“陈独秀站在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大致已与我们的主张接近了”，表示出热情的欢迎态度。自此，他与他所创立的党渐行渐远，正式溶入反对派的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