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共产党早期众多领导人曾在这块土地战斗、生活过，他们在赣鄱大地留下的深深足迹，永远印刻在江西人民的心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也在江西从事了众多影响中国革命和政治发展的实践活动，建国前，他曾四次进入江西。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在江西吉安毅然通电反蒋，后三献妙计策应南昌起义；30年代初期，他再次进入江西，到赣南苏区工作，致力于创建、发展、巩固中央苏区；解放前夕，他第四次来到江西，主持召开赣州会议，对解放广州作出全面部署。毛泽东生前曾赞誉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建国前叶剑英四人江西的革命实践经历使他得到了充分的政治锻炼，其中的一些革命活动作出的独特而卓越的贡献堪称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影响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
1927年4月，在江西吉安毅然通电反蒋
1927年1月，叶剑英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员蒋介石委任，从南昌赴吉安，就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蒋介石之所以选中叶剑英任师长绝非偶然。叶剑英就任这一职务之前，是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的参谋长。总预备队由第一军两个师和第六军的3个师组成。北伐战争之后，这个军一分为二，一部分由何应钦率领，由广东潮梅进攻福建，一部分作为总预备队，跟随蒋介石进入湖南和湖北。1926年9月发生的一场战争，让蒋介石充分认识到了叶剑英的军事才能。9月21日至22日，叶剑英所在的第一军参加了牛行车站的作战。这一仗，由于第一军代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王柏龄不听叶剑英的劝告，麻痹大意，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竟然擅自离开部队去妓院嫖娼，在孙传芳部下卢香亭、郑俊彦的猛攻下，不得不退回奉新休整。后来蒋介石了解到失败的原委，深知叶剑英乃将帅之才，爱才之心油然而起，亲自找到叶剑英谈话，希望他出任第一师师长，但叶借口有病推脱。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好委任庸才王俊代理第一师师长。后来蒋介石组建国民革命新编第二师师长时，在师长的任命上一下子就想到了叶剑英，他之所以认为叶剑英是师长的的得力人选，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看中叶剑英年轻有为，才华横溢，足以统率这支刚刚收编的部队；二是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在广东和粤军中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样将来可以更好地控制广东；三是在当时国共两党都在争夺军事人才的情况下，防止叶剑英被共产党人拉走。
新编第二师是北伐战争之在江西取得胜利之后组建的，叶剑英是第一任师长因此该师也是一张白纸，一切得从头来。为了尽快把部队组建起来，叶剑英选调一部分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充实师部机关，同时还招收了一些青年学生。很快，师部机关、教导队和3个团都成立起来，各营连的兵员也基本补齐，全师共6000多人。而且，从师到连，各级都仿效苏联红军的编制设立党代表，他们多由左派国民党员和中共地下党员担任。这一制度，对于保证部队的革命性和提高战斗力，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新编第二师基本达到了正规部队的要求。
为做东进的准备，新编第二师奉命开赴江西吉安。这时，北伐在全国已产生了很大影响，革命军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因此，第二师到吉安后，叶剑英利用这种有利条件，立即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召集各团官长，布置教育和训练，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二是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宣传、演出，传播革命思想。这两项工作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叶剑英在所统部队中率先摒弃了旧军队的恶习。在叶剑英的管理下，新编第二师不打骂士兵、不克扣军饷、不骚扰百姓，军风军纪良好，与倪弼领导的新编第一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编第一师在倪弼的领导下，在赣州肆意破坏工农运动，杀害工运领袖陈赞贤，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惨案”。而叶剑英领导的新编第二师则是坚决支持左派，热情扶助工农运动。叶剑英本人和他领导下的新二师的进步军官，与吉安地区的共产党、共青团、国民党左派以及工农青妇团体的领导人都有广泛的联系。当时，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吉安县青工学徒联合会副主席吴富善与叶剑英有过交往，得到过他的支持。吴富善后来谈起对叶剑英的印象，说：“他那时才三十岁，高高的个头，瘦条条，白白净净的面孔，不大穿军服，经常穿一身中山装。人很帅，也很威风。他的卫队每人都带着二十响驳壳枪。但他为人和蔼可亲，思想进步，是个左派。”因此新编第二师在叶剑英的带领下，成为了吉安开展革命运动的坚强后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而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权。国民党假左派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不得不通电反蒋，形成了“宁汉分裂”的局面。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
此时的叶剑英虽然身在吉安，却时刻关注着全国政局的变化。他感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遭受着玷污。此刻，他心绪难平。如果继续为蒋介石卖命，仍可以继续升官发财。蒋介石十分看重叶剑英的才华，也重视叶剑英出生在广东，并曾经护卫过孙中山在粤军中有很高威望的经历。他想把叶剑英拉拢过来，利用其威望和才干，笼络人心，控制南粤。当时，蒋介石的地位正在上升，跟他走肯定会升官。即使不再升迁，当一个师长也是相当可观的：每月有两三万元的收入，两三年就是百万富翁。如果脱离蒋介石，面前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此时的蒋介石已撕下革命的伪装，凡是革命者，凡是反对他的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叶剑英率领的新编军第二师，是蒋介石亲手组建的，其军官中不乏他的亲信。叶剑英如果此时同蒋决裂，一举一动都难逃监视。另外，叶剑英同中共还没有组织关系，脱离蒋介石阵营后，孤立无援的境地会使他更加艰难。
但是，经过十余年革命斗争锤炼的叶剑英，凭借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解，最终看清了蒋介石之流的反动本质。他相信，只有站在工农大众一边，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国民革命，才能实现中国的统一、独立、富强。于是，他下决心同蒋介石集团决裂，立即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叶剑英与几个左派军官谈了自己的想法。接着，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即请自便。然后，他亲自起草反蒋通电，并首先在通电上签名。叶剑英这一勇敢的举动，标志着叶剑英在人生旅途中作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
当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原副军长陈可钰报告这一消息时，蒋介石虽然感到意外，但仍然有些不相信：“叶师长不会反对我们！”陈可钰第二次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蒋介石偏了偏头：“好啦，知道了，你下去吧。”还是将信将疑。这时，新编军第二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立即与左派军官秘密商议，决定举行武装暴动，拉队伍北上，投向武汉国民政府。当时驻扎吉安的部队，除了蒋介石的嫡系，还有改编过来的军阀部队，加上国民党地方党部被蒋介石的亲信所控制，右派势力较大。他们获知叶剑英部的情况后，立即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准备找机会暗害他。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毅然离开了吉安，决定先去武汉进行联系。
叶剑英离开吉安后，新编军第二师左派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5月6日，他们通电反对蒋介石；5月13日夜，发动武装暴动，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5月20日，在吉安城内中山广场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这次暴动孤立无援，很快被朱培德第三军所部包围并缴械。朱培德部几天后，还逮捕了中共吉安县委书记梁明哲等人，并杀害了人民自卫队队长梁一清等人，制造了“吉安惨案”。蒋介石得知新编军第二师暴动的消息后，大为恼怒，立刻指示向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呈文，指控叶剑英勾结共产党及当地农民自卫军谋叛党国，要求开除其党籍。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出党。随即将呈文转给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责成其通缉叶剑英等人。
1927年8月，三献妙计策应南昌起义
叶剑英离开吉安后，在武汉开完会，在返回吉安途中曾在南昌停留，在这一期间，他得知吉安的形势十分动荡，于是只好折返武汉。叶剑英重返武汉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听说叶剑英又回到武汉，于是特地邀请他到第四军任职。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但是，为了保密和工作需要，要求他暂时只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在出师河南进行北伐前，1927年7月下旬，叶剑英随张发奎来到九江，任第二方面军所属第四军参谋长。
当时，九江已成为一座大兵营，第二方面军所属各部队云集在这里。其中有由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受共产党影响的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发动这些部队举行武装起义，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并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随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确定了起义部署。1927年7月23日，汪精卫也积极采取反共行动，亲自去庐山召集黄琪翔、孙科、朱培德等开会密谋，决定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命令贺龙、叶挺等上庐山开会，企图假借开会的名义，扣押他们，解除他们的兵权。
叶剑英得知敌人要扣压叶、贺等人的阴谋后，急速找到叶挺、贺龙等人，7月24日，在甘棠湖的一条小船上，叶剑英将听到敌人密令的消息告诉大家。贺龙、叶挺、叶剑英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廖乾吾乘坐一条小划子，一面假装游湖赏景，一面磋商今后的行动。当叶剑英问贺龙去不去庐山时，贺龙说不去，叶剑英立即同意，并说不去好。经过大家谨慎而又周密的商议，决定叶挺、贺龙不上庐山，尽快赶往南昌。第二天，叶、贺率领部队次第向南昌开拔。叶挺和贺龙率部离开九江的时候，叶剑英还对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行动望告诉我。”
贺龙、叶挺的部队离开九江后。叶剑英于7月29日到庐山参加了汪精卫召开的反共会议。他深入虎穴，仔细观察汪、张的一举一动，以便随时采取应对之策。第二天，当得知张发奎计划在第二方面军“清党”并逮捕廖乾吾和住在第四军的共产党员高语罕、恽代英、朱其华等人时，叶剑英借故离开会场将这一万分紧急的重要情报传递给了廖乾吾等人，得到消息后，他们连夜离开九江，赶往南昌。
叶剑英传递的情报非常及时重要，使贺龙、叶挺部队迅速开往南昌，从而保住了南昌起义中两支主要的力量。因此，这次聚会在客观上是党领导南昌起义总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实施步骤。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了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贺龙还打电话将南昌起义的消息告诉了叶剑英，和叶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张发奎眼看部下一个军和近两个师的部队跟着共产党跑了，心中十分恼火。他在九江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会上，朱晖曰等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面对这种形势，叶剑英十分焦急，心想：如果张发奎真要率部追击，起义军就要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利用张发奎一心想回广东发展的企图，劝他放弃追击起义军的打算。于是他说：叶挺、贺龙已经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而广东的李济深必不相容而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果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追赶叶挺、贺龙部队合算。听叶剑英这么一说，张发奎有些心动。见此，叶剑英又烧上一把火：以第二方面军1万余人，怎能敌起义军2万之众？这正是张发奎的心病所在。军阀无不拥兵自重，把军队看成自己的命根子。张发奎也是如此。话说到此，他一点犹豫也没有了，完全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放弃了追击计划。
叶剑英这一“计”非常奏效，张发奎随后率部南下时，口头上屡发电文，表示要对南昌起义军积极进剿，行动上却任凭起义部队经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入闽转潮汕，自己却带队经吉安、赣州、南雄分途入粤。南昌起义部队因此得以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集中全力在赣南攻打敌军钱大钧、黄绍珐部队，打开了南下的道路。部分起义军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这是叶剑英为南昌起义作出的一大贡献。
在先后完成了促成南昌起义、掩护起义部队向广东转移的行动后，叶剑英又再献妙计，担负了保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师生的重任。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组建于1926年底，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当时，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曾代理校长，共产党人恽代英曾任政治部教官、陈毅曾任该校中共地下党委书记。该校是为继续北伐培养军政干部的一个基地。全校有男女学生4000余人，革命气氛十分浓厚。南昌起义后，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教导团2000多人从武汉乘船东下，准备赶往南昌。但船一到达九江，就被张发奎部缴械扣留，被收编为叶剑英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的军官教导团。
为了保存这支由共产党掌握的革命力量，叶剑英利用自己同张发奎等人的老交情，毛遂自荐当了教导团团长。这样既应付了张发奎，又使教导团大部分力量约2000人得以保存。叶剑英兼任教导团长后，团结革命官兵就更方便了。他要求各级军官以团结友爱的精神带兵，而不是以军阀作风体罚下属。同时，他以平等的态度同官兵谈心，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革命的前途。他特别强调，在国家处在内忧外患、四分五裂的形势下，革命军人应该努力练武习文，勇往直前。此后，教导团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向南开进，经过南昌、赣州，最终到达花县驻扎。
1927年11月，张发奎抽调主力迎战李济深，广州城内只剩不到7000兵力。广州起义指挥部任命叶挺为起义军事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12月11日，中共在广州发动起义，叶剑英竭力保护下来的第4军军官教导团，成了这次起义的骨干力量。
1931年，在赣南致力于创建、发展、巩固中央苏区
1931年4月，叶剑英从莫斯科学习回国，奉党中央委派，由上海经香港，绕道广东到达赣南中央苏区。这是叶剑英第三次踏上江西这块红土地。自上次他离开江西才三年多的时间，江西的革命局势已大为改观，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已在江西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了，形成了一派红彤彤的世界！此时，为了扼杀革命力量，蒋介石正调集二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叶剑英从1931年4月进入赣南中央苏区，直到1934年10月随主力红军进行长征，时间近四年，他为创建、发展、巩固中央苏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在红都瑞金成立，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长（即总参谋长）。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长以后，一方面继续协助朱德等人指挥作战，同时，以大量精力，抓紧进行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当时，红军正处在创建发展时期，因战斗频繁，司令部的参谋工作缺乏经验，还不能完全适应战争的需要。叶剑英担任参谋部长以后，对这个问题感触很深，经过调查研究，他向军委提出，要建设精干的统率机关，统率部各机关部门应当坚持短小精干和办事效率高的原则。朱德等同志支持他的建议，决定对统率部机关进行整编。在总参谋部内成立了作战、侦察、交通、动员、教育和管理等部门，使参谋部的内部建制得到了完善。他还制订、编写了规章制度和红军第一批条令条例，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参谋工作制度。
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他下令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主力，准备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叶剑英发挥自己的军事参谋才能，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苏区军民，积极进行反击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作战。7月初，他参与部署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向江西“进剿”的国民党军粤军部队的气焰，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8月，他根据苏区中央局确定红军向北作战行动决定，领导参谋人员制定了先打乐安，再攻宜黄的作战计划。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攻克乐安、宜黄，取得了重大胜利。
1932年10月，中央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后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令叶剑英和刘伯承对调，叶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校长兼政委，同时兼任瑞金卫戍区司令员。红军学校创办于1931年秋，校址在瑞金城东的谢氏祠堂。叶剑英对办好红军学校尽职尽责，表现了很大的独创性。红校的教材，原来以苏联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为主，叶剑英强调总结中国工农红军自己的经验，提倡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知识。他亲自编写教材，亲自给学员上课，深受学员的欢迎。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参照苏联军事院校和中国黄埔军校的办学经验，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进一步修订了红军学校的军政训练计划，同时将红军浴血奋战的宝贵经验加以整理和总结，用于教学实践之中。在军事课教学方面，主要结合中国红军的实际，从单兵的战斗动作，一直到班、排、连的进攻、遭遇、防御，系统地进行教学，提高学员的技术和战术水平。在政治课教学方面，讲解的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历史；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等。在教学时间分配上，根据不同的对象和课程，分别确定。军、政教学比例，军事团为6:4；政治营为4:6；上级干部队军事班为7:3，政治班为3:7；供给干部班，军政学习各占25%，还有50%时间学习供给课程。
叶剑英办理红军学校不久，又担任东南战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赣南、闽西的红军地方武装，配合北线主力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他把东南战线的地方武装组成5个纵队，命令一、二、三纵队组成主力，打击闽西清流之敌，命令四纵队打击闽西连城、龙岩之敌，命令五纵队在赣南等地牵制进攻赣南的广东敌军，自己亲率一纵队赴禾口、怀土作战。同时，叶剑英还主动给北线主力军送去红军学校毕业生400多名连级干部，加强了北线红军的基层干部队伍；又让红校看护连80多人提前毕业，分配至！红军各部队工作。
1933年11月，叶剑英接替肖劲光担任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4年3月又调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对于这次“降职”使用并不计较。他任劳任怨，积极工作。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夸奖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叶剑英在中央苏区的另一大贡献就是纠正闽赣省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叶剑英赴任闽赣省军区司令员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遭致失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些同志看作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这种错误的做法。他感到，这些革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当成“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因此，他冒着自己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当国家保卫局长邓发，拿着一份要“处理”的干部名单给他看时，他便提出了不同看法。当看到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叶剑英激动地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的有用之才；况且他参加宁都起义有功，工作很有成绩，怎能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闽赣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邵式平也被诬告，怀疑是“AB团”，经叶剑英、李克农亲自调查，才给予否定，避免了一次很大的错杀。
总之，在中央苏区，叶剑英始终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参与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指挥，为红军参谋事业、红军学校的建设、革命骨干的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叶剑英离开中央苏区，随主力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赣南这块凝结了自己心血的红色苏区。在长征路上，他坚持真理，为革命保存了众多骨干，并一直坚信革命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
1949年9月，在赣州决策广东战役
1949年9月，叶剑英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第四次进入江西，来到赣州，在赣州召开了著名的“赣州会议”，部署解放广东。这时，离他第三次离开江西，已整整15年了。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革命面貌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残余势力只能蜗居在华南、西南一隅苟延残喘！
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成立。52岁的叶剑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负责制定广东战役方案，挺进华南。中央同时任命张云逸、方方为华南分局第二、第三书记。南下来赣州之前，毛泽东曾同叶剑英有几次谈话。他告诉叶剑英，这次南下，应先到江西赣州同四兵团、十五兵团负责人会师，然后召开会议，解决八个主要问题。毛主席对叶剑英说，你一定能胜此重任。
叶剑英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于1949年8月10日离开北平南下，于9月初到达赣州。奉命参加解放广东的军队、有关负责同志陈赓，郭天民、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方方、曾生、雷经天等也陆续来到赣州。在叶剑英的主持下，解放广东的许多重要问题开始运筹。9月7曰在赣州南门外的赣县师范学校（今赣南纺织厂内），叶剑英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在分析敌情的基础上研究和制定了作战方案。会议推举陈赓统一指挥两个兵团和两广纵队的作战行动。
为了解决华南地区党政统一协调，以及后勤和支前工作，在叶剑英的主持下于9月11、16和19日召开了三次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支前工作的决定》，要求广东各级党政机关，把支前工作，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中心任务，用尽一切办法，努力去完成。
野战部队作战计划确定后，叶剑英根据党中央意图，把建立组织机构、干部配备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说到干部问题，在南下前，毛泽东与叶剑英还有一次很有意思的谈话。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南下准备工作时，感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干部不足。他风趣地说：“主席，华南解放晚，到处都把干部要走了，剩下能分配给我的干部太少，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的水就不多了。您看怎么办？”毛主席听后一边笑，一边风趣地说：“‘水尾田’是‘水尾田’，但那里有一股泉水嘛。”由于心领神会，两人都开怀大笑起来。叶剑英知道，毛主席所讲的“泉水”，是指导原华南分局，两广纵队和人民群众，那里藏龙卧虎，是非常丰富的人才资源，干部问题还是要自力更生去解决。叶剑英经过调查研究，反复思索，并与分局负责同志多次商量，确定了广东省政府、广州军管会以及广州市政府的人事安排，任命了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一至两位民主人士任广东省政府副主席和广州市副市长。这些人事安排，后来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
从9月21日始，华南分局在赣州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叶剑英、陈赓、方方分别作了报告，两兵团和两广纵队负责人，粤东、粤北、赣南三个区党委的负责人也在会上讲了话。叶剑英的报告长达1 4000多字，内分：任务与情况、城市政策、城市管理、团结会师、加强领导等五大问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成为解放广东以后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叶剑英在赣州主持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圆满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到达了预期的目的。
9月28日，叶剑英和陈赓联名签发了《广州外围作战命令》，解放广东战役正式打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中国正式成立。叶剑英和赣州党政军民一道迎接了这一经过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喜庆日子。10月21日，叶剑英离开赣州到达刚刚解放的广州市。在叶剑英的主持下，赣州会议在解放广东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解放前，叶剑英从1926年9月首次进入江西，到1949年9月第四次离开江西，总计跨越了23年的时光。在赣北（九江）、赣中（南昌、吉安）、赣南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足迹遍及江西省大部分地区。他不仅在大革命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毅然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还与江西人民一道捍卫了中央苏区，参与了苏区血与火的战斗，最后在革命胜利的黎明前与赣州人民一道分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喜悦。叶剑英在江西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和历史是江西党史文化的光辉篇章，值得我们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