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五，本名开达，四川会理人，生于1880年。幼时家贫，曾做过染房学徒、商家挑夫，深知民间疾苦。1908年加入云南新军，开始行武生涯。之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国革命，再结识贺龙，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幸身残，回到云南大理，从将军变身为“磨石匠”，始终未放弃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深入缅甸敌占区侦察
1910年，英军入侵我云南片马地区。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云南总督李经义的指派下，任命时任云南新军第一营第一队排长的刘达五为卫队长，一同到片马与英军交涉。
由于我军对英军所知甚少，单靠外交交涉势必难以解决问题，李根源于是命刘达五深入缅境英占区侦察。在八英、亚鲁本、丹邦阳、密支那等地结交华侨，经过多天艰苦侦察，终于查清英军在缅甸只有一个旅。司令部驻少曼德勒，在密支那只有一个团，驻片马不足干人，而我方驻军在三干以上，料英军不敢大举入侵。他返回营地，向李根源报告了情况，使李下令决定对英军采取强硬措施，派兵拆毁片马地区英军越境私立的界桩，英军终不敢大军侵犯、最终在会谈中不得不承认片马是中国领土，交涉成功。李根源对刘达五的才干及勇敢又有进一步的认识，返昆明后，即介绍刘达五参加了同盟会，从而，结识了些革命党人如李烈钧、唐继尧、谢汝翼、顾品珍等人，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的风云人物。
此时，刘达五又初识蔡锷。他返回大理后，被升任第一营左队队官。他在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中大力发展同盟会员，鼓吹革命，逐渐成为驻大理新军中颇为先进、颇为活跃的人物。
尊崇孙中山为自己改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云南革命党人立即响应。10月27日，腾越起义。30日，昆明起义。11月2日，大理起义。大理的起义组织过程中，以刘达五为代表的同盟会革命党人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所进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刘达五出于对孙中山及学识的崇敬，将开达之名改名尊三，字达五，取“尊崇三民主义，达五权宪法”之意。1913年，步兵第四团由大理调驻昆明，刘达五任一营营长，并曾一度担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可见他刻苦读书，用心武备，已具有相当良好基础了。
1915年冬，袁世凯称帝，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在云南首举护国义旗，宣布云南独立，出兵四川。不久，贵州宣布独立，刘达五被派到贵州后便转入黔军第一团任连长，后被任命为第一师第一团的营长。
1917年，北洋政府段祺瑞破坏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东成立护法政府，号召反对段祺瑞，举行护法之战。黔军入川，猛攻重庆时，刘达五率部为先锋，身负两处刀伤，仍奋勇向前，率部穷追猛打，由重庆直迫敌至成都，赶跑了四川总督刘存厚。攻克成都后，刘达五营驻守成都北门外一座大商号内，老板及家眷已逃，库房内存有大量财物，厅室内也摆有价值连城的古书画及古玩。刘达五严禁抢掠，并且面嘱守店的店员设法让老板返家清点。老板朱梦博返回后，见家中财物一无损失，堪称秋毫无犯，深为感动，从此便与刘达五结成莫逆之交。此时，刘达五因战功卓著，升为黔军前敌总指挥部上校参军。但因不满黔军因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在四川的战争演变成军阀混战，不满黔军内部将领之间的争权夺利，忿而辞官，于1918年末返回云南大理，开了一家磨石铺，以磨石为生，同时，又深感自己文化低，对许多事物判断不明，便买了许多书籍，勤奋自学。
1920年夏，突然接到结拜兄弟袁祖铭电约，再度入川。这时，袁祖铭已出任黔军前敌总指挥与北洋系川军结成倒熊克武的联军。熊克武军是忠于孙中山的队伍，刘达五劝诫袁祖铭不能反熊，应遵循孙中山的革命道路。袁祖铭此时已狂妄骄横，虽然对刘达五这位结拜兄弟还能宽容，但根本不采纳刘达五的建议。刘达五只好弃官再回大理。不过，这时他结识了熊克武部下旅长贺龙，彼此性格相近，经历相近，志愿相近，结下了很好的友谊。这个相识，使刘达五奠定了终身走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跟随贺龙参加北伐
1924年春末，刘达五获悉贺龙率部与熊克武等在四川作战失利后退守贵州，他认为贺龙是年轻有为的具有先进求索精神的将领，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当贺龙处于危难之际，自己岂能坐视？即带上长子、幼子、侄儿赶往贵州投奔贺龙，表示义无反顾的决心。他在铜仁地区找到贺龙，当时，贺龙任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见刘达五来到，很为感动，先任命他为师部上校参军。刘达五久经作战，并在云南讲武堂担任过教官，富有治军经验，全力协助贺龙整顿部队，训练官兵，起到很大的作用。
1924年10月，刘达五作为贺龙的特使前往广东与孙中山及所领导的革命政府联系，并且带了贺龙致孙中山的信，表达了希望编入革命军参加北伐的强烈愿望。刘达五见到当年袍泽、现任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总长李烈钧，相谈甚欢。只因孙中山准备亲自赴北京与北洋政府谈判，未能见到。孙中山赴京后于1925年3月12曰病逝，刘达五即返回编入革命军的并已率兵进入湘西的贺龙所部。此时，贺龙已被任命为中将师长，刘达五即被任命为少将参军。不久，熊克武令贺龙率部随他去广东，但贺龙认为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各路武装各有异心，不如留在湖南，休养生息，再图北伐。熊克武不采纳贺龙建议，率部赴广东即被扣押，贺龙一个师留在湘西，发表留湘通电，湘督赵恒惕不得已任命贺龙为澄州镇守使，但半年后，即出兵讨伐贺军。贺龙为保持主力又退往贵州铜仁地区。当地部队很苦，但由于贺龙团结当地少数民族，军纪严明，部队反而有所扩大，刘达五发挥了训练部队的经验，使部队处逆境而士气仍盛，并且通过刘达五与黔军总司令袁祖铭的关系，说服袁与广东革命政府联络，投入北伐军行列。
贺龙所部先被广州革命军政府编为第八军第六师，贺为师长。后为加强已编入革命军序列的黔军袁祖铭所部，改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袁祖铭所属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刘达五被贺龙任命为第一师训练处处长，负责扩大新兵，训练队伍，培养军官，并且与共产党员周逸群（已被贺龙任命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等共同辅佐贺龙从政治和军事训练上，除旧更新，提高部队的素质。1926年末，刘达五随贺龙率部与北洋军展开激战，并被任命为主力的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团长。
1927年，贺部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刘达五仍任第一团团长。当时，依中共中央的规定，中共组织不得在高级将领中发展党员，刘达五是少将团长，与中将师长贺龙一样，是不能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的。但是，在贺龙、刘达五等人的支持和默许下，周逸群等在师内营以下军官中发展了一批优秀人才为中共党员，而在刘达五的第一团发展的党员尤为众多。刘达五与师内的共产党员相处极好。
1927年4月1 8日，北伐军向河南进军，贺龙所率独立第十五师奉命先行消灭由奉军煽动并支持的红枪会等武装，以保证北伐军运输安全。刘达五率第一团为先锋，以少击多，立下了赫赫战功。接着即向北洋军主力由张学良指挥的奉军展开奇袭和猛攻。刘达五仍率第一团为先锋主力，奇袭猛追，取得了逍遥镇大捷，以贺龙一个师全歼奉军四个旅，俘虏三干余人。北伐军顾问俄国加仑将军兴奋得把自己的望远镜取下来挂到刘达五脖子上，并用中国语高呼“革命万岁”！
在临颖会战中，刘达五率第一团仍为先锋，他亲率部队与敌肉搏，头部负伤，血流满面，不下火线，奋勇杀敌，在贺龙指挥各团配合下，终于取得了胜利。此后一路势如破竹，直捣开封，北洋军大败，溃逃至河北及北京地区。
南昌起义尽显英雄本色
1927年6月，贺龙所部奉命回师武汉，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刘达五仍任第一团团长。这时，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号称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汪精卫也已和蒋介石合流，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反共。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掩护一批在武汉的共产党员和左派革命人士到了九江，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指示，率军开抵南昌，即在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南昌暴动。此时，刘达五担任第二十军第一师前敌指挥，率第一团首先攻占敌朱培德第六军司令部，取得了南昌暴动第一仗的胜利。
南昌起义武装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前，刘达五率第一团与强敌多次血战，最后只剩下四个人，刘达五肩部负伤，化装潜往汕头，再搭船到香港，于1927年10月转至汉口，多方打听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下落不着，只好住到资本家朱梦博家里。由于刘达五当年在成都曾经保护过朱梦博的家宅和财产的安全，彼此成了莫逆之交。这时，白色恐怖笼罩武汉，敌人每天屠杀革命者，刘达五在朱家疗伤，朱梦博依旧尽全力支持。不久，刘达五知道贺龙已返回家乡桑植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第四军，便立即离开武汉，在桑植找到红四军和贺龙。
1928年9月，贺龙率红四军全部兵力一千五百余人在石门县境遭三个师及各地团防地主武装袭击，损失极大，红军只剩下二百余人。刘达五在突围中被敌机枪子弹打中双腿，血流如注。贺龙取出一迭钞票交给刘达五的副官吴志忠，令他设法秘密将刘达五送往武汉治伤。但由于从石门的战场辗转潜入武汉时间不短，伤口已经感染，不能痊愈，双腿残废了，刘达五悲愤欲绝，自己再也不能重返苏区，重执武器，重晤贺龙，再不能与敌人拚杀于疆场了！但是，身残怎能不革命?Xi』达五冷静下来，下定决心要为革命尽最大努力。有了这样无畏的坚定信念，刘达五通过一些旧日同僚的关系开了一个“西南大旅社”，副官吴志忠也在旅社工作，奉刘达五之命，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
1930年夏，吴志忠见到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军第二军团的杨育。他原是潮汕失败后，刘达五的第一团仅存的三位志士之一，并与刘、吴一起在1927年冬投奔初创的湘鄂边苏区红军的。此时，杨育奉命由洪湖苏区（湘鄂西苏区）潜来武汉购买军火、药品并按贺龙指示打听刘达五的下落。从此，刘达五即以旅社为掩护，运用各种关系，购买大批军火、药品，多次安全运抵洪湖苏区。以一个双腿不能行动的残疾之身，忘我地投入了革命斗争之中。直到1934年10月，杨育运走一批军火后就再未到武汉，刘达五焦虑万分，后来，从报纸上看到红军“肃反”的消息，又看到贺龙率领为数不多的红军已转往贵州。他已经无法再与组织取得联系了。他认为再留居武汉充当“资本家”已经毫无意义，何况自己名为旅社经理，实际上仍是个没有财产的人呢。于是，他在朱梦博资助下返回云南大理，在火理六牌坊拜春堂老家又开了个磨石铺，支撑着残疾的双腿，重新以磨大理石为生。
从将军到磨石匠始终不忘革命
当时，很多与刘达五相热的军政要人如何应钦、胡瑛、卢汉都是手握大权的显赫人物，大理的一些富商也曾得到过他的帮助。他返回大理届其中的一些人曾给他以资助，都被他断然拒绝。他宁愿坐在一张特制的木椅上，不论酷暑寒冬，每曰磨石，家属常常出入于当铺当卖为生。他却安贫若素，从不低头，从不气馁，从不求人，绝不与国民党党政人物往来。但他却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更关心共产党和红军的安危，他特地订了一份《云南日报》，从字里行间分析共产党和红军的状况。当时，边疆大理文化水平低下，私人订阅报纸的极少，刘达五家境贫寒，却偏偏订阅报纸，已成为乡邻传奇的人物。他与当地贫穷下层人们交往不少，经常向他们讲革命道理和革命故事。红军长征路过云南时，反动派大肆宜传共产党共产共妻，刘达五毫无顾忌地向群众讲解共产党的宗旨，驳斥敌人散布的对共产党的污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刘达五立即致书延安，向贺龙致以悬念之情，并祝胜利，同时，把保存的贺龙、贺锦斋、林空湘、许蕴石等共产党人的照片、南昌起义第一团的照片都公开挂在铺面的墙上，每天晚上都与邻居友人讲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红军时期的战绩，讲解南昌暴动，贺龙的经历等等。抗战初期，他这种公开宣传尚未引起国民党政权的重视。可是，不到两年，国民党加紧了反共活动，大理市管区司令杨益谦得到密报说刘达五一贯公开为共产党宣传，便将刘达五逮捕关押到司令部，宣称罪状是“聚众谋反”。杨益谦亲自审问，审讯了二十多天，毫无结果。认为一个贫穷的残疾老石匠竟能“聚众谋反”？实是奇谈，社会舆论大哗。杨益谦只好把刘达五释放。刘达五出监之时，无数群众等在司令部门外给刘达五披红挂彩，沿途燃放鞭炮祝贺，拥戴他直到家中。他回家后，态度不变，依然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传红军的英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残疾之身，凭着一双手，每天磨石不止，苦度岁月。从来不曾向反动派乞求施舍，更没有向反动派低头，始终保持着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为革命、为理想而无所畏惧的极其可贵的精神。
刘达五终于历尽磨难而盼到了全国解放，他欣喜无限，连续写信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刘伯承、贺龙司令员致敬。1950年8月5日，贺龙给刘达五写信嘉勉。驻大理第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及大理县长都亲到刘达五家慰问。
刘达五在解放后的生活依然很困难，他没有积蓄，磨成的大理石卖不出去就要断炊，而解放初期对大理石的需要又少。李成芳曾向贺龙反映了刘达五一家的困难状况，贺龙很为关心，致信给大理县长要他给予帮助，杨县长登门拜望，向刘达五询问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时，刘达五说：”困难是有的，不过，我可以自己解决。全国刚刚解放，国家困难更多。我非常感谢政府关心，来看看我，我已经十分喜欢了。至于经济上，请照顾那些比我更困难的穷苦人吧！”
1952年，七十二岁的刘达五因脑溢血不洽与世长辞了。刘达五坚贞不屈的精神永远留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