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朱德元帅喜欢忆旧。他经常邀请那些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老部下到家中畅谈中国革命战争史上那些峥嵘岁月、艰苦卓绝的往事。一次在与陈奇涵、杨至诚上将回忆南昌起义失败后惨淡经历，说到他的同窗、结义金兰的国民党上将、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时，满怀深情的说：“我这一辈子遇到最慷慨无私的援助，就只有范石生这一次。否则很难说能剩下几个人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范石生给我们工农起义军充足的衣被弹药医药，大义凛然，慷慨备至。如此隆情高谊，在国民党将军中范石生是第一。”
朱德遇困
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为镇压南昌起义军，蒋介石命令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统一指挥两广地区军队。李于9月初增调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围堵起义军。左路军为滇军范石生指挥的第十六军到北江驻防；中路军由广西部队两个师组成，由黄旭初指挥；右路军由三十二军钱大钧部担任。这时，起义军已转入福建长汀上杭，改由闽粤边向广东潮汕地区前进。因而李济深令中路军和右路军尾随起义军进行追击外，又急令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徐景唐第十三师及薛岳的新编第二师组成东路军，委任陈济棠为总指挥在揭阳、顺丰等地集结，准备对起义军进行堵截，并令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姚任代总指挥赴前线全权指挥各路部队作战事宜。
9月下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实行分兵，由朱德率领第十一军二十五师等部留守三河坝，全军主力在周恩来、贺龙等指挥下直奔潮汕。9月底10月初，黄绍姚指挥各路军队对三河坝、揭阳、汤坑等地起义军发起猛烈进攻。由于众寡悬殊，激战数日，起义军主力部队被打散，损失惨重。朱德率领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向西北转移。
10月2日，朱德率2000余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他们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于10月下旬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江西崇义县西部的上堡，这时部队仅剩下700多人了。
朱德心里明白，眼下这几百人，是南昌起义积存下的革命火种，而且能留下来的这些人都是起义军的精粹，尤其是指挥员中，有一批人是通过黄埔军校培养后又经历过北伐战争洗礼、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正规军人，保留这支力量，就保住了中国革命战争未来的希望。在这里朱德又一次整顿了部队，使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部队面临最重要的给养问题仍然无法解决。这时冬季即将来临，大家穿的还是“八一”起义时那身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是没有着落，尤其严重的是枪支弹药和被服无法得到补充。朱德、陈毅、王尔琢等曾多次在一起商议这些问题，但都没有找到有效办法。那些天，朱德愁得吃不下，睡不着，坐不住，整天为这些关忽部队生死存亡的问题焦急忧虑。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一天，朱德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范石生军长率国民革命军已移防到湖南郴州一带。”朱德眼前一亮，以掌击案：“有法子了！”
朱德向陈毅、王尔琢祥细介绍了在云南讲武堂与自己义结金兰的老同学、这位著名的滇军爱国将领范石生。并决定主动联络范石生，寻求与他合作，争取在他的帮助下积蓄革命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这位仅比朱德小一岁的范石生，生于1887年，字小泉，号小翁，一作筱泉，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小街镇人。他幼年从父读书，稍大一些随伯父兼习中医。1903年刚中秀才不久又考入云南优级师范，在校期间受进步教师影响加入同盟会。师范毕业后受聘出任宁洱县（普洱）高等小学校长，后经世交李鸿祥介绍到云南新军蔡锷部任文书。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与同学朱德、邓泰中、杨蓁等人志同道合，遂结为金兰之交。讲武堂毕业后被分到新军19镇75标任排长。1911年与朱德共赴辛亥革命，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在蔡锷指挥下攻打云贵总督府，推翻清廷在云南的统治，成立云南军政府。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发动讨袁护国战争，范石生与朱德并肩作战。由于范石生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被提升为炮兵团长。讨袁战争胜利后被委任为师参谋长，授衔少将。
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攻打广州，孙中山命悬一线，情况十分危急。范石生率滇军誓死保卫广州，保卫孙中山。经过浴血奋战击败陈炯明后，孙中山亲自为其题写“功在国家”四个大字并赐军刀一柄以表彰他的功绩。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大本营授予他上将军衔。
1926年5月，北伐战争打响后，范石生所率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 6军作为北伐军总预备队。这期间，周恩来派共产党员王德三、余少杰等9人深入16军中任职并兼任党代表。由于共产党员以身作则，作战勇敢，在部队中宣传革命道理，很快改变了这支部队的精神面貌，深得范石生的赞许。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各军中“清党”，遭到范的有力抵制。蒋介石遂在范部安插亲信以监视范的举动。范石生对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曾愤慨地说：“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也不要了，还谈什么革命？真是挂羊头，卖狗肉！”
慷慨施援
范石生奉命率16军开赴北江之后，面对如此混乱的政局，他的心情愈发复杂而沉重。一方面他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全面反共，已经背离了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不见。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部队及跟随他转战南北的滇中子弟的前景而担扰。他判断：“如此下去，自己的部队将来很有可能成为蒋、桂两系争夺的牺牲品。”范石生思来想去，最后下决心在广东接应起义军，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继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业。所以这段时间以来，范石生非常关注南昌起义部队动向。当他接到南昌起义军的主力被打散之后的战报，他明白，“在广东接应起义军”的计划无法实现了，但他帮助共产党的决心没有变。他判定，在三河坝一带的朱德所部必然在粤北、赣南和湘南之间。于是他在10月上旬，给朱德写了一封亲笔信，秘密派遣上校参谋长敬熔持函到上述地区寻找朱德，希望朱德率部前来，彼此合作共图大业。
敬熔过去也是朱德的同窗好友，是寻访朱德最合适的人选。敬熔欣然从命立即出发。可是他从湘南到赣南，再回湘南，密访多日，走了一个来回，始终不见朱德部队的踪迹。这使范石生非常着急。
就在这无可奈何的时候，范石生意外地收到了朱德的一封来信。他大喜过望，立即把军参谋长和两个师长找来商议迎接朱德之事。取得一致意见后，范石生提笔给朱德写了一封回信，并让在自己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专程送去。信中写到：
“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立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提论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
考虑到47师师长曾日唯怕收留朱德事情败露遭蒋介石暗算，有些犹豫，而曾日唯所在汝城又是朱德当时驻地上堡至16军郴洲军部的必经之地，于是他在信的结尾写道：“希望枉驾汝城到日唯处一晤。专此恭候。”其意是要朱德先去做曾日唯的工作，并商量他们二人在何时何地会面以及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等事宜。
朱德接信后深解其意，接照范石生的嘱咐先到汝城会见了曾日唯，并同他进行了详谈。正当朱德准备前往郴州时，范石生却亲自策马赶赴汝城面见了朱德。
当范石生直截了当地询问朱德对于合作的想法，有何要求时，朱德对于彼此知己的同窗兄弟也不客气，重复了会见曾日唯时提出的三个条件。范石生毫不犹豫全部允诺。他们很快达成三条协议：
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
二、起义军改用16军47师140团的番号，隐蔽起来。朱德化名王楷，任47师副师长兼140团团长。
三、按照一个团的编制，先发1个月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
基本条件谈妥之后，他们又交流了各自的处境以及如何共同反蒋等问题。范石生着重谈了他对蒋介石忽而亲共忽而反共的狡诈为人的看法，表示了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决心。
朱德率起义军和范石生16军武装反抗蒋介石的统一战线就这样秘密顺利地建立起来。据当年16军军官教育团教官严中英回忆：
“就在1927年11月初的一个下午，我从军官教育团到军部，见范石生的随从副官孙开科，正指挥士兵把一包包军毯、棉服和一箱箱弹药搬出司令部，有人接收运走。我跨进范石生的办公室，他笑着对我说：‘我们的部队要添人啦。’他接着说：‘朱玉阶已到过这里，这支部队现在还穿着单衣裤，没有盖的，天气冷了，就得先把棉服和军毯运去。’我到军需处，处长唐凤翥对我说：：‘朱德的部队，听说只有七、八百人，我们却是照一个团的装备发给他们的。’又说‘范军长平日对一枪一弹都像命根子，今天对朱德这个老朋友却这样慷慨起来了。’言下之意，似乎是认为军品补充得太多了。”
为了帮助老同学，范石生考虑周到，“先把棉服和军毯运去”；为了帮助老同学，范石生慷慨解囊，他宁愿削弱自己，把视为命根子的枪弹装备欣然赠送，甚至慷慨到朱德700多人根本用不完的程度。此举为尔后朱、毛会师井冈山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的军事斗争提供难得的装备资助。
就在朱德所部装备焕然一新之际，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由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500余人和朱德取得了联系。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朱德特意到郴州16军军部拜访范石生。范石生设宴款待朱德。在亲切的气氛中，朱德提及秋收起义失败后有一支部队同他接上了联系的事，范石生马上表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既然我们建立了反蒋统一战线，我就要真诚帮助不计得失。他提议以16军47师141团名义，给该营配发应有的装备。过了不久，活动在湘粤赣边界的由汝城、宜章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余部200多人，经我党在范石生部的秘密党员韦昌义的联络，编为16军特务营，进驻广东乐昌县，也得到了装备补充。为了统一领导，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6军委员会，由陈毅任书记。这样，就有三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隐蔽在范石生的部队里，都得到范石生的慷慨关照资助。
从1927年11月上旬至1928年1月上旬，朱德与范石生正式合作的时间是60天左右。这期间，朱德经常以16军总参议的名义，与范石生晤谈，朱德给他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范石生向朱德倾诉了自己的经历和困惑，向他了解共产党的情况，朱德则向他详细介绍了共产党的理论、路线、政策以及国共合作的情况。这种深谈，促使范石生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他“安排朱德到军官教育团讲课，让中下级军官听其灌输共产主义，马列学说。”严中英教官回忆说：“记得有一次范石生拿了两本书给我看，一本叫《政治经济学》，一本叫《辩证唯物论》。他说：‘马克思的学识很深，辩证法更不易懂。你们年轻人脑子灵活，细细琢磨会懂得的。”’在国民党将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倾力镇压毫不留情的年月，范石生不仅让自己部队的教官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还邀请朱德到军官团去讲演，让中下级军官听其灌输共产党的学说，足见他的思想转变之大。
这段时间，范石生还做了三件帮助共产党的事：
任由朱德在仁化、曲江等县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
支持朱德率部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
准备和朱德一起公开树起反对蒋介石的大旗。
危急时刻
1928年的新年刚过，范石生突然接到经李济深转来的蒋介石密令：“已发觉在范军隐蔽着王楷其人，即系共匪朱德的化名，饬范立即解除其武装，将朱德逮捕解至南京正法。”他发觉，蒋介石不仅发出密令，而且在16军周边已发现军事异常，张发奎、李济深、方鼎英等已调集其部对16军构成包围态势，准备对范石生和朱德开战。
范石生带着蔑视的神色将蒋介石的逮捕令甩向案边。他当然不按照蒋介石意旨办事。但是让他难以决断的是要不要按照几天前和朱德决定的方案行事，即率领全军夺取海口，公开树起反蒋旗帜。经过反复思量，他觉得部队还没有做好准备，公开反蒋的时机还不成熟。目前处于多路眨动部队的包围中，一旦与蒋介石开战，1 6军寡不敌众，就可能难逃覆灭的命运。哪么唯一的出路就是请朱德迅速离开，躲过眼前的灾难。秀才出身的范石生极富文字功底，他铺开信纸，用极肯切的话给朱德写了一封告别信，然后叫来亲信秘书杨忠寿告诉他火速将蒋介石的密令和自己的决定交给朱德。
当时情况紧急，况且经过几十年的战乱，范石生的这封亲笔信未能保留下来，但是朱老总到了晚年还能清楚地记得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他回忆到：“我们临走时，范石生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诚意。我记得大意是：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范石生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其意为：什么样的人能统一天下？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天下。范石生对国民党反动派“宁可错杀三干，不使一人漏网”的屠杀政策深恶痛绝，也清楚地看到镇压越残酷，反抗越激烈的人民革命现实，认定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绝对成不了大事。
他的第二个意思是为朱德安全撤离提出了具体建议。他恐朱德因蒋介石发现而过于谨慎地选择山间小路绕道而行。他认为这样事倍功半容易被敌人发现，不如仍旧打着16军的旗帜沿大道开进。
他的第三个意思是表达自己对共产革命的向往与信念。虽然现在不能再帮助你们了，但我相信你们的事业是有前途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你们的。虽然我不能和你们共同奋斗，但我的心是向着你们的，决不会与你们为敌。
朱德完全理解范石生的苦衷。他清醒地知道，老朋友冒着被蒋介石记恨的危险，在关键时刻又帮了一把。他把蒋介石的电报还给杨秘书，表示立即遵命撤离。
杨秘书走后不久，范石生的副官孙开利和军需处长唐凤翥来到朱德的指挥部，。他们奉范军长指令，带来了几万元现洋，说是给朱德送行的路费。同时，他们还带来了一批枪枝弹药和各种军事装备。连同过去送给朱德起义军，张子清、伍中豪营和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的各种物资装备，这些装备足可以武装一个整师工农革命军。随即，这支历经磨难的南昌起义部队消失在茫茫的风雨中。此后这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发动湘南暴动，部队迅速壮大后挥师直奔井冈山，于1928年的4月28日在井冈山的砻市实现朱毛会师，掀起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高潮。
就在朱德率起义军撤离的当天，情报部门向范石生作了报告。军参谋长丁腾提出三点建议：马上派兵追击；电令驻乐昌的47师堵截；速与13军联系，将其包围消灭。
范石生表示“考虑一下”。见范石生迟迟不表态，有人担心地说：“中央已知道朱德藏在我军，不追一下，不打一枪，恐怕更引起蒋介石的怀疑，问题交待不了。”范石生仍然沉默不语。事后，范石生上报蒋介石以“朱部叛变”了结此案，并且前往广州养“病”去了。
惨遭暗算
自此，范石生与蒋介石结怨。蒋知道范石生掌控的16军长期有共产党人潜伏，也清楚范石生援助了朱德部队。但因范石生指挥的十六军是实力派，且与国民党内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姚、黄旭初、李品仙，并与广东的李济深、陈济棠等友善而不敢轻易对他下手。1929年初，蒋以军事整编为名，将16军缩编为第8路军第5师，继后又改编为51师，将范石生由军长降为师长，并调范部去湖北襄阳围剿在湘鄂西地区由贺龙指挥的红二军团。范石生洞悉其奸，只令152旅尾随，并不与红军接触，以应付蒋命。蒋介石恼羞成怒，以范石生剿共不力，降其军职，从上将降为少将而羞辱之，最后将他的部队解散。范石生脱离国民党部队，孤身回乡以行医为业，终于使蒋介石找到下手的机会。1939年3月，范石生在出诊途中被人行刺于昆明街头。
蹊跷的是，凶手竟是范石生在云南讲武堂就读时的结拜兄弟杨蓁的儿子杨维骞兄弟。凶手供述杀人的动机是“子报父仇”又拿不出范石生杀他父亲的证据。更令人生疑的是凶手仅被判徒刑9年零5个月，判决后只做坐了10个月的牢就出狱了。凶手被释放后随即被安排到国民党国防部工作，又被保送国民党政治大学就读。由此更能说明这是一起政治谋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