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楚，1921年2月7日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塾塘乡（今弼时镇）上桑冲村，任作民（曾任陈独秀秘书、办公室主任，后任中共西北局秘书长，1942年2月在延安病逝）的长子，历任中央印刷厂职工、绥德分区专员公署机关干部、热河省政府贸易科长、分区党校校长、国家轻工业部干训班主任、轻工业部干部学校副校长、北京理工大学院办主任、工会主席等职，1983年离休。
初夏的一天，笔者拜访了已经92岁高龄的任楚，任老因为刚刚生了一场病，气色看起来不是很好，但当笔者提出让他介绍一下与领袖们交往的经历时，他突然来了精神，在回忆中给笔者讲述了与毛泽东、彭德怀和习仲勋交往的故事。我们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看到老人兴奋的脸上带着几分倦意，实在不好再打扰他了，便提出告辞，可他在临走时一再嘱托笔者，材料整理好了后一定要送他看看。看到老人家那认真的态度，笔者满口应允。
给彭德怀当了一路的“儿子”
任楚从小就在湖南汩罗市乡下长大，南于父亲任作民参加革命工作，所以他一直在乡下由奶奶和婶婶抚养，一直到4岁半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任作民。
1937年8月，已是16岁的任楚接到继母丁祝华从武汉的来信，告诉他父亲在武昌反省院就要出狱了，等父亲出狱后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任楚接到来信非常高兴。过了一个月，父亲任作民回来了。这是任楚第二次见到父亲。父亲还是和上次返乡一样，一个劲儿地在乡亲中宣传抗日救国。任楚对他说：“我也要参加抗日工作。”
任作民说：“你学完了高小，又读了一年私塾，还在长沙学徒一年多，应该说已有些社会实践了。我们这次走时，一定把你带走。带你到延安去，送你去学习抗日本领，长大了在革命队伍中努力工作，为中国人民服务。”
父亲还告诉任楚，延安有一个咱们湖南老乡，叫毛泽东，是革命队伍的领袖。这是任楚第一次听说毛泽东。后来他到延安，多次见到了这位“湖南老乡”。1937年11月初，任楚跟着父母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周恩来和董必武对他说：“学革命道理和抗战道理，就到延安去，去找你们的老乡毛泽东。”
任楚问：“延安怎么好啊？”
周恩来说：“那是真正民主的地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任楚想到自己在长沙当学徒时挨打受骂，现在要到这样一个好地方去，心里高兴极了。可是，周恩来却对父亲说“你就不要去延安了。再返回湖南去，把那里的党组织恢复起来，把抗日民主运动搞起来。”
任楚一急：“那我怎么办？”
周恩来说：“不要紧。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马上就要去延安，你就跟她去嘛！”
任楚这才放了心。任作民和丁祝华立刻动身回湖南了。几天后，任楚跟着陈琮英，也起程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陈琮英是任楚堂叔父任弼时的夫人，任楚应该叫她“婶婶”，可是他却习惯于叫她“姑姑”。陈琮英姑姑领着他，先从武汉到郑州，然后经陇海铁路到陕西西安，住进了位于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到西安后的一天，任楚按照父亲的交代，去看望一位父亲的老战友。这个人住在西安的东九府街。任楚从八路军办事处刚出来，就发现后面叫国民党特务跟上了。那时，许多进步青年到延安去，都是先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再转道去延安。国民党特务对进步青年投奔延安千方百计地阻挡，甚至进行迫害。任楚见国民党特务跟踪他，机灵地在街道间来回拐弯。拐进一个胡同后，他一下子躲藏起来，终于摆脱了特务的跟踪。
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很深，使他奔赴延安的心情变得更加急切。回到八路军办事处，他对陈琮英姑姑诉说了自己的心情。办事处的领导人林伯渠也是湖南人，不但认识任楚的爸爸任作民，甚至还认识他的祖父任绍霖（任绍霖是跟随孙中山从事辛亥革命的先烈），因此对任楚格外亲切。他说：“不要急！在西安往延安的路上，国民党设了很多关卡，你们自己走有很大的困难和危险。过几天，彭德怀要回延安，你们就跟着他走，一路上听他的。”
彭德怀当时是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也是湖南人。林伯渠安排陈琮英和任楚乘他的车往延安去。任楚第一次看到彭德怀，彭德怀一脸的严肃，说起话来不带笑容，任楚看上去有些害怕，所以一直站在姑姑的身旁不敢说话。
彭德怀见到了这位不爱说话的小老乡，想表示亲热，就跟任楚打趣说：“你这个娃崽，要坐我的车，，跟我一块儿上延安。人家要问我，你是我什么人，我咋个说呀？”
任楚看彭德怀并不可怕，还和自己打趣，于是…下放松了窘迫，很机灵地回答说：“只要带我到延安，你咋个说都行。”
彭德怀“哈哈”大笑起来，说：“那就说你是我儿子，行不行？”
任楚使劲地点着头，连声说：“行！行！”
他们一行是一个30多辆军用卡车的车队，由一个连的八路军战士押车，车上边都架着机关枪。任楚和彭德怀坐在其中一辆的驾驶室里，给彭德怀当了一路的“儿子”。
彭德怀问任楚：“你这小家伙有什么特长啊？”
任楚回答说：“我在家时读过《左传》、《干字文》、《百家姓》，还在长沙商铺当过学徒。”
彭德怀听后笑着说：“这不行呵，到延安了要好好学习。要不跟我当兵去。”
任楚说：“好啊！”
任楚与彭德怀一路交谈，两人都没有了陌生感。车队浩浩荡荡，国民党的哨卡没有拦阻，就这样任楚跟着临时“爸爸”彭德怀，顺利地到达了延安。
采访中任楚告诉笔者：“全国解放后，我每次去看望彭老总，他都亲切地称呼为儿子，询问我的学习和工作，可惜‘文革’后，他被迫害死了。”说完，老人思绪显得特别凝重。
“主席，您的字不好认呀！”
任楚来到延安当天，中央组织部办公室的邓洁同志，安排陈琮英和任楚住进了组织部招待所的窑洞。
第二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来看望他们。李富春对任楚说：“孩子，走，我领你去看老乡。”
任楚问：“看哪个老乡？”
李富春说：“去见毛主席。”
任楚：“在武汉时父亲告诉我延安有个老乡叫毛泽东，这个毛泽东就是你说的毛主席吗？”
李富春说：“对呀，就是你父亲说的那个毛泽东。”
说完，任楚跟着李富春向毛泽东住的窑洞走去。
任楚边走边想：见了毛主席，说什么呢？怎么说呢？不知不觉，他们已来到了毛主席的住的窑洞前了。
没想到一见了毛泽东主席，他的紧张心隋立即便消失了。毛泽东穿着一身八路军的灰色军服，操着很浓的湖南口音，和蔼可亲地同这位小“老乡”谈话，问长问短，使他这个来自湖南的少年感到，似乎不是远离湘江，而是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毛泽东问任楚：“你一个小孩子到延安做什么？”
任楚说出早就想好的话：“到延安来学习，学习打日本鬼子的本领。”
毛泽东又说：“到延安来学习，要不怕苦。延安没有高楼大厦，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喝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你能吃下这个苦吗？”
任楚说：“能！怕苦就不来延安。”
毛泽东说：“那好。你年纪还小，就是要多学习，学文化，学理论，学一门技术，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任楚认真地点点头，用心记下了毛主席对他的勉励。
陕北的冬天，比湖南冷多了。天下着鹅毛大雪，黄土高原完全被皑皑白雪覆盖了。任楚住在招待所的窑洞里，等待着党组织的安排。他能上哪里去学习呢？他正在思索着，组织部的邓洁同志来了。“小鬼”，陕北那时把小同志都喜欢叫“小鬼”，“任弼时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商量好了。根据你的年龄和具体情况，叫你先到中宣部的中央印刷厂去工作。”
“去工厂？”任楚一愣，“不是到抗大学习呀？”
“到工厂也是学习呀！向工人同志们学习嘛！”邓洁说着，开始帮他收拾东西，准备动身。
任楚是个听话的孩子，没有再多说，便跟着中组部的一个同志，踏着积雪，来到了印刷厂。到了印刷厂，他发现，毛泽东的侄子毛远翥等许多中央领导的孩子都在这里当工人。他想起了毛泽东对他说的“要学技术，学习工人同志的好作风、好品德”的话。于是，他安心了。在印刷厂的排字车间，他当了一名排字工，他的师傅是排字车间的主任周永生和老工人赵鹤。他穿上了一套比自己身体宽大的八路军军服，从此成了一名小八路。
印刷厂设在延河对岸的清凉山上。山上有一个有名的万佛洞，铸字、排字、印刷、装订车间，都在这个大石洞里。任楚在印刷厂工作了8个月。在这期间，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排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那是1938年5月的一天，车间主任周永生对大家说：这个月我们要排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大家要努力生产，争取提前完成任务。并说：这本书出版后，将会指导全国的抗日战争，增强抗日军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同志们听完后，一致表示要星期天不休息，也要按时完成任务。
一天，毛泽东亲自来到排字车间校对。任楚这时已经和他熟了，就问他：“主席，你为什么不去厂长办公室？”
毛泽东笑着说：“我是来校对的，车间就是我的办公室嘛！“他一边说着一边按照他写的原稿校对。
任楚又说：“主席，您这本书出版了，对坚持抗日很有鼓舞和指导作用，全国人民都会拥护的。”
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拥护的是抗日的积极分子和所有爱国者，这当然是大多数。但也有少数人反对，他们是少数顽固派和投降派，也还有革命队伍中极少数对抗日不坚定的人。”
任楚一边按手稿拣铅字，一边和毛泽东开玩笑说：“主席，我排别人的稿子一天能排七八干字，排您的手稿一天才排四五千字。您的字不好认呀！”
毛泽东笑着对他说：“小鬼，我的字既不是颜真卿，也不是柳公权。我写的是毛体字。”说完，两人都笑起来。
经过连日不休息地工作，《论持久战》很快印刷装订完毕，并用小毛驴驮到新华书店，发往全国各地。
几天后，毛泽东派警卫员来到清凉山，请排字车间的几个小鬼到他家去做客。下班以后，车间主任周永生领着任楚、姚文田等几个小鬼，来到了毛泽东在杨家岭住的窑洞。毛泽东在窑洞门前迎候他们，微笑着说：“我的手稿，你们都克服困难排出来了。很不容易，谢谢你们。”
几个小鬼听到毛主席的夸奖，都开心地笑了。
毛泽东又说：“今天请你们来吃顿小米粥吧！”
吃饭时，毛泽东对他们提出了多出书、多印报的希望。
这天实际上吃的是四菜一汤，按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已算是改善生活了。
习仲勋教我如何调查研究
1938年6月，任楚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4个多月后。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9月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组织上派往中央印刷厂担任厂里会计工作，同时还兼管宣传和工会工作。1942年2月20日，父亲任作民不幸去世。这给任楚很大的打击。 ．
父亲去世不久，一天，任弼时（任楚的叔叔）把任楚叫到他的住窑洞，对任楚说：“孩子，你父亲刚刚去世，中央考虑到你的情况，准备安排你去绥德工作。你还年轻，要好好学习，加强锻炼，严格要求自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也是一位年轻有魄力的领导干部，我已经和他打过招呼了，让多给你压担子，将来为新中国建立多学些本领。”
来到绥德后，习仲勋也找任楚谈话，他首先鼓励任楚安心基层工作，提醒他说：“基层不会屈才，你年轻，有干劲，这是你的特点，但要记住，工作不是仅凭这些，要多动脑，多思考，才能少走弯路。”并说：“做基层工作说难也易，只要你深入，一深入就好办，做群众工作要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能当群众的老先生，工作上虚心，群众就会跟随着你干。”
习仲勋的话真是语重心长，使任楚这个从未去基层作过调查的人深受启发。在任楚离开办公室时，习仲勋交给任楚一项任务，让他带几名同志去米脂县农村搞调查。并指示任楚：“你先了解一下米脂的基本情况，不要急于下去，心里有数了，才能在调查中做得更深更细更有目的性，查找的问题才会有针对性，回来后总结才会更有指导性。”接着又说：“你下去以后，不要只往基层跑，也要注意多向县委的领导汇报，多与县委的同志们学习、沟通。”这是任楚受领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心中有些忐忑起来。
半个月后的一个上午，任楚和调查组的同志正准备去米脂县做调查，正巧遇到习仲勋，他特意把任楚叫到一边指示说：“小任，这次去调查一定要细致，不要走过场。”
在习仲勋的亲自指导下，任楚和其他调查组成员一起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接着，深入到米脂县杨家沟的农村进行调查蹲点，和当地村民和村干部进行座谈，与农民一同劳动，一起生活，了解了当时农村的一些情况，农民也愿意和他们说实话，讲真情。通过半月有余的调查，特别了解了边区政府在米脂县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农民生活得到初步的改善的情况，了解了广大农民阶级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等问题。
回到区委机关，他们向地区写了一份两万多字的农村调查报告。习仲勋看到报告后，非常高兴，给予了鼓励和表扬，并指示地区宣传机构将调查材料打印发各县。并指出各县也应当对农村进一步深入调查。做到心中有数，以便于工作中参考。
任楚到绥德工作时专区给他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分管全区（包括绥德、米脂、清涧、子洲、佳县、吴堡）六个县的推广深耕细作和植棉工作；二是发现和培养模范乡村；三是发现培植劳动模范等工作。
任楚回忆说：“那时我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压力也比较大。在绥德地委和专区的领导下，尤其是在仲勋同志的亲自指导下，我的工作起色很大。特别是仲勋同志知道我长驻郝家村，亲自到这个村蹲点指导我的工作。”
接着任楚给笔者讲了习仲勋在郝家村蹲点的情况。
1944年4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勋带调查组的同志迎着料峭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土道来到了绥德以西20里外的郝家桥村，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习仲勋将调查组同志按照几个自然村进行分工包村，确定了各自调查内容和重点。他要求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各选择生活状况和生产条件不同的上、中、下各两个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从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他还倡导在各村召开“好劳动人会”，评选劳动英雄。郝家桥群众一致推选刘玉厚为劳动英雄。习仲勋问站在身边的任楚，任楚告诉他：“刘玉厚既是新政权的村主任，又是乡参议员，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该村的减租会的检查委员，积极宣传贯彻党的减租政策。近年中，他同自己一家人通过终年不息的辛勤劳动，带动了全村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使这个佃户村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圆满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等各项任务。”习仲勋听后非常高兴，夸奖任楚调查工作做得好、做得实。
习仲勋到郝家桥后，即邀请刘玉厚和该村村支书到自己住处叙谈。一见面他就拉住刘玉厚的手问道：“是党员不？”
“咱是。”刘玉厚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和方言回答说。
刘玉厚问：“呃！你是住在九贞观地委的习书记？夜黑里你们来时咱一满（陕北方言“完全”的意思）没知道，刚从地里回来，人家就催咱来开会了。”
“好！好党员，好同志，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党员，咱的党就更有办法！”习仲勋拍着刘玉厚宽阔的肩膀，然后又紧握住刘玉厚粗大的双手，对这位长自己十多岁的农民兄弟的欣赏之情油然而生。
“咱什么也解不下（陕北方言“不知道”），只解下受苦（陕北方言“只知道受苦”），党要咱努力生产，那是容易事嘛！”刘玉厚朴实而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习仲勋听着刘玉厚的回答，内心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
习仲勋通过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佃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仲勋同志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
蹲点调查结束后，习仲勋还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的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至此，绥德分区各县都纷纷动员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热火朝天地开展了一场大生产运动。这场运动不但在农业上增产了粮食，还在工业方面也获得了很大成就。如子洲县生产了大量的食盐，这不但解决了绥德地区人民吃盐的需要，还给陕甘宁边区做出了贡献。绥德专区鱼池沟造纸厂研究麦秸造纸也获得了成功。在习仲勋领导下，绥德的军民以实际行动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封锁做出了贡献。专区县机关干部也都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他们开荒、纺线线，大生产运动在绥德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任楚也通过习仲勋的言传身教和近距离接触，工作能力和水平，特别是调查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讲到这儿，任老深有感触地告诉笔者：“仲勋同志年长我8岁，但他早年就接受革命思想，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多年的革命生涯，尤其是历尽坎坷，使他在工作上凸显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他热情关心青年，爱护青年干部，才使我在绥德分区的工作中有所进步，给我后来去新的解放区工作增添了信心和勇气，也为我的前途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使我能逐渐成长为一名国家的有用人才，为新中国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任老接着又说“今年是仲勋同志诞辰一百周年，遥想当初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日子，回忆他那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的思想品质和对人民无比关心的赤诚之心，禁不住心潮起伏，特别是仲勋同志曾对我们谆谆教诲和无私关怀，使我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