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是在延安时期早逝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关头，他于1935年11月，历经千难万险，长途拔涉艰辛回到国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后来的走向，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至关重要作用。
张浩的早期革命生涯
张浩原名林育英，湖北黄岗人，是从林家大湾走出的中共历史上著名的林家三兄弟之一。另两位一位是其堂弟，中共早期党员，30年代在上海龙华牺牲的先烈林育南；还有一位，也是其堂弟，就是后来名声显赫的林彪（原名林育蓉）。张浩和林彪都是在林育南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张浩于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第一次赴苏联学习，第二年国内五卅运动爆发，全国处在革命高潮的形势下，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奉党组织的指示，结束了在苏联的生活，于5月回到祖国。组织上先派他任上海杨树浦部（地）委书记，期间，他率领沪东工人参加了上海市支援北京的反张（张作霖）、倒段（段祺瑞）斗争，并被军警打伤，情景惨烈，张浩也因此闻名于上海工人界中，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和领导者之一。 大革命时期，他受组织委派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大革命失败后，受中央委派于1928年4月去长沙重建湖南省委，几个月后，于1929年1月又被调往上海任沪西区委书记。1930年初中共满州省委遭到破坏，张浩又和其他同志一起被中央派往满州，重组中共满州省委，张任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半年后任省委书记。两年后，张浩又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常委。之后他在抚顺不幸被日本人逮捕，经历了一年多的残酷折磨，终因证据不足而获释。张浩获释后，中央耽心他的身份已暴露，加之身体受到严重摧残，遂派其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同时在苏联疗伤休养。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并在巴黎的一个刊物上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心思想就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呼吁在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在战略和策略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转变。由于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原有的大功率电台也遭到破坏，上海中央局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完全断绝。而要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一个代表回国，这个人必须是党内资深人士．与国内的中共领导人相熟，这样传达会议精神才具有权威性和可信度，这个重任便落在了张浩身上。
当时从苏联回国有三条路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往常走的路线，即坐火车经东北入境，但东北己被日本人占领，路途十分凶险，此路已基本行不通；第二条由新疆入境，但要进入中国内地，路途十分遥远，行程漫长，也基本不可取；第三条路是经蒙古入境，经过内蒙古到达中国内地，此路虽然要穿越浩瀚的沙漠，还要通过国民党的关卡，但路程要近许多。张浩遂选择了第三条路径。为了安全起见，他化装成走西口的商人，不带任何文件，全靠记忆将文件全文记在脑子里。他一路风餐露宿，克服重重困难，历经无数风险，一路沿途打探消息，终于于1935年到达陕北定边，得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讯息后，立即赶往中央所在地，与时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见面。由于张浩在上海工作过，与博古、周恩来、王稼样都很熟，大革命时期他与毛泽东也很熟，因此立即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任。
张浩回国前红军中发生的重大事件
现有的中共党史书籍和研究文章对长征途中懋功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的所作所为，直至他另立中央的行为，是基于他1938年出走叛党这一事实来分析和评价的，这种事后的分析，毕竟带有一定的框框。当时的真实情况十分复杂，未介入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张浩要做出自已的判断，既要有坚定的从党的利益出发的党性，又要着眼于中国要抗日这一大局，采取冷静、机智、策略的处理方式。
现在中共党史的书籍中一致评价张国焘有个人野心，仗着四方面军人多、装备好耍凌驾于中央之上。这一观点是站得住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张国焘有这种想法是在懋功会师之后，之前他还是服从了中央的指示，率领四方面军策应中央红军行动的。当他看到一方面军不足一万人，而自已有四万人；四方面军装备优良，弹药相对充足，士气高昂，而一方面军衣衫褴褛、装备极差、弹药严重不足时，那种优越感由然而生。这一优越感不仅张国焘有，四方面军的将士们也有。张国焘基于这种实力优势而产生的心态，开始向中央伸手要军事领导权。对于他要军权，中央满足了他，先是任命其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因其不满意，后又直接任命为红军总政委。须知这一职务十分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政治委员都要高于同级军事主官。在军事活动是长征中的主要工作和任务的背景下，总政委就相当于之前周恩来曾担任的“三入团”中的“军事行动最后下决心者”。
张国焘在得到红军总政委职务后仍不满足，他还想争夺党内的更高职务。他利用会师后的机会，不断地和一方面军的人士接触，了解他没有参加的中共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一方面军将士向他讲了对“左倾”中央的不满及其他有关情况。这使张国焘把中央不放在眼中的想法更上升了一步。一方面，中央红军落到这种地步，完全是中央政治路线错误所致；另一方面现在的中央领导并非选举产生，多是临时指定在先，与党规不符。博古、张闻天是王明赴苏日寸I瞄时指定的临时中央，并且王明还向博古交待过，他只是临时负责，将来要把这个职务交出去，可是博古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却没有勇气把王明的话讲出来，加上苏区中央局周恩来等人的谦让，博古才当上了总书记。张国焘自忖，自已是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五中全会你们临时中央就又把我降成政治局委员了，他的这种不满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他一直以党的创始人自居，怎么能屈居你们这些小字辈之下呢？这些因素可以说是张国焘后来另立中央的深层原因。
一件突然发生的事件成为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直接诱因。这就是发生在长征途中1935年9月凌晨，右路军的红三军团和中央与四方军的一部在巴西不辞而别的事件。当然按现在的说法，这一事件又与一著名的“密电事件”有关。但这一“密申，”却找不到任何档案的依掘，真实的“密电”原文一直扑朔迷离，是中共党史上的悬案。根据近年来学者研究的成果，“电”确实存在，是否“密”很难说，至于电文中的“就地解决”、“积极开展思想斗争”之类的话，一直未有真正的出处。做为收电人之一的徐向前从来未就此事发表过任何意见，所以此事也就只能悬着。而中央和三军团的出走，却激怒了当时的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张国焘，他认为做为总政委，而且总司令也在左路军，他们却不知此事，而右路军总指挥和政委徐向前、陈昌浩也不知此事，这在军事调度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就使他认为是你中央分裂在先，不听我这个总政委的调度，擅自调动了军队，遂下决心与中央分道扬镳。这是张国焘后来另立中央的直接原因。
张国焘与中央的直接分歧是南下北上之争。中央主张北上并不像后来书上讲的是为了“北上抗日”，长征一路上目的地一直因为国民党军的围剿而变更，最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落脚陕北是到了甘肃的哈达铺通过国民党的报纸知道陕北有红军活动才决定的。当时中央力主北上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从新疆和内蒙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张国焘并非反对打通国际路线，而是认为胡宗南已经扼住了红军北上的通道。对于胡宗南，张国焘是心有余悸的，把鄂豫皖红军逼出根据地的是胡宗南，跟在红四方面军后面一直穷追不合的也是胡宗南，现在在北上路线上挡道的还是胡宗南。红四方面军与胡宗南的中央军交战一直是负多胜少，相反在与四川军阀的部队交战中却是胜多负少。所以张国焘从不惧四川军阀，却怯胡宗南的中央军。再加上四方面军南方人多，四川富饶且有大米，筹饷和粮食有保障，而北上地贫人稀，南方人生活也不习惯。这是他力主南下的主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南下北上之争，并不像后来书上讲的，上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而就是中共和红军领导层在军事战略选择上的一个分歧。
当时的情况的确是胡宗南的中央军扼住了红军北上的通道，在松潘一线布下了防线（当然这有张国焘贻误北上战机，趁胡部尚未布防好早一点通过松潘的责任）。红一、三军团无奈发起松潘战役，予胡部重大杀伤，但自身损耗也非常大。此时红军北上的路已断绝，处境十分危急，只剩下走草地一条路。此时，胡宗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分地相信了当地藏民流传的“草地是死亡之地”的说法，认为红军决不会走草地，必然是再次集中力量与他决战夺路，他只要守株待兔就行了。但是中央红军就是不信邪，硬是凭着艰韧不拔的毅力，一往无前的勇气，理想信念追求的支撑，克服了无数难以想像的困难，走出了草地，求得了一线生机。北上终于成功了。
就在红一、三军团北上之时，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在另立中央的名单中，只去除了六大，六届三、四、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由于这一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因牺牲或病故或叛变，变动很大，其他健在的除张国焘外，项英（留守中央苏区）、王明（在莫斯科）、关向应、任弼时（在红二方面军）、陈云（在莫斯科）等都在其中，又增加了部分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并将朱德也列入了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显然这份名单针对的就是已到陕北的中央，再不针对其他人。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就出现了两个中央向下发指示的状况，而党内除已到达陕北的中央外，其他地区的同志，包括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留守苏区的项英、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和关向应对这一情况都是毫无所知的，而且张国焘还掌握着电台密码。而张浩也就是在党内处在分裂的危急时刻回到国内的。
张浩回国历史贡献之一：劝住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
张浩本来的角色就是共产国际的信使，主要的任务就是向国内的中国共产党人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制定的《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但是他一回到国内就面临着党内即将分裂的形势，党如果不统一起来，这些精神就无法传达，更谈不上贯彻。而当时党内的形势，只能求助于外力，即公认的“上级领导”——共产国际来解决党内的分裂。可是共产国际远在天边，在通讯完全断绝的条件下，只能依靠近在眼前的从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人。就这样，在陕北中央的眼中（甚至张国焘在得知张浩回国后也这样看）：张浩不仅是信使，而且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甚至可以说就是共产国际，一切依张浩的态度和指示办。
张浩面对如此复杂和困难的党内分裂局面，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局观念和忠实于自己使命的党性修养。他没有纠缠于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是是非非（仅就是非而言，当时的环境下张国焘并不落下风），也没有时间、环境条件也不许可他去调查党内分裂的来龙去脉、个中原由，然后再充当共产国际派来的仲裁人；他也没有顾及张国焘在党内的元老地位和目前张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及四方面军拥有的四万人的军事实力。他所考虑或者说是依据的是要尽快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头等任务。而此时的中央已到达陕北，站稳了脚跟，离抗日前线最近，最容易贯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而张国焘所谓的“中央“远在内地四川，最多是偏安一隅，甚至连“安”也谈不上。因此，无论从大局着眼，还是与陕北中央领导人相熟且彼此相互信任而言，张浩选择了支持陕北中央，但又慎重地对待张国焘，因为他掌握着大多数红军，没有其合作，革命的力量毕竟太小了。
当务之急是避免党内的分裂继续扩大。张浩首先给张国焘、朱德发去电报，通报他到达的消息，并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通报给他们。张国焘接电后十分高兴，以为有了向共产国际告状的机会，遂给张浩复了长电，向张告陕北中央的状。张浩接到电报后，感到中共党内的分歧比原来想像的要严重的多，他立即找张闻天、毛泽东商量。张、毛提了两条建议：一条是通过朱德做张国焘的工作：另一条是要张充分利用“国际代表”的身份说服张国焘，同时中央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也可以暂时变通。张浩同意了两人的建议。
张浩遂于12月22日复电张国焘，讲了两层意思：一党内可以有争论，但对外应一致；二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地域广阔，交通不变，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共中央势难顾及全国各地的情况，可以组成中共中央的各地方局，根据各地的情况，组织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以此成为目前全党统一的一种办法。显然这是张浩与张闻天、毛泽东商议后拿出的一种方案，以使党不致分裂。丽这一建议的基础是此前也有先例：地处东北的中共党组织就直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所以在组织关系问题上是说得过去的。
张浩的复电很快在张国焘的部队传开，朱德闻讯后立即致电中央，要求陕北与川西之间建立联系，互通对敌情报。毛泽东接到久无消息的朱德来电后，十分高兴，即复电：“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己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而张国焘对张浩的回电是不满意的，他认为陕北中央始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路线问题”，也不承认他的“中央”。遂再次复电张浩，要求分清懋功会师后的是是非非。但他在复电的最后也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陕北中央仔细研究了张国焘的复电，先由张闻天代表中央回电，劝张国焘自动取消伪“中央”，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再由张浩再次致电张国焘，强调他是共产国际派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的代表，他带有密码可与国际通电，你（指张国焘）如有意见向国际反映，我（指张浩）可代转。此后双方又互通电报，张国焘仍不肯放弃自已的做法。张浩于1936年1月24日再次致电张国焘、朱德，表明他——共产国际代表的立场：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张浩的这份回电看似平和，实际上份量很重。它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你张国焘可以向共产国际反映你的意见，但那是没有用的，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也就是肯定了现在的陕北中央，更何况你反映意见要通过我转达，我——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共产国际的态度；其二、长征胜利了也就意味着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了，你那里只能成立西南局，而不可再称“中央”，虽然西南局可不直属中央，而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但我就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也是代表团派回来的，说明白点，你要接受我的领导。我接受中央的领导，最后你还是要接受中央的领导。
张国焘接到这份电报后，撑不住了，此中的道理和关系他是清清楚楚的。他不怕毛泽东，更看不上张闻天、博古，但他怕共产国际，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翟秋白、李立三的结局就是前车之鉴。思考再三，加上四方面军在川西的军事行动也不顺利，部队中反对他的情绪也在滋生，无奈之下只能向陕北中央投降，承认其领导，放弃了“中央”的称谓，卓木碉会议上立的“中央”也就寿终正寝。至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一次分裂终于得以解决。张浩利用自己独特的背景，高度的党性，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不朽的功勋。可以这样说，没有张浩这一功勋，就不可能有后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大发展局面。
张浩回国历史贡献之二：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在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初步制定，后经中共六届四中、五中全会逐步演变、发展而形成的，基本上是共产国际按照苏联革命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人量身定做的，这条路线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只有执行的任务，没有讨论的余地，因为大家都对苏联革命的胜利成果十分向往，对苏联的经验顶礼膜拜，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应该象苏联那样，没有人怀疑也不敢怀疑苏联的经验（当然以毛泽东为首的少数人例外），否则就有可能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共产国际”的大帽子。
众所周知，这条政治路线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距甚远，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实践已证明是错误的内容。在革命斗争的对象上，无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有革命的需求，将其放在打倒之列。置国内其他反蒋力量和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反蒋势力而不顾，没有积极地去开展统战工作，反而显示自已革命的“光荣孤立”，丧失了利用“福建事变”粉碎敌人围剿的大好时机。在土地革命上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模式，反反复复实施打击富农的策略，间接或直接伤害到中农的利益；对地主采取扫地出门，甚至肉体消灭的政策，致使出现乱杀、乱抄家的极“左”做法。在军事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一味强调攻打中心城市，致使大量的红军战士牺牲在这样的战斗中。在白区工作中更是不顾敌众我寡的现实，一味要求白区的地下工作者搞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使艰难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党的力量又暴露在敌人面前，几乎损失殆尽。更为痛惜的是党内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开展的反“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等的肃反斗争，使无数没有倒在敌人枪口和牢房里的共产党员却倒在了自已人的枪口下。
这条政治路线概括起来讲就是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党内斗争的惩办主义。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体制下，要求中国共产党自已来纠正这些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连怀疑也是很隐密的，因为异议有可能被惩办。所以遵义会议上纠正的只能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上的错误路线，与其说是来不及或没有精力去纠正错误路线，更不如说当时长征中的党中央还没有认识，甚至不敢去认识政治路线的错误。而要认识这一错误，必须要先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态度和指示的改变，去掉这一“紧箍咒”，才能解放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完成对这一错误路线的认识，这一过程乃是在延安整风时完成的。所以可以这样说，张浩回国带回来的精神为后来延安整风奠定了政治基础。从这一点上讲，张浩给张国焘的电报中强调，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既有压张国焘必须服从中央之意，也反映了当时党内的普遍认识水平。
张浩恐怕连自已都未想到他带回来的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恰恰就是纠正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一把钥匙，或者说是揭开了清算左倾机会主义的盖子。要抗日，就要团结国内—切抗日的力量，包括国民党阵营中一切主张抗日的份子，也包括土地革命中要打倒的但现在也主张抗日的地主豪绅。这样关门主义寿终正寝了，也就有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谋求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以及提出和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合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也才能接受张学良的建议，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进而又发展至“联蒋抗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从此一步步改变，一步步脱离错误的轨道。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也一步步活跃起来，重新审视自已的历史，寻找犯错误的根源，一步步成熟起来。俗话讲，万事开头难，张浩回国传达的以上精神就起到了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的开头作用。张浩在这一问题上所做出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在中共历史上是有着重要地位，是历史不能忘记的。
张浩后来曾担任中共中央委员、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后因病于1942年在延安英年早逝。如果他能活到新中国建立，必然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延安公祭张浩时，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和徐特立等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亲自为张浩执绋、抬棺、奠土入穴，表达对这位曾在党的危急关头为党的事业做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战友的深深思念和无尽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