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严肃穆的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里，埋葬着一位山东籍的革命烈士，他的名字叫“卢志英”。1925年，卢志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在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卢志英为党提供了许多重大情报，最精彩的是他和项与年等人配合获取了蒋介石对苏区第五次围剿的“铁桶计划”，使红军主力避免了灭顶之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卢志英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0号烈士证书。
早期的“特工”生涯
卢志英，1905年12月23日出生在山东省昌邑县（今昌邑市）望仙埠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进入私塾学习，1921年考入昌邑乙种蚕桑实业学校。在这里，卢志英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还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熏陶。1922年，卢志英从乙种蚕桑实业学校毕业后，因家境贫困而无力继续深造，就随亲友赴东北谋生。他遍历黑龙江、哈尔滨、张家口等地，受尽艰难困苦，饱尝人间辛酸。他胸怀富国强兵的救民壮志，于1923年秋考入绥宁镇守署军官讲习所。毕业后，他满怀救国热情，投身东北陆军第三混成旅，任工兵营第一连司务长，随军转战南北。目睹军阀战争之暴虐，民众生活之惨痛生活后，卢志英清醒地认识到：“民国以来，政治之窥败，实为军阀之拮据，故欲解除民众之桎梏，务须铲除军阀。要过人的生活，必须推翻这个旧世界。”随后，卢志英毅然脱离奉系军队。 正在他抑郁苦闷、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时，南国吹来大革命的东风。1925年2月，卢志英只身南下投身到第一次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不久，他肩负着到北方1日军队中从事秘密军运工作的重大任务，来到河南郑州。在郑州，他结识了山东的王乐平和山西的续范亭，并经过他们介绍，到洛阳陆军训练处任队长，与南汉宸、赵惠尘朝夕相处。不久，他又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仲华和姚继民。在他们的影响和教育下，卢志英刻苦钻研革命理论，思想逐步走向成熟。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决心以身许党，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1925年夏，中共北方区党委派遣刘仲华和姚继民去新疆『日军队开展兵运工作，卢志英主动请缨，随同前往，并在新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卢志英遵照党的指示，转至冯玉祥的联军政治部，1927年任冯玉祥所部骑兵第3师八旅16团2营营长，后又任师参谋主任。他利用工作之便，在士兵中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1927年11月，经过精心的组织准备和周密的军事部署，卢志英率骑兵2营官兵揭竿起义。起义部队在甘肃宁夏之间，沿着黄河故道飞速前进，前边是崇山峻岭，后面是疯狂的追兵，黑夜茫茫，只有一带黄河指示着方向。在穿越山谷时，起义部队不幸遭到敌兵的突然袭击。在与敌人的搏杀中，卢志英连人带马跌入冰雪覆盖的黄河。战马跌死，他的左腿也受了重伤，但他忍住剧痛，用衣衫裹起伤腿，招集散兵，杀出了敌人的重围，保存了革命力量。
1927年，卢志英受党的指派打入陕西省蒲城县保安总队，任总队长。他利用这一身份，继续进行秘密兵运工作，后来在工作中不幸被捕，被关押在蒲城县驻军师部。幸亏女中共地下党员张育民冒死搭救，卢志英等五位被押的共产党员才得获自由。卢志英蒲城脱险到达宝鸡后，化名“卢涛”给张育民写了一封感谢信，并汇寄大洋50元，约她赴北平求学深造。
1928年2月，卢志英由陕西赶赴北平后，党组织就交给了他一项新的任务：与周恩来的特派员项与年共同领导北平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
这年的元宵节过后，张育民就来到了北平。后经卢志英多方奔走，张育民被安排在北大医学院的护士专修科学习。张育民利用这一条件，掩护革命工作，发展党员。1928年8月，卢志英和张育民两个有志青年终于结成人生伴侣。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百忙之中还亲自送来一对绣有鸳鸯戏水的枕头作为贺礼，并握着他们的手亲切地说：“祝你们互敬互爱，相扶相依，白头偕老，革命到底！”
在这期间，卢志英夫妇除了做学运工作和搜集军事情报外，还利用各种方式为中共北京市委筹集了上万元的活动经费，而他们自己却节衣缩食，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后来，卢志英每当谈起这段生活，总是自豪地说：“为了人民的解放，虽摩顶放踵，餐风饮雪，也甘之若怡。”
智取绝密情报
卢志英出色的情报工作能力和坚定的革命意志，颇受周恩来的欣赏。1930年，正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工作的周恩来，将卢志英从北京调到上海的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此后，在周恩来、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卢志英在京、沪、杭之间往来穿梭，先后建立起了几十个秘密联系点，为中共培养了一支地下尖兵队伍，队伍的触角一直延伸到武汉。卢志英和战友营救狱中的难友，惩治叛徒、内奸，并把获取的大量情报送到了党中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恩来派卢志英去西安争取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他晓以大义，明以至理，在许多问题上与杨虎城将军达成共识，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
1932年，卢志英调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他一方面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一方面在国民党中央、国防部、外交部、兵工署等主要部门广泛结交进步人士。就在这时，卢志英结识了国民党元老王昆仑。谈到时局，王昆仑十分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卢志英用他的真诚和对中国现实及未来命运的透彻分析，赢得了王昆仑对共产党的信任。不久，中共中央批准了王昆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后来，王昆仑利用特殊身份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卢志英利用修复和新建的多种渠道，获取了许多军事情报，包括蒋介石的部分绝密文件。
1934年夏，党组织派卢志英夫妇到江西做地下军事情报工作。卢志英化名卢育生打入国民党江西赣北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任上校主任参谋兼清乡委员长。张育民在南昌开设“张育民诊所”，名义上是诊所，实则是党从南昌到瑞金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卢志英千方百计争取思想进步、同情革命的莫雄司令，并利用同特务头子康泽、“剿共”总司令陈诚的朋友关系，陆续将一些中共党员安插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便建立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军事情报网。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各部队司令、军长、师长、高级参谋等密谋“剿共方略”。当时莫雄任德安专区保安司令，级别本不够参加这个军事会议，但因“剿共有功”，蒋介石点名，破格邀他出席。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会议开了一个星期，具体策划和进一步贯彻其所谓“铁桶计划”，这是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提出来的。计划以150万大军包围以瑞金为中心的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采用突然包围的方法，包围半径距瑞金为300华里。地图上划分了编了号的格子。某个部队，某个单位，在何时何地必须到达包围地点，即某个格子所规定的位置，然后按照任务马上布上铁丝网，构筑火力网及碉堡等。一俟包围完成后，便按命令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1.7华里左右。每推进一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10华里筑一道碉堡线。碉堡位置使得火力将构成极为密集的交叉封锁网。计划每月向纵深地带进逼50华里，6个月围到红都瑞金。而红都瑞金四周则有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每道铁丝网之间的防守也要求十分坚固。要设立大量碉堡、地雷阵，如情况变化，用大量美国军用卡车调运部队。围剿中的火力布置、粮草、交通、电讯、医疗、药物、弹药等在计划中都有详细的部署……
被蒋介石特邀参加庐山会议的莫雄，会议一结束，就带着会议文件回到专署保安司令部。全部文件约三四斤重，内有包围表、计划书、指示命令等几十份，还有蒋介石的语录、指示汇编及其它小册子，文件上都打有蓝色的“极秘密”印记，并按名单编了号码。莫雄把文件全部交给了卢志英。卢志英、项与年先迅速将其中的要点以特急电报发往瑞金，接着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他们决定由会讲客家话的项与年负责送出全部情报。
在听完项与年的汇报后，周恩来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10月10日中央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中央红军按“铁桶计划”的提示，赶在敌人包围最后合拢之前，成功地跳了出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也正是参照“铁桶计划”，率中央红军浴血奋战，突出敌人重围，巧妙摆脱了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红军得以生存，搞情报的同志功不可没啊！”
倒在黎明前的黑夜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卢志英奉命掩护红军的伤病员撤退，并策应红二、六军团的行动。一次，卢志英带领4名战友去接应一支红军队伍，要把他们送到云贵边境，路遇从南昌赶来的张育民，他从妻子怀中抱过才两个多月的爱子小容，忘情地亲吻。这时，敌人一支马队悄悄尾追而来，他们急忙隐蔽起来。谁知马队驰过时将婴儿惊哭，怎么也止不住。这时，尾追的敌人步兵已经逼近，情况十分危急！卢志英从妻子怀中夺过孩子，沿山沟飞快地爬上对面一山坡，用外衣将孩子包起，挂在一棵酸枣树上。儿子的哭声引开了敌人，几声枪响，空谷回荡着哀鸣，战友得救了，骨肉却分离了。目睹幼子的惨死，母亲肝肠寸断、心如刀绞，卢志英强忍悲痛扶起妻子，缓慢而有力地说：“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牺牲我们一个孩子，值得！”．
擦干眼泪，他们默默地告别长眠在西山的儿子。几经跋涉，在盘县小镇终于找到了驻扎在那里的红军部队。行军途中，部队要经过黔西南苗族、布衣族聚居区，当地头人艾萨奇和居民听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强行封锁了道路，不许通行。
卢志英夫妇奉命谈判“借路”，头人怕担风险，犹豫不定。当看到头人艾萨奇的脖子上生了恶疮时，张育民便认真给他治疗，首先消除了脓血和腐肉，然后撒上消炎药粉。因腐烂过重，疮口太深，头人的脖子一时难以愈合。张育民当机立断，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皮肉，缝在了头人的脖子上。头人深为感动，当即传令各寨：敲锣打鼓，列队欢迎红军。
1937年8月，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之时，卢志英接受了组建上海抗日军事情报网的重任。他利用精通日语的有利条件，首先取得了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的信任。然后在提篮桥监狱对面开设了“沪丰面包厂”，并附设“大中华咖啡馆”，暗中搜集日军情报，为新四军购买和运送了大量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1939年后，卢志英化名周志坤，奉命于沪浙一带发动地下武装，组织抗日游击队，有力地配合了陈毅、粟裕领导的黄桥战役。之后，他奉命组建起苏北联合抗日游击队，任副司令兼参谋长，由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他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战法，先后指挥过阳澄湖伏击战、甘露镇保卫战、泰州围困战等许多战斗，屡挫曰伪顽，陈毅非常赞赏卢志英的非凡才干，称他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家”。
1942年1月，中央军委特科给新四军军部发来秘密电令：速调周志坤（卢志英）返沪担当特殊使命，请务必执行。时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亲自向卢志英传达了党的指示，让他回上海建立一个独立的军事情报系统。活跃在苏北地区的“周司令”消失了，上海的卢厂长又投入了战斗中。
复回上海后，卢志英利用与保岛的关系，仍以沪丰面包厂厂长身份，与敌巧妙周旋，很快便建立起情报系统，并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1945年日军投降，新四军领导派来一批干部，卢志英作为代表与淞沪日军谈判。由于卢志英的工作，保岛率先将海军司令部的武器和物资交志英转运。解放战争期间，卢志英在京沪杭一带建立起了多个地下军事情报小组，并只身一人打入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关，任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卢志英利用职务之便，将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秘密送往解放区。
1947年3月1日，因叛徒出卖，卢志英在八仙桥青年会门口被特务秘密逮捕。3月2日，妻子张育民、儿子卢大容亦相继被捕入狱。特务知道卢志英在中共担任重要职务，便千方百计威胁利诱，妄图从他口中得到党的重要机密。国民党中统局的正、副局长亲自出马，时而诸般酷刑相加，时而高官厚禄相许，时而以爱妻、儿子的生命威胁，但卢志英威武不屈，视死如归。
1948年12月27日晚10时，特务把卢志英押出囚室，卢志英感到“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他准备和敌人作最后的斗争。刚进入审讯室，一个灭绝人性的特务便迎头一棒，将卢志英打昏；另一个穷凶极恶的特务立即把浸过麻醉药的棉花塞人卢志英的口中；又一个丧心病狂的特务用毛巾狠狠地勒住卢志英的脖子，几个歹徒把卢志英装在一具早巳准备好的木匣里，用汽车运到雨花台前，埋在阴森可怖的密林之中……这位年仅43岁的红色谍战英雄，就这样牺牲在了黎明前的黑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