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是中国人民志愿车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周年。值此纪念日，笔者特选取一些极具代表性的志愿军文物，以重温60年前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真实故事。
一份十万火急的“停火令”：小战士拼死送达
1953年7月24日，我军打响了马踏里东山高地反击战。136师处于整个战线的中部，面对的是美“王牌”陆战师。美军的防御系统是经过长时间构筑的，因此十分坚固。就在战斗激烈进行中，停火的谈判工作也在艰难地展开。这样，马踏里东山高地上的战斗对双方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年还是小战士的陈福有，在136师406团1营前线指挥所担任通讯员工作。
马踏里东山高地的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我军大获全胜，敌人的前沿阵地全部被我军突破。7月27日下午5点钟，团指挥所的一道命令下达到一营，命令要求：我志愿军全线在晚8点停火，不准开枪开炮，敌人来一个抓一个。陈福有他们事后才知道，原来我方与美方通过谈判，决定双方在7月27日晚9时全线准时停火。我方为示诚意，要求各部在晚8点全线停火。我军前线部队接到命令时，敌人仍未放弃对阵地的反扑，继续用炮火袭击我阵地。一营接到命令后迅速向各部传达，但副教导员郑保成坐镇的二连一排阵地处于阵地的最前端，虽然与营前线指挥所对山相望，只有200米的距离，但是想把命令传过去却十分艰难：经过两天两夜的战斗，指挥所与前线连队的通信联络已经全部毁坏，电话线被炸断，步话机受到敌人电台干扰，听不清楚。命令要送到一排阵地，只有靠人穿越敌人的火力封锁线。
对于这道特殊的命令，团指挥所指示：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坚决要把停火命令送到前沿阵地。
回忆起这段往事，陈福有依然历历在目。当年，营长将这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陈福有。陈福有说：“（当时）营长拉着我的手说：‘为了送停火命令你多次请求，我没有答应你，现在时间紧迫，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前面的情况你也清楚，必须要通过敌人几道严密火力封锁线，你要开动脑筋，多想办法，在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任务。’我说：请党组织放心，坚决完成任务。我接受任务后思想斗争很激烈：（之前）两位战友（已经）牺牲在第一道封锁线上，通讯班长虽然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却牺牲在第二道封锁线上。我忐忑不安，怎样才能完成任务呢？我一边前进一边想。当我进入第一道封锁线时，仔细一看，的确地势对我不利，那是一个山的反斜坡，而且残存的铁丝网又多，在这里牺牲的几位同志，都是裤子挂在铁丝网上，如何能做到铁丝网不挂裤子，是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关键。我干脆把裤子脱掉，选好前进路线和停留地点。第一次前进20多米滚到一个炸弹坑内，这时候敌人开枪扫射，认为我被他们打死了。敌人的枪声一停，我就突然跃起一个箭步跳进战壕内，终于闯过第一关。我继续前进，心想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要改变方法，先暴露一下，让敌人知道我过来了，要他们射击。战壕与战壕之间，有一个4.5米的缺口，又有几位战友倒在这里，毫无疑问又是敌人的封锁区。是先跑过去，还是试探一下？我把帽子从头上摘下来，用棍子顶起来往前一动，敌人以为我爬了过去，连忙猛烈扫射，将我的帽子打在地上。敌人枪声一停，我把帽子扒过来一看，打了三四个窟窿。紧接着，我又跳进了另外一个战壕。这时，我从内心感到高兴，胜利在望，只有最后一关了。抬头看去，几位战友就倒在我的前面，顿时我火冒三丈，恨不能把敌人全部消灭掉。但现在为了和平，我一定要完成任务。由于连续下雨，战壕内全是泥浆水，我只有从泥坑里爬过去，才能闯过最后一道关。战壕不到60公分高，我只露出半个脑袋，把信放在帽子里，虽然我右脚负了重伤，几次晕倒了又爬起来，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完成任务。其实，（我）从23日中午吃了一餐饺子，已有两天两夜没吃饭、没睡觉了，这时也顾不上这些了。我不顾一切拼命地爬，敌人的枪声在我身后响起……终于，我完成了任务。副教导员郑保成见到我以后对我说：‘你现在不能回去，白天通过敌人封锁线太危险了，等到天黑后再回营指挥所没关系，我给营长写几句话带回去。’天黑以后，当我返回营指挥所时，领导和同志们紧紧握住我的双手眼泪直往下流，半天说不出话来。高营长对大家说：‘陈福有同志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建议党组织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为他请功。’我志愿军接到总部命令后，全线准时8点钟停火。而美军炮火却疯狂地向我前沿阵地及后方开枪、开炮。直到晚上9时，一切归于寂静。双方都停止开枪、开炮。”
陈福有冒死送信，因此荣立二等功，并被授予二级战士荣誉奖章一枚。1953年10月，他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召开的英模大会，获得了模范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陈福有的故事也引起了1953年再次入朝的作家巴金的注意，巴金来到阵地，亲自采访了陈福有，向他详细了解了那段生死一线间的经历。采访之后，巴金写出一篇名为《小战士陈福有》的通讯，刊发在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办的报纸上。
一张志愿军报：见证巴金与彭德怀一段感人的交往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走近巴金》展览中，陈列着一件珍贵的展品，它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这是一页纸色发黄的《志愿军》报，上面刊登着巴金撰写的那篇著名通讦卜一《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这张珍贵的报纸，生动地见证了巴金与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一段交往的故事。
抗美援朝战争中，巴金曾经两次赴朝鲜前线。1952年3月，以巴金为组长，共18名文艺工作者组成的“中国文联朝鲜战地访问团”赴朝创作组，在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生活了7个多月。访问团的足迹遍及平壤、开城中立区和前沿阵地，团员们采访了上至彭德怀司令员下至钢铁战士张渭良等许多英雄人物。英雄们的事迹、血与火的战争场面都强烈地震撼着巴金的内心，催动着他写下了多篇激情如火的通讯报道。通讯文章《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便是他的开篇之作。
一到部队，巴金就受到照顾和礼遇。3月22日，巴金一行受到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会见。彭老总一见这群穿着军装的文人就止不住笑了起来，亲切地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之后，他与作家们座谈，介绍朝鲜战场形势。彭德怀的朴素、诚恳与平易近人，一下子使巴金等人与其初次见面的陌生感一扫而净，像是和亲人拉家常一样。彭德怀谈话后，又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一起同巴金谈了一会儿，使巴金很感动。会后，彭德怀邀请他们一起吃饭，便宴上还增设了火锅。整个会见过程中，彭德怀司令员以他的朴实和气度感染了所有的同志。巴金在25日晚上，用了3个多小时，满怀激情地写出了一篇通讯一《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文章从会见前大家的紧张心态，到会见中的自然融合，记述了彭德怀司令员威严朴实的形象；通过对彭德怀谈话的记录，表现出一个中国军事领导人对战事的把握和必胜的信念。
26日，巴金又应邀参加了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就在这次会上，巴金又一次见到了彭德怀，再次聆听了这位湖南籍将军的讲话。晚上，他回到驻地，又对前天晚上写好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稿进行了补充。巴金不是简单做事的人，为了慎重，他把这篇文稿交给身边的同志们传阅，征求意见。27日，巴金根据组内同志的意见又对文稿修改了一遍，才由葛洛送交给新华社的同志带回国内发表。
让巴金十分意外的是，自己写的稿子居然惊动了战事繁忙的彭德怀司令员。令巴金更没想到的是彭德怀会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原来，3月28日，彭德怀是看到新华社转交他亲自审阅的稿件后才决定向文章的作者说几句话的。他希望巴金对这篇文稿加以修改。彭德怀在信中写到：
巴金同志：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许可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
致以同志的敬礼！
彭德怀
3月28日
接到彭德怀的信后，巴金立即根据第一条意见将文字改了过来。他的文章原文是：“他（彭司令员）拿大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似的对我从容地谈起来。”修改后这句话就成了：“像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的对我们从容地谈起来。”这篇文章先在《志愿军报》4月11日全文刊出，继尔新华社将该文略有删减地作了播发。后来，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文章抒发了当时人民对于彭德怀的崇敬之情，巴金以真诚的感情、自然流畅的语言描写了访见者眼中看到的彭德怀，从访见者的心情和感觉的细微变化，写出了彭德怀的朴素谦逊、睿智有力的品格，然后又从访见者的感受联想中写出彭德怀在全国人民心中的重要位置和对彭德怀的感激之情。
巴金回国后，把他在朝鲜前线所写的11篇文章合成一册《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献给在朝鲜前线遇到的每一位朋友。第二年春天，他又完成了描写朝鲜战场的第二本集子《英雄的故事》，希望英雄们的故事能够使所有的人受到鼓舞。写完《英雄的故事》巴金仍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他必须倾诉出来才能得到心境的平和。1953年8月，巴金带着这种心境主动要求再次赴朝。此刻，停战协议已生效半个多月了。车过鸭绿江，高耸桥头庆祝胜利的红色牌楼让巴金心里充满了激动之情。在那块硝烟未尽的土地上生活的150天里，他看到朝鲜人民为重建家园忘我劳动，也触摸到志愿军战士保卫和平无私奉献的炽热之心。回到国内，巴金很快写出了关于朝鲜战地生活的第三本散文集《保卫和平的人们》。志愿军战士的生活、思想和英雄业绩在巴金亲切质朴的文字表述下得以生动的展现。
在后来的日子里，巴金对抗美援朝岁月有着恒久的感情。每每回忆起那段生活都很是兴奋，总感到一股强大的引力把他的心拉向战火纷飞的年代，也觉得自己的生活里有了更多的色彩。他说：“在斗争最尖锐、爱憎最分明的地方，我们的心都受着煎熬，有一些自私的东西渐渐地化成了灰烬。我怎么能够忘记那些可纪念、可宝贵的日子！怎么能够不怀念那个时期的生活！”巴金在不断的回忆反思中，净化自己的灵魂。之后的许多年里，巴金又相继写了《活命草》、《明珠和玉姬》、《李大海》等许多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他的中篇小说《团圆》还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成为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经典之作。
然而，巴金与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的这一段文字因缘还引出了一个后续故事。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彭德怀遭遇不公正待遇。巴金的这篇文章自然也被长期封锁。不仅如此，此文还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受到严厉批判。“文革”中，上海某报还发表了一篇《评彭德怀和巴金的一次反革命勾结》的文章，文章引的“证据”就是这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文革”过后，雨过天晴。巴金重新拿起笔写作，第一篇小说就是怀念志愿军战友的《杨林同志》，主人公杨林是无数志愿军战士的化身，那是血与火的友谊，生与死的患难。小说在1977年《上海文艺》复刊号上发表。
一把军号：嘹亮之声竟然吓退英军王牌部队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士郑起在抗击“联合国军”的疯狂进攻中，创造了一把军号退敌一个营（包括8辆英军坦克）的战场奇迹。
这把看似普通却不普通的军号，就静静地躺在军事博物馆里。说它普通，是指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外表和特别的功能，里里外外都与其它军号一模一样；说它不普通，因为正是用它，郑起阵前急中生智吹响嘹亮号角，吓退英国王牌军。那么，这把军号背后有着怎样一段精彩的故事呢？
1950年底，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二次战役打击后，全线崩溃，被迫撤至三八线附近地区转入防御。1950年12月13日，正当敌人全线撤退时，毛泽东致电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电文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对我政治上很大不利。为此，毛主席要求志愿军克服一切困难，协助朝鲜人民军打过三八线。在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的协同下，充分发挥战役的突然性，于1950年12月31日，向“美联军”发起全线进攻。
1950年12月31日，三八线附近风雪交加，气温骤降。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西起临津江口，东至麟蹄的200多公里正面发起第三次战役。敌人的阵地被我军迅速突破。1951年1月1日，志愿军全线转入追击作战。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50军149师和39军116师分别向高阳和汉城方向迅猛攻击。追击部队直插釜谷里，切断了联军退路。
釜谷里是距汉城不到40公里的一个小镇，虽没什么名气，却无疑是敌我双方拼死必争的“咽喉要道”。1951年1月2日晚，向汉城方向开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347团在釜谷里遭到“联军”的阻击。当时，志愿军侦察排潜入敌方阵地抓回一名哨兵。经审问得知这里全是英军，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当时我方翻译误把一个“联队”理解成了一个“连队”。当时团领导就派一连和三连上去。没想到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守敌竟有一个团（英军的联队就是团）。搞清楚之后，志愿军347团迅速调整部署。3日凌晨3点，七连的83名官兵接受了攻占釜谷里北面一个小高地，切断敌人退路的任务。当时年仅20岁的郑起在七连担任司号员。
守敌的抵抗相当顽强，再加上他们有强大的炮火支援，所以在攻击无名高地时，刚到山脚下，七连指导员和副连长就相继牺牲。七连战士拼死冲锋，前仆后继，经过一番激战，终于攻占了小高地，但是连长却负了重伤。牺牲前他对战友只说了一句话：“我们钢铁连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守住阵地！”这时，在他身边的郑起站起来对连长说：“您就放心吧。我是共产党员，请把手枪交给我，我替您指挥！”关键时刻，郑起拿起手枪，冲上山头上大喊：“同志们，现在连队的干部都牺牲了，大家都听我指挥。共产党员都要站在前面，人在阵地在！”当时全连只剩下26人。
英军为了打通退路，向无名高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冲击，这是郑起在朝鲜战场上经历的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当他带领大家打退敌人的第三次冲锋时，全连只剩下17人。不久，英军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在炮火掩护下，又气势汹汹地向七连阵地发动了第四次进攻。郑起不失时机地动员大家说：“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要把敌人打下去，为毛主席争光！”接着，战士们轻重机枪同时开火，硬是把蜂拥而上的英军“压”了回去。但我方也损失不小，此时全连仅剩11人。敌人不甘心失败，很快又向七连发动了第五和第六次进攻。经过一番殊死较量，英军又被击溃。此时，郑起发现阵地上仅剩下7人。后来郑起才知道，被困在釜谷里的是英军的王牌部队“菜福枪团”和一个重坦克营。该团团长奥斯特曾扬言，“莱福枪团”的战斗力可以顶得上中国的一个师或一个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当天，他们发动了6次规模很大的进攻，竟没有打下仅由一个连坚守的小高地。
中午时分，阵地上除四处弥漫着战斗硝烟外，显得格外寂静。在这短暂的寂静里，郑起组织战友抓紧加固工事和掩体，并将弹药集中到一起，做好迎击敌人再次进攻的准备。下午3时10分，最后的较量开始了。“莱福枪团”孤注一掷，在半小时内将5000发炮弹雨点般倾泻到了七连阵地上，整座小山仿佛被“犁”了一遍。接着奥斯特命令，把发射完炮弹的大炮统统炸掉。然后组织8辆坦克和一个营的兵力，向七连阵地发起了最后的冲锋。英军心里清楚，只有强攻下这个高地，才能跳出志愿军的包围圈，逃回汉城。郑起带领另外6名战士用机枪凶猛扫射。敌人面对生存退路也．异常凶顽，常常是前面倒下黑压压一片后，后面又马上跟着涌了过来。志愿军战士不停地射击，投手榴弹，阵地上尸横遍野。激战到下午5时30分，郑起发现，他们的弹药已所剩无几。这时，英军士兵已冲到距阵地不到20米的地方，手榴弹扔完了，最后一根爆破筒也扔进了敌群。他端起冲锋枪，几梭子弹一顿猛扫，虽然放倒不少英军，可子弹很快也打光了。敌人就要冲上来了，怎么办？忽然，郑起想起了连长交给他的那只手枪。他从腰间拔出后，对着冲过来的敌军“啪啪啪”就是几个单发射击。眨眼间，手枪子弹也打光了。眼看敌人就要占领阵地了，情急之下，郑起想到身上的军号。他把军号从身上取出来，冲到山头奋力吹响了冲锋号！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仿佛有干军万马冲杀而下。
英军太了解这种“如魔鬼般狂啸”的声音了。此后，“联军”总司令李奇微曾在《朝鲜战争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志愿军的军号：“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能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在战场上，她仿佛是非洲的女巫，只要她一响起，共产党军队就如着了魔法一般，全部不要命地扑向联军。每当这时，联军总被打得如潮水般溃退。”当然，这次也没有例外。当郑起一口气吹响两遍冲锋号后，对面的英军被吓得愣住了，虽然他们端着枪，距这位志愿军战士只有十几米距离，却没有向他开枪。后来，一位英军士兵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听到这号声，我感觉到这分明是中国式的葬礼！”
被吓住的英军转头便往山下逃。真是兵败如山倒，正如他们的总司令所说，“联军”如潮水般溃退了。就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347团七连从83人打到最后7人，从午夜打到黄昏，硬是击退英军的轮番进攻，像钉子般牢牢钉在了阵地。由于扎紧了口袋，他们配合主力部队，创造了歼灭英军王牌“莱福枪团”大部的经典战例。
1951年冬天，郑起荣立特等功。不久，志愿军总部又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一枚军功章：熔铸将军横刀立马运筹帷幄的心血
邓华将军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帅，是志愿军首长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全过程的唯一一位高级将领。邓华作为第一副司令员，从志愿军入朝前的准备，到战争初期的五次战役；从开启停战谈判的序幕，到战略防御阶段的重大决策，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战争后期，他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长达两年之久，直接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西海岸抗登陆作战和对敌的最后一战——金城反击战。战后，他结合实践，撰写了一系列的军事著述，体现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才能和军事理论素养。正是由于他在朝鲜战场上高超的指挥作战艺术、驾驭战局的才能和支撑危局的魄力，被授予朝鲜一级国旗勋章。
正当侵朝“联合国军”的个别部队已到鸭绿江边的时候，在彭德怀命令下，邓华、洪学智等具体指挥第十三兵团25.5万人，于1950年10月9日、20日两个晚上，从当年的安东、长甸河口、辑安渡口，跨过鸭绿江。在朝鲜境内，邓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把战略决策由“先站稳脚”改变为在“运动中歼敌”，彭德怀非常赞同，向毛泽东请示并得到批准。中央军委将十三兵团领导机构，改为志愿军领导机构。邓华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担任志愿军党委副书记。
第二次战役时，我军宋时轮兵团已入朝，加上第66军和第50军，我志愿军已近40万人了。而麦克阿瑟以为中国只是象征性出兵，是想保护鸭绿江沿岸的电厂，建立一个缓冲地带。麦克阿瑟调动大军，增加飞机，狂妄吹嘘“保证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下令美军赶在鸭绿江冰封之前抢占全朝鲜。
邓华主张“示弱诱敌”把敌人引到理想战场，包围敌人，打垮、歼灭敌人。彭德怀和志愿军总部领导一致同意这个意见，并得到毛泽东批准。志愿军第38军主力112师在飞虎山打退敌人57次冲锋，掩护了各军主力后撤，然后边打边退，诱敌深入，各军也派少量部队吸引敌人，将敌人引到预设口袋之中。我军乘敌立足不稳，出其不意对德川、宁远的南朝鲜第七、八两个师发起猛攻，一开始就歼灭了这两个师，一下子就把“联合国军”吓坏了，除美第二十四师外，都在原地不敢动弹。彭德怀下令各军开展猛攻，第38军113师直插敌后三所里堵住敌人南逃之路。邓华亲自下达命令，113师不负众望提前五分钟全军无一人掉队，穿插到三所里，关死敌军南逃大门。随后又主动抢占龙源里堵住敌军南逃的另一条路。随后，志愿军又成功地进行了第二、三次战役。
第三次战役后，我军在第一线兵力只有6个军和3个军团计28万余人。兵员上似乎略占优势，但经过连续三次战役，已是极度疲劳，减员甚大而又没有得到补充，特别是随着战线的南移，运输线已长达550至700公里，在敌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运输更加困难，弹粮供应严重不足。美军发现了我军后勤不足的弱点，改变了战术。在我军大举进攻之时，迅速撤退集中，不让我包围、分割。等我军停止攻击之后，就进行反攻。
面对困难，毛泽东又来电指示发动第四次战役以歼敌二万至三万，以占领大田、安东线以北区域为目标。 尽管指挥巧妙，战术运用很好，但我方炮火少，装备差，加之仓促投入战争，参战部队建制多，通讯联络、协同作战弱。攻不动敌人的坦克群和坚固的防御工事，自身反遭较大伤亡。于是我军被迫转入防御。我军采取了积极、灵活的战术在运动防御中打击敌人，使敌伤亡代价很大。敌后来发现我精锐部队赶上来，就停止了进攻。第四次战役历时87天，歼敌7 8万。敌我伤亡比例是1:0.67，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为下一次进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第五次战役虽歼敌8.5万余人，但是志愿军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彭德怀说：这次战役是他一生中四次军事上的失误之一。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邓华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首批谈判人之一，他分析各方面情况后，以个人名义向彭德怀并报毛泽东正式提出以现有战线作为停战的建议。毛泽东、彭德怀很重视邓华的建议，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彭德怀对邓华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认识，为邓华能在关键时刻讲自己的不同看法而高兴，并多次表示：“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了好主意，是个好帮手。”彭德怀因病回国治疗，病愈后即留在国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华于1951年6月11日，就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全面主持工作。邓华深感责任重大。此时朝鲜战争处于相持状态，双方作战活动属于前沿阵地侦察、警戒战斗和小规模阵地攻防作战。邓华经过综合分析，抓住重点，制定正确方针，掌握庞大的机动兵力，加强炮兵和特种兵，改善前线物资供应，修筑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出击，为粉碎敌人局部进攻，先敌发起战术反击
在邓华指挥下，一年时间，我方在全线对众多目标同时发起反击，巩固占领阵地17处，歼敌大量有生力量，敌我伤亡比例为2.54:1，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积小胜为大胜”、“零敲牛皮糖”的战术。对此，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以重兵偷袭上甘岭地区，发动了最猛烈攻势，炮弹铺天盖地而来。两个小时落下炮弹30万发，然后美军七个营分六路向上甘岭两个阵地发起攻击。
邓华对美“声东击西”阴谋做出了正确判断，向上甘岭集结兵力。他决定放弃表面阵地，躲进坑道，通过对阵地的反复争夺，更多地消灭敌人。他亲自指挥了这场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在43天的战斗中，经过反复争夺较量，敌人以伤亡2 5万人的代价停止了进攻，上甘岭阵地仍在我方手里。这次战役也被许多军事教科书誉为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
美军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声称“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毛泽东召见邓华做了大量明确具体的指示，又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控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表示：“请中央放心，我保证完全任务。”“现在朝鲜战场形势，完全不同于1950年9月仁川登陆，艾森豪威尔真要出此下策，对于美国人来说，肯定会是一场灾难。”朱德称赞邓华：“是大将气派！”
邓华仅用20天就对下面战线和东西海岸兵力部署作了调整。他研究了战场地形和敌我实际，提出反登陆防御组织原则：要有强大的纵深和机动力量。指导方针是：“积极防御、坚决歼灭”。坚决阻击敌人登陆，不准敌人上来，力求歼敌于海边滩头；在纵深机动位置上的主力，坚决迅速歼灭敌之空降部队，并支援第一线作战。到1953年4月，中朝方面规模巨大的东西海岸防御部署已经完成。用邓华的话说：在西海岸粉碎敌七个师的登陆进攻很有把握，在东海岸粉碎敌五个师的两栖攻击没有问题。由于我方准备充足，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没敢冒险。在正面战线上的失利，迫使美军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前。
1953年6月，正准备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之际，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以“就地释放”为名，无理扣留我方被俘人员，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邓华指挥并发起了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的“金城大捷”。这次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共歼敌7.8万余人，扩展阵地180平方公里，彻底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促成停战协定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