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征程中，大浪淘沙，出现个别叛徒并不让人意外。一般来说，叛徒都是一样的，他们背弃己的誓言，出卖同志和组织，危害党的事业，成为革命最凶恶的敌人。所以，人们对叛徒没有好印象，常说叛徒绝没有好下场，这既反映了人们对叛徒的憎恶之情，也能概括大多数叛徒的结局。但叛徒与叛徒的走向也不一样，比如193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叛徒罗绮园、廖划平、潘问友等的决议》，其上所列的这3个“叛徒”，后来的人生归宿就大为不同，或可作为“叛徒”不同结局的代表。
罗绮园——做叛徒也终被杀
罗绮园被捕后为了苟活而向敌人屈膝投降，得到的仍旧是射来的子弹。用他的结局来验证“叛徒绝没有好下场”的断言是再合适不过了。
罗绮园是广东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曾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届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是与彭湃、阮啸仙齐名的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在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大革命失败后，罗绮园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以农军总指挥身份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后，他改任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30年后又兼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副书记。
可以说，早年的罗绮园无愧于革命者的称号，也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了组织的认可。但大革命失败后几年艰险的地下斗争却动摇了他的革命信念，他开始在生活上放纵自己，终于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害。1930年8月，罗绮园主管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为敌人破获，党的著名理论家杨匏安等人被捕。罗绮园逃过一劫，却借机与被捕人员胡章原的妻子陈筱梅勾搭成奸。8个月后，杨匏安、胡章原等经组织营救获释。胡章原出狱后即发现罗、陈的丑事，非常不满。但罗绮园不知晦改，反而变本加厉，以组织名义调胡章原前往温州工作。在胡章原临离上海之际，罗绮园还与陈筱梅手挽手去为他送行。胡愤恨不已，在开船前几分钟突然上岸，径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告密。1931年7月25日晨，在胡章原的带领下，国民党特务逮捕了杨匏安、罗绮园等16名中共党员。
同样是身陷囹圄，杨匏安与罗绮园的表现判若天壤。据当时负责上海国民党特务工作的黄凯回忆，“杨匏安被捕后，我曾经秘密亲自找他谈话，劝他为家庭为个人前途着想，考虑自首，但被杨先生毅然拒绝。他说：‘杀了一个杨匏安，杀不尽千万个杨匏安。”’杨匏安的凛然大义连看守们也不得不暗自敬佩，称其为“杨铁人”。
而因生活作风不检点给组织引来灾祸的罗绮园却终日哀声叹气．不时流露贪生怕死的念头。杨匏安针对罗绮园的动摇，口诵一首《示难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余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这番成永别，相视莫潸然”赠与他，希望他能保持革命气节，同狱难友均为之感动。岂知罗绮园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不顾，更何谈革命气节？为了苟且偷生，他向敌人写了自首书，出卖了他所知道的党的机密，给党的工作造成很大危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编印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得意地宣称，罗的叛变“使许多重要机关皆感受极大威胁，整个工作陷于混乱状态，几使人人自危”。
然而，敌人榨干了罗绮园所知的党的机密后，弃之如敝履，在杨匏安等从容就义后，还是枪杀了他。
廖划平——特务圈里了残生
廖划平是由叛徒变身特务的典型代表，在对组织和同志进行了彻底叛卖后，他成为了敌人的同路人。而与魔鬼同行的结果就是，他自己变得不入不鬼。
廖划平是出身于四川一个小业主家庭的知识分子，1921年曾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归国后与吴玉章、杨罔公等在四川开展革命活动，成为四川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1926年初，廖划平作为参加国民党二大的四川代表前往广州，之后即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期间他编写的《社会进化史》风行一时。大革命失败后，廖划平先后在四川、湖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后改称顺直省委）军委书记，1931年夏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即叛变，致使顺直省委三百多名中共党员为敌人所逮捕，党在北方的工作因此遭受重大损失。
做了叛徒的廖划平随即成为戴笠手下的特务，先是被分配在北平宪兵司令部任军法官，协助北平的特务组织继续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并暗中监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动向，直接向戴笠报告。廖划平做了特务后，可能是受良心谴责，也可能是真的看破红尘，开始虔诚地信奉佛教，还给自己定下不赴宴、不收礼、不交游等戒条，因此他与军统众特务格格不入，被视为另类。不过，戴笠倒是很重用他，抗战开始后安排他在临澧、兰州等特务训练班任教，由政治教官渐次提升为训练班副主任。
1942年廖划平被调回军统局本部，先后担任人事处副处长、训练处副处长，抗战胜利前夕升任督察室主任。督察的职责是负责监督军统特务的，所以在外横行霸道的军统特务对督察是既恨又怕，称之为“特务中的特务”。戴笠任用廖划平来掌管这个部门，完全是看中了他古怪的性格。廖划平当起这个官来也还真是尽职尽责，他在军统局里不管走到哪个处，只要看见某个科员不在办公桌边，就坐下一直等到那个科员回来，非弄清其干什么去了才肯罢休，结果弄得没有一个人不恨他。
抗战胜利后，戴笠鉴于军统局在各地接收敌伪财产中多有贪污行为，决定成立财产清查委员会，派总务处处长沈醉负责。不料清查尚未开始，戴笠就因飞机失事而死，沈醉借机向接掌军统局的毛人凤建议，派廖划平兼任财产清查委员会主任，以推卸这个得罪人的差事。廖划平起初仍坚持认真清查，后来面对军统局大小特务上下其手贪污作弊，他自知无力对抗，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胡乱交差了事。
廖划平随国民党政府败逃台湾后，更加热衷于参加佛教界活动，与南亭法师、南怀瑾居士等来往密切，并曾以自己高级特务身份参与营救过以“匪谍案”蒙冤入狱的慈航法师等人。当时，毛人凤在台北郊外观音山建了一座纪念戴笠的戴公祠，廖划平索性搬到祠中居住，成日里吃斋念佛，俨然遁入空门。1951年10月12日廖划平在戴公祠突发脑溢血而死。
潘问友——半世纪后成烈士
在党史上，潘问友的另一个名字“潘文郁”十分有名。在他逝去半个多世纪后，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上即写明，“潘文郁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由“叛徒”而终成烈士，潘文郁的人生起伏跌宕。
1906年，潘文郁出生在湖北襄阳的一个书香门第，五卅运动中，他成为湖北学生运动的骨干，不久即加入中共，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成为中共六大代表，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长。1928年底，潘文郁回国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中宣部日常工作。期间，他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成为党内较有名气的理论家。1931年初，王明掌控了中央权力，把潘文郁调往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当年7月21日，困廖划平的叛卖，潘被国民党宪兵逮捕。由于他的党员身份已为叛徒所出卖，迫于压力，他填写了自首书。
经在张学良部工作的原中共党员黎天才（又名李渤海）保释，潘文郁得以出狱。此时，他已被开除出党，在苦闷中一边到大学任教，一边埋头翻译《资本论》。他以笔名“潘冬舟”译出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分册，与此前经济学家陈启修译出的第一分册，成为《资本论》的最早中译本。当时，在华北活动的中共组织还有直属中央特科系统的北京特科。北京特科负责人吴成方了解到潘文郁出狱后的表现后，认为他还有可能为党工作，随即找到潘文郁，对他说：“自首叛变当然是错误的，按党章精神要开除党籍，但不是要消灭他本人。如果对革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可以原谅。如果立了功，对革命事业也会算一份功劳的，也会有出路的。”
就这样，在脱离党组织两年后的1933年，潘文郁参加了特科的工作。北京特科还通过潘文郁把黎天才也吸收进来，从而获取了华北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大量情报。1934年经黎天才推荐，潘文郁出任张学良负责的鄂豫皖“剿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并为张学良讲解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为张学良正确理解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张学良尊敬地称潘文郁为“老师”，在这样的位置上，潘文郁得到了更多接触机密的机会，他都及时报告给了北京特科，为处在敌人围剿之中的红军提供了许多价值极高的情报，对红军出奇制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4年11月7日，北京特科遭到敌人破坏，国民党宪兵在从特科秘密联络点中搜查出的情报资料中，发现了潘文郁提供的绝密文件，潘的身份再次暴露了。蒋介石急电张学良，命令将潘文郁逮捕法办。但张学良非常敬重潘文郁的学识，遂把这个命令一拖再拖，还对黎天才说：“我张某从不出卖自己的部下。”潘文郁在被看押期间，曾向黎天才请假探家。黎天才放行后也曾担心他不回来，可潘文郁却如期返回，并说：“我跑了，叫你吃官司，那不是人做的事。”张学良听闻此事，益发敬重潘文郁的人品，遂多次向蒋介石求情。但蒋介石不为所动，还派钱大钧负责监刑，立即执行死刑。
1935年3月3日，潘文郁在武汉被秘密杀害。一个目击行刑过程的国民党军官后来说，潘文郁“上刑场时非常从容，极为镇静，面不改色”，“一副视死如归的气概”。张学良晚年在美国回忆潘文郁时，仍极为沉痛地说：“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
潘文郁英勇就义后多年，他的事迹一直不为人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在调查北京特科历史时才了解到他的壮烈经历。1988年5月30日，民政部发出革命烈士证明书，批准潘文郁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