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中共湖西地区发生了肃反扩大化，一大批干部被杀，对湖西地区党组织造成了严重损失。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及时制止了这场“肃托”扩大化，在党中央的指示下，适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尽最大努力挽回由此造成的恶劣影响，逐渐恢复了湖西的党组织，稳定了人心。
“肃托”由来
湖西地区位于苏、鲁、豫、皖4省交界，因其大部分位于微山湖以西，故称湖西地区。这个地区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的重要枢纽。1939年8月，湖西地区在所谓肃托斗争中，一个多月内将数百名党员、干部扣上“托派”帽子关押起来，致三酉多人被无辜杀害。
所谓“肃托”，就是肃清托派。托派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俄共内部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上世纪30年代，苏联曾开展过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无辜者遭到杀害。在中国，陈独秀等人于1931年5月成立托派“中央”。抗战期间，托派在中国并无统一组织，在中共党内更无一个系统完整的托派组织。然而，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后，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长文《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同年8月，康生担任中共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期间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波及全党。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肃托”，自1939年春从鲁南开始，到1942年夏结束，历时3年多，致使该抗日根据地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肃托”冤案，其中尤以湖西地区严重。康生的“肃托”文章被印成小册子，曾在湖西党内干部中广为流传，许多人对“托派”感到既恐惧又神秘。
事件始末
抗战开始不久，湖西人民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于1938年6月成立了湖西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李贞乾任总队长。后该总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成为抗战初期坚持湖西抗日斗争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同年12月，由八路军115师第685团改编成的苏鲁豫支队到达湖西地区，一举粉碎了日伪军4000余人对湖西的首次“扫荡”。湖西人民欢欣鼓舞，称誉苏鲁豫支队是“神兵天降”。
不久，苏鲁豫支队与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迅速发展到8000余人。1939年5月间，遵照中共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3个大队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一带开辟根据地；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部分兵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一带开辟根据地。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的是原挺进支队改编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梁兴初兼任大队长，王凤鸣兼任大队政委，王凤鸣同时还担任湖西军政委员会负责人。
湖西“肃托”是从苏鲁豫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开始搞起来的。原来，湖边地委办了一个干部学校，学员多是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1939年8月干校青训班结业时，一些学员提出，他们熟悉家乡情况，要求回去工作，不愿服从组织的统一分配。湖边地委负责人认为此事问题严重，主观臆断背后有人煽动，于是派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到干校处理此事。这时，康生的那篇反“托派”文章已传到湖西，王须仁即以此为理论依据，将此事件与“托派”联系起来，向地委汇报说学员“闹事”是因为有“托匪”活动，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非党教员魏定远有“托派”嫌疑。于是，王须仁将魏定远逮捕并亲自审讯，施用酷刑逼迫魏定远承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名单。
随后，王须仁根据魏定远的“招供”，大搞严刑逼供，并让被抓的人串供，如此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王须仁搞的“肃托”，得到了此时驻湖西的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的支持和苏鲁豫区委书记白子明的附合。王凤鸣虽是部队干部，但品质恶劣。他以当过红军、参加过长征而自命不凡，骄横跋扈，对当地干部很不尊重，曾与一些同志发生过争吵，他想借“肃托”泄私愤，于是与王须仁一拍即合，相互勾结，使事态进一步恶化。他们有恃无恐，用捆绑、吊打、压杠子、灌凉水、摇电话机过电等种种酷刑，大肆进行逼供、诱供、串供、指供。湖边地委的部长和各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被打成了“托派”。
接着，“肃托”像瘟疫一样又蔓延到苏鲁豫区党委。除党委书记白子明一人外，党委所有成员都被打成“托派”关押起来。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惨遭杀害；区党委青年部长孙衷文、组织部长郝中士、区党委委员兼湖边地委书记李毅先后被捕。这实际上等于毁掉了苏鲁豫区党委。
随后，王凤鸣、白子明等又把“肃托”发展到主力部队，逮捕了苏鲁豫边区原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支队长李贞乾、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第四大队队长梁兴初和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严刑逼迫他们承认是“托派”。
湖西“肃托”，王须仁是主凶，他借“肃托”之名，残杀大批党的干部；王凤鸣利用职权，凌驾于地方党组织之上，与王须仁相互勾结，乱捕滥杀，成为王须仁的靠山；身为区党委书记的白子明丧失党的原则立场，完全屈服于二王的威胁，并积极主持“肃托”，亲自刑讯逼供，负有领导责任。
湖西“肃托”事先并未向上级请示，山东分局和115师开始并不了解具体情况。115师政委罗荣桓从靠近湖西的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崔田民的来电中，得知湖西在“肃托中杀了很多人”；同时又接到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的电报，得知梁兴初（当时叫梁兴祚）也被王凤鸣抓起来了。罗荣桓感到问题严重，马上发电报，命令王凤鸣立即停止捕杀，同时将杨得志、崔田民的电报转给山东分局。
这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要路过湖西。于是郭洪涛发电报与罗商量后，115师和山东分局分别发急电，严令王风鸣停止捕杀。
但王凤鸣和王须仁不仅拒不执行，反而制造谣言，说中央和分局来电报，要他们继续“肃托”。随后，王凤鸣、白子明、王须仁私自成立了一个“整理委员会”，以代行党委的权力。更有甚者，9月下旬，白子明以区党委书记的名义，向各地委、中心县委和各地方部队发出通知，命令各地、县的干部到区党委“受训”，并要求他们把所属部队带来，阴谋吞编。除萧宿永中心县委和鲁西南地委分别因彭雪枫部与杨得志、崔田民的冀鲁豫支队的制止和掩护没有参加外，其他各县都派人参加了“受训”。而在“训练班”中，又有一批干部惨遭杀害。
据统计，在这次事件中，先后有五六百名党政军干部被捕受审，三百多人惨遭杀害，使整个湖西地区党组织多年辛苦打下的工作基础几乎全被摧毁，给湖西地区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损害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破坏了我党我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
组织应对
1939年11月，郭洪涛、罗荣桓、张经武等赶到湖西，果断释放了被关押的干部，制止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扭转了湖西危局。党中央高度重视这起严重的滥杀错捕事件，对事件的善后，山东党组织及时采取较为正确的应对策略。
首先，经上级批准，罗荣桓调整了湖西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并把第四大队调往鲁南地区，让彭明治率苏鲁豫支队一部到湖西，任命朱涤新为支队政委，原政委吴法宪改任政治部主任，令他们暂留湖西协助地方党组织稳定社会秩序。后又从鲁西调来黄河支队，接替苏鲁豫支队防务。经过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艰苦工作，受到摧残的湖西党组织和根据地逐步得到恢复。
其次，彻底调查登记并审查此次被杀者，对于真托匪及暗藏分子，公布其罪状；对于无辜受害者，在党内刊物上公布他们是被托派及暗害分子陷害的无辜牺牲者，并在党内召开可能范围的追悼会，以示昭雪。对于受害人家属，第一，分别派人安慰抚恤。第二，关于处罚王凤鸣、白子明的决定，通知各被害人家属并公布。第三，公布受害烈士文件，送被害人家属阅读，召开受害烈士追悼会，请其家属参加。
再次，在湖西党内进行有计划有系统地审查干部，清洗内奸分子，以纯洁党组织，并确保各级党组织掌握在有丰富工作经验和忠实可靠的党员手里，严防借此搞大批清洗，引起党内的不安，“更不能把一时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犯了错误的同志，看成反革命内奸分子”。
最后，山东分局根据中央要求将此事件的经验教训写成简明的党内文件用以教育全党。中央书记处在给山东分局的《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中，明确指示“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一方面要反对右的麻木不仁，忽视反敌探奸细及暗害分子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反对左倾，即扩大反革命的力量，引起自己的惊慌失措。”
另外，山东分局为加强对锄奸工作的领导，改进领导方式，成立了锄奸专门组织。山东分局在1941年2月25日的一份关于锄奸的文件中，决定撤销区党委以下各级社会部，加强公安局的锄奸组织。明确规定“专署以上公安局长之配备，由各区党委选定，连同履历报分局，由分局批准后再配备”。
总之，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115师和山东分局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逐渐稳定了湖西的局势，使当地的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罗荣桓离开湖西时，将王凤鸣、王须仁等调到115师师部继续审查。王须仁在途中畏罪自杀；王凤鸣在听到中央决定给他判处徒刑的消息后，于1941年7月畏罪叛逃，投奔日寇，当了可耻的汉奸。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对于这一事件的性质，当时都是用“肃托是正确的，错误在于扩大化”这样的结论来解释，没能指出这是一起无中生有的冤假错案。
湖西“肃托”事件是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也是山东党史上的一起悲剧性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讲，照搬苏联共产党的做法，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是造成“肃托”错误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当时敌我斗争十分激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容易误导党组织负责人对革命队伍状况做出不切实际的判断。从主观上讲，湖西“肃托”事件主要是由于王凤鸣、王须仁作祟，但同当时王明、康生对“肃托”的鼓吹也是分不开的。王明、康生照搬苏联模式，鼓吹“肃托”是大的历史背景。受这一历史条件的影响，人们当时认识不到“肃托”本身有什么问题，而认为湖西事件是“肃托”的扩大化。因此直到1942年，刘少奇到山东后“肃托”才被完全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