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西安事变的研究出现了众多成果，在史买分析和方法运用上都有重大突破。因为史料的掌握、历史观的立场等原因，在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的研究中形成了不少热点和难点问题。梳理起来，主要为4个方面：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中共事先是否知晓；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转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谁先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谈判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周、蒋会面谈判有几次；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周恩来是否知晓并同意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去南京。
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
西安事变，主旨是逼蒋联共抗日。因此，西安事变与中共的利害关系是不言而喻的。长期以来，海内外一直关注一个问题，即西安事变发动之前，中共是否知晓。普遍流行的说法是，中共事先不仅没有参与，而且毫无所闻。对于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前与张、杨的接触，学术界基本认为，周恩来对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转变有很大的促动作用。如有学者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事前确实没有同中共有过商量，但中共方面希望张学良按照肤施会谈的约定、尽快推动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并催促张学良采取行动也是事实。还有学者认为，周恩来为转变张学良，杨虎城立场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张、杨在国民党内部实行逼蒋抗日政策，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现在争论的焦点是，中共是否事先知晓西安事变的发动。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尤其是叶剑英等人的亲身经历，提出了新的论断。1936年10月初，叶剑英以中共中央代表的秘密身份到西安协助张学良改造东北军。29日晚，叶剑英等曾向中共中央报告，张、蒋会谈无果，西安有入主张“捉蒋”。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恶化，苏联学者利用共产国际档案批评中共。如A-C．季托夫的论文《中国争取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1935-1937》>，便说西安事变的发动与中共有“直接”关系，称“1936年11月，毛泽东的代表叶剑英还曾同张学良讨论过扣蒋问题”。杨尚昆后来还回忆：叶剑英回来汇报，说张学良无意间说过“必要时进行兵谏”。此外，除了刘鼎是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联络员，中共当时在西安有着较为发达的地下党系统，如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等，对推动西安形势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1996年，国家安全部负责编撰的《李克农一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其中提到西安事变是“李克农首先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中共中央”。这就直接否认了193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接到张学良电报后才知晓西安事变的主流观点。据此，有学者提出：“从西安地下党完善的情报系统、优良的通讯设备和大批情报骨干云集西安的情况看，那种认为中共中央在12日白天并不了解事变真相，要到13日才了解事变详情的观点应该是站不住脚的。”有学者还进一步指出：“在西安事变发动之前，中共中央，至少是其主要领导人（毛、周等），已经知道张学良有了举行扣蒋政变的打算，但他们并不赞同。”其原因主要是：中共作为一个正派的政党，历来不对敌对的政治领袖人物采取绑架暗杀等；中日民族矛盾早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需要的是统一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共产国际和苏联已坚持主张联蒋抗日。
如果中共提前知晓了西安事变的“扣蒋”，有一个问题就随之而来，即中共是否参与了西安事变的“扣蒋”。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说：在谈好有关协议文字后，周恩来要回延安复命，张冲陪其去西安，“不料事隔几天，西安事变突起，当时张冲、周恩来都在西安”，暗指这一事变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台湾《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6年12月10日也有记载：“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冲自南京到西安，准备去陕北。”而《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都没有记载周恩来在12月12日的具体活动。直到12月13日上午，才记载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并发了言。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在保安，却又说周恩来于12月13日到了西安。从现有史料看，既不能证明周恩来就在保安，也不能证明周恩来就在西安。要证明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的活动内容，仅仅依靠电报的署名或个人的回忆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具体的历史记载，才能最终破解这一谜团。也有学者认为：陈立夫的回忆有误，当时的周恩来是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如果中共提前知晓了西安事变的“扣蒋”，并与张学良有所商讨，为什么事变之后双方又都说事前未与中共有任何商量，而且连被扣的蒋介石也这样说呢？有学者认为，这是张学良和周恩来合演的一出爱国好戏。西安事变发动后，形势极为严峻，如果不慎重地加紧处理好对蒋问题，西安事变就可能走向反面，造成内战的危险。放蒋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最佳选择，而放蒋的主要条件便是与中共联手抗日。要他答应这一条，必须先设法缓解他对中共的深仇大恨。于是，张学良扮白脸，周恩来扮红脸，让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以及南京方面的人士自然而惊异地发现，扣蒋之举完全是张、杨的密谋，中共不仅事前毫无所闻，而且一听说此事，立即全力规劝张、杨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这出好戏，起到了促成国共和解、实现举国抗日的重大作用。
笔者认为，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中共提前知晓西安事变的发动，但能肯定的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就做出了一系列的应对：第一，致电正和国民政府谈判的潘汉年，要其劝国民党方面“不可以民族国家之利益迁就蒋氏一人”，应与中共一起抗日救国；第二，向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发出“关于西安起义的指示”，主要是号召民众“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等；第三，以军委主席团名义通报西安事变的发生，要求“各兵团加紧整理训练准备新的战略行动”；第四，提醒张学良要把“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紧急时诛之为上”，并告周恩来拟前去协商大计。这就对中共当前的谈判工作、国统区工作、军事工作、统战工作等方面做出初步安排，其核心是要审判蒋介石、尽力争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对西安事变长期的打算则主要反映在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中，即准备半月内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与国民党军队一起组织抗日联军，以南京政权中的抗日派暂时主持南京局面，“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成立”，“争取蒋军全部”等。在这里，中共更明显地筹划要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并最后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将不再存在。有些论著认为中共中央刚得知西安事变消息时，就沉浸在欣喜若狂或难以置信之中，是有些言过其实了。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转变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共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经历了一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反而是一度有“除蒋”的打算。学术界一致肯定，周恩来在1936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12月17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为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转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表示承认南京政府为全国性的中央政权，承认对蒋介石生命安全的威胁只会造成严重的内战前途，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这次会议成为中共对西安事变决策的转折点。现在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是谁先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大多论著，如申伯纯的《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张魁堂的《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等，都不同程度地叙述了周恩来1936年12月17日到西安后，当面向张学良提出事变是“军事阴谋”的看法，并分析事变存在更好和更坏两种前途，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做全国抗日领袖，争取好的前途。就连1998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也是如此，着力论述了周恩来对事变两种前途的分析，主张“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并评价“这是一个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这就说明，早在12月17日，周恩来一到西安就比中共中央更早地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决策和方案。有学者认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保蒋安全，这是周恩来独立作出的决断，是一个事关西安事变如何解决的关键性决策，也是事关中共中央正式确立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性一步，此后才会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最终形成。还有学者评价：周恩来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正是抓住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核心问题。中共中央当即接受了周恩来的重要意见，从而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导方针。
有学者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虽可根据形势相机行事，但不可能在重大问题上置中共中央的既定决策于不顾而自作主张。事变之初，中共中央不但没意识到蒋介石被扣会引发内战的危险，反而期望蒋军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并一度设想了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的理想化方案。周恩来在保安直接参与了中共中央的最初决策过程，很了解当时中共中央对于事变的看法，不会一到西安就把说服蒋介石当成事变的更好前途，也不可能当面向张学良指责“军事阴谋”。直到12月19日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才分析了西安事变后局势的两面性，指出有两个前途，并真正放弃了“除蒋”方针。中共中央对于西安事变是“军事阴谋”的说法，也是12月19日以后才出现。总之，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有学者也注意到12月17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提出在内战爆发、西安被围时对蒋介石“行最后手段”，也认为这时的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都是坚持“除蒋”的。
为何会出现这种误解？这与周恩来1937年2月5日和范长江的谈话有关。周恩来在这次谈话中说：“张扬如此做法，殊欠妥当”，是“军事阴谋”，只会发生内战，与团结御侮的需要相反。“周恩来系于12月16日由肤施乘张之波音机到西安，既向张陈述释蒋之必要，同时更亲自与羁陕中央要员见面，作各种政治协商。”有的学者认为：这次谈话的前一天，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达成协议，结束紧张对峙局面，基本奠定国内和平大局；同时周恩来还接到要去杭州与蒋晤谈的电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谈话明显有为国共谈判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舆论氛围的意图，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还有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势下，说一些虽然与史实不尽相符但对张、杨也没什么危害而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又爱听的话，进一步缓解国共两党的仇怨，以便使国共谈判获得更好的成果，说明周恩来是大政治家，善于巧妙地运用政治艺术，来谋求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上还有一种争论，即中共中央在12月20日之前是否收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报。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有几封往来电报提及此事，如12月17日，毛泽东回复张学良对于苏联态度的询问：“我们对远方（指共产国际 笔者注）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16日的来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12月1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讲：“国际指示还未到”，因此新拟定的公开通电等暂时还不能发，要等两天再说。12月20日毛泽东才致电周恩来“国际来电如下”，告诉了共产国际来电的主要内容。12月21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大多学者以此为据，认为中共中央在12月20日以前没有收到共产国际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报。对于此事，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指出：“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电报原理、机要纪律、逻辑关联、政治常识还是当时的具体做法，都不支持当年共产国际16日来电的“完全译不出”说。共产国际不会对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无动于衷，迟至16日才发出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共产国际16日的电报主要是针对中共中央15日电报的复电。毛泽东是为了等周恩来17日到达西安与张学良达成共识后，才能对共产国际作出实质性答复，因而18日才以电码错乱为由回电要求重发。当然，这并不影响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自主性质。因为中共中央从“除蒋”到“释蒋”政策的转变，是在多方博弈中力争利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并不是因为服从斯大林或共产国际的命令，不能夸大共产国际16日来电的作用。
笔者认为，对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的决策转变，不能仅仅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报来解读，还要更多地从中共中央对当时形势判断的变化来解读。在西安事变之初，中共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提出审判蒋介石，并计划争取南京政府中的抗日派，一起组织抗日联军，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但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各地实力派只有李宗仁谨慎表示同情，全国上下都是谴责张、杨的声音，南京国民政府更是积极组织“讨逆军”。正如毛泽东在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说：“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种情况是大多中共领导人始料不及的，审判蒋介石和争取抗日派的条件根本不具备，更别说其他远期目标了。严重的内战威胁摆在面前，成了中共领导人的当务之急。因此，中共中央对形势估计不仅不再乐观，反而转为非常担忧。这从中央此后几天对于工作的布置中能得到印证。12月21日，中共中央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就这样估计当前的局势，即“南京右派与日本联盟正在夺取蒋系中派造成中国内乱；另方面南京与各地左派正进行调和，中派在动摇中，人民反对内战”。中共中央还致电在上海谈判的潘汉年，要他立即向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此外，又致电周恩来，要求派人去做黄埔系的工作，揭露亲日派“欲置蒋于死地之阴谋”。可见，中共中央非常担忧南京国民政府会因此和亲日派一起勾结日本，日本奴役中国的目的就此得逞。长期囚禁蒋介石，不仅让局面更加混乱，甚至会有利于亲日派填补蒋介石留下的权力空间，夺取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要阻止这种严峻局面，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了。
事变期间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谈判问题
对于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与蒋介石会面问题，学术界历来分歧颇大，大致可以分为一次说、两次说和三次说。
一次说的依据主要是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选集》，其中披露了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关于面见蒋介石的电报，认为周恩来和蒋介石会面是12月24日晚上的事，并只此一次。这个观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西安事变和周恩来的论著中都有反映，如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等。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修订本，仍坚持这个观点，认为据12月25日周恩来的电报，12月24日蒋介石和周恩来会面，并作了联共抗日等表示。
两次说的依据主要是蒋介石日记或宋子文日记，越来越多的学者采信此说。有学者依据宋子文日记，认为12月23日晚上和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和蒋介石两次会面，第一次会面是简短谈话，第二次会面蒋介石作出联共抗日等表示。有学者依据蒋介石日记，认为西安事变期间周与蒋曾两度会面，第一次在12月24日晚上10时以后，第二次在25日上午10时许。第一次会面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但因时间已晚并未多谈；第二次会面由宋美龄、宋子文陪同，蒋介石表示联共抗日等。周恩来12月25日的电报中记述的内容主要是12月25日第二次会面的结果，而不是申伯纯等人记述的12月24日晚上，周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情况拖到第二天晚上才报告中共中央。也有学者认为这个说法难以成立，仅靠发报时间来推论，证据明显薄弱。12月24日晚周、蒋首次会面，双方略作交谈，因约定次日上午再谈，故周恩来才将当天应发之电报推迟至次日晚，等待与蒋二次会谈有了结果后，才一并电告中共中央。
三次说的依据主要是综合宋子文日记和其他材料。有学者认为，宋子文日记记载了周恩来于12月23日晚上和12月25日上午两次面蒋，博古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12月24日晚上是周恩来第一次去面见蒋介石，这两则材料可信度都较高，西安事变中周、蒋的会面次数是12月23日晚、24日晚与25日晨3次。宋子文日记没有记录24晚的会面，可能这次宋没有参加，或因见面内容大同小异而省略，也有可能宋子文将24日晚的会面记成了23日晚。其中，以宋没有参加的可能性最大。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中，有份周恩来与蒋共会面3次的报告，究竟情形如何，尚需进一步考证。也有学者认为宋子文日记中记载的12月23日周、蒋会面之事并不存在。这时双方谈判还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中共中央的释蒋指示也没有到来，周见蒋的时机并不成熟。12月23日是宋美龄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她在回忆录中明确记载蒋介石“不愿见”周恩来。蒋介石日记也证实23日未与周恩来会面，到12月24日才第一次会而。
笔者认为，随着史料的挖掘和讨论的深入，可以基本认定周恩来在西安事变至少两次面见蒋介石，目前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12月25日周恩来关于与蒋方谈判并与蒋会面情况的电报。原来论著大多认为这封电报是反映12月24日的谈判和面见蒋介石情况，这个看法是不妥当的。第一，这与其他文献资料不符。宋子文日记和蒋介石日记都指出了12月2s H周恩来与蒋方继续谈判，并且第二次面见了蒋介石，而且这封电报中的内容与这两份日记的具体内容基本可以相互印证。尤其是12月24日晚12时中共中央关于释放蒋介石条件电报中的指示，在这封电报关于谈判的内容中都有体现，如确定南京国民政府军队撤退、召集救国会议、蒋回去后发表通电、分批释放政治犯等。这充分说明这次谈判已经收到了这封中共中央于12月24日晚12时发出的电报，也就是说，这次谈判是在12月25日。第二，这与电报本身内容不符。这封电报是12月25日发出的，如果电报的前部分是讲述12月24日周恩来与蒋方谈判并与蒋会面的事情，后部分是讲述12月25日张学良释放并亲送蒋介石的事情，电报中应该有时间区分，否则混淆不清。在周恩来的其他电报中也有这种情况，一般使用“昨”等词以示区分，而在这封电报中，只有“今日”、“今天”。所以，笔者认为这封电报就是记述了12月25日周恩来与蒋方谈判并与蒋会面的情况。此外，对于这封电报的时间，有的认为是“二十五日十五时”，但当天张学良和蒋介石一行的飞机起飞“已是下午四时了”，可见此处在时间逻辑上有误。笔者认为“25日19时”才比较符合时间逻辑，应以此为准。
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基本都认为：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拉着杨虎城，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释放了蒋介石。而且，周恩来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也是不同意的。这个观点的基本依据是，周恩来得知张学良送走蒋介石后立即赶往机场劝阻，并且在当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周恩来表示“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在扣留蒋介石之后，释放蒋介石就成了西安事变的核心问题。如此重大的问题，若依学术界目前的观点，则成了张学良的个人行为。有学者对此进行探讨，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和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区分开来，而不应混为一谈。
对于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综合蒋介石、宋子文的日记和其他材料，周恩来是知情的，并提供帮助，说服杨虎城，使蒋介石当天得以顺利离开西安。应该看到，张学良虽曾有单独行动来释放蒋介石的计划，而且周恩来对此计划也是知情的；但因杨虎城的军队控制着西安而有些冒险，加上蒋方的反对，计划被放弃。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面见了蒋介石，双方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达成共识。释放蒋介石，不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而是建立在当天上午谈判成功的基础上，是至少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集体行为。周恩来在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长期以来没有被披露于众，是因为中共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直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回避周恩来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张学良，有利于张学良的安全；同时还可以维持蒋介石“体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
对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周恩来是不矧青的，这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之前，周恩来就劝过张学良不要亲送蒋介石。周恩来得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后，立即赶往机场想再次劝阻，但为时已晚。这也说明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不是个人行为。因为，如果张学良是私自释放蒋介石，周恩来只身一人是难以劝阻的，他得知消息后，应该首先尝试和杨虎城等人联系，做出必要的部署，包括指挥邻近部队监视并控制机场、警戒张学良的部队等。但周恩来听此消息后，第一反应是只身赶去机场劝阻，应该是他担心张学良到机场后会陪同蒋介石一起飞往南京，认为对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这种个人行为，只需要也只有自己亲往才能劝阻，而没有必要做出其他应对措施。对于此事，周恩来以后有几次论及，都是叹息张学良不该亲送蒋介石，而从来没有责备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
由于蒋介石、宋子文日记和张学良口述材料的公布，逐渐有更多学者认同周恩来帮助了蒋介石离开西安。如有学者依据宋子文日记，认为12月25日谈判成功后，宋子文提出当天释放蒋介石，周恩来还在最后关头说服杨虎城。当天下午，周恩来再度主持有关会议，就此进行劝说工作，只不过因为多数意见仍然赞同中共中央的观点，周恩来并未能取得成功。直拖到傍晚时分，他才不得不放弃努力，转而又去和张学良商议，“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这里的论述还是很含糊，存在矛盾和漏洞。第一，如果周恩来知情，为何还会拖到傍晚再去找张学良商议；如果周恩来不知情，又何来说服杨虎城。第二，多数人赞同中共中央的观点，周恩来的劝说没能成功，这就直接认定周恩来在重大问题上违背了中共中央的观点，还要说服大多数人一起违背中共中央的观点。这显然缺乏说服力。
对此问题，症结在于如何看待周恩来12月25日在蒋介石走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笔者认为，电报中提到“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这在宋子文、蒋介石日记里没有反映。由于日记本身带有即时记述亲身经历的性质，比一般回忆性史料可信度高，更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蒋介石生前甚至没有透露在西安事变中见过周恩来；所以，对于周恩来没有要求“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和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蒋介石和宋子文是不可能在日记中有所虚构或美化的。那为何周恩来却在电报中这样说呢？这其中具体内情到底如何，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依据目前材料还不能妄下结论，笔者在此仅提供一种可能性的分析。12月23日与蒋方谈判后，周恩来曾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可以放蒋；但第二天，谈判的结果在张、杨部下产生激烈争论，大多数人认为蒋离开西安前至少要履行部分条件。经过这场争辩，周恩来的态度也有变化，当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转而指出：“蒋目前在西安环境中有抗日愿望，但南京环境不改，他又将回到动摇中去，现正从撤兵、组府、与我方秘密协商及公开宣传上找保证”。正如这次态度变化一样，周恩来在12月25日上午谈判结束后去说服杨虎城，杨虎城对自己意见的申辩很可能又使周恩来变得谨慎起来，“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对于重大问题的前后判断时有变化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