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九旬的张文是洪学智将军的夫人，她是三过草地的老红军，是数得过来的健在长征老战士之一。
一天午后，笔者应约走进北京市海淀区一个院落，拜访革命前辈张文老人。一跨进院门，青翠的树木、应时的鲜花、各色青蔬，累累硕果，使人油然而起一种收获的喜悦。走过艰苦的战争岁月，红军战士张文在自己的人生长征中收获了什么？
红军队伍成了小佣工的家
1919年6月，张文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洪口镇一个的贫苦农民家庭，身前已有3个男孩。父亲张玉鼎，读过私塾，在当地算是个文化人，靠在山村教几个学生支撑一家人的生计。张玉鼎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张熙泽”，那时的张玉鼎无法预料到后来在战争年代“张文”取代“张熙泽”，成为伴随女儿一生的名字。母亲张郭氏勤俭持家，耕种地主家的3亩薄地。一家人辛苦一年，也不过是勉强维持“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遇上年景不好，地租交不上，一家人也只能眼睁睁挨饿。
张文刚满9岁那年，父亲患眼疾无钱医治，不久就双目失明，丢了教书的差事，也断了全家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母亲张郭氏的肩上。为了让孩子们有口饱饭吃，张郭氏先把儿子送到地主家做工，后又把张文也送到本村一户地主家去当小佣人。
从此，每天大清早，还在睡梦中的张文被母亲拉起来，睡眼惺忪地跑到地主家，点火烧水，伺候地主婆起床，然后把地主的儿子收拾好，用布带驮到背上。一背就是一整天，张文的后背和裤子，被小孩尿得湿了干、干了又湿。张文用布带背大了地主家两个小孩，却还是免不了被地主婆责骂。
此后，张文又到另一户地主家带孩子。这家的地主婆心肠更坏，下手更狠。一天，张文做好饭，给地主婆端洗脸水，地主婆无端发起火来，她伸腿踢翻张文手中的盆，水洒到床前的炭火盆里，灰尘腾地扬起来。“死鬼！死鬼！一天到晚就会吃，什么也不能干！”地主婆一边骂，一边举起长烟袋锅使劲打张文的头，鲜红的血顿时顺着张文捂着头的手流下来。这次流血事件在张文的心里种下仇恨，小小的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富人要对穷人那么狠？
1932年12月，张文的苦难日子终于熬出了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来到川北，创建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张文惊奇地发现，洪口街上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跑得无影无踪，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大巴山上。
当时，驻扎在洪口镇街上的是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部住进了张文家。大个子团长模样很威武，一开口说话却是非常的和蔼可亲，他有空就给张玉鼎夫妇讲革命道理，张文有时也凑近去听，感到那些道理虽然陌生却很亲切。后来接触红军多了，张文懂的革命道理也越来越多，她渐渐明白穷人为什么受穷，地主老财为什么压迫剥削百姓。
这些革命真理像巴山夜雨，滋润张文求知若渴的心田，“参加红军、参加革命”的念头开始盘桓在张文的脑海，挥之不去，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迫切。这个小秘密在张文的心里翻腾了好几个月，终于在1933年2月成为现实，张文和二哥张熙汉先后背着家人参加了红军，兄妹俩都分配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供给部的被服厂工作。
被服厂设在街上的一座大庙里，全厂有男女红军战士二三百人，每12个人编为一个班，生产、生活、管理全部军事化。厂里只有四五台不同牌子的缝纫机，男的使用机器，女的都靠手工。每人每天都有定额产量，比如做1套军装、缝10条子弹袋、上10双布鞋底、做10顶八角军帽等等，每人任选一种。别看那时的张文年纪小，身材单薄，但她做针线活心灵手巧，又不怕吃苦，每天做完自己的定额，就去帮助手慢的站友。
随着部队不断壮大，被服厂的生产任务也越来越重。春夏忙冬装，秋冬赶夏装，从早忙到晚，有时一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有一天，红四军政委周纯全来到车间，张文正在用小土布上衣袖口，因为整天加班，困得迷迷糊糊，一不小心把袖口上反了。周政委发现后，俯下身子轻声对她说：“小鬼，你把袖口上反了。”张文一惊，看着上反的袖口，很不好意思。政委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拆掉重上就是了。”
红军生活的确苦，可张文觉得部队官兵平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红军生活再苦也没有受地主婆的打骂苦。清晨天刚蒙蒙亮，张文就与战友们打着火把去跑步。有时，部队还组织爬山比赛，女兵里总是张文最先爬上去。那时的张文连行军走路也爱哼着家乡民歌，战友们一提张文总爱说“那个爱唱歌的姑娘”。工间休息时，张文最高兴的事就是老战士教她和别的新兵唱《小放牛》、《当红军》等歌曲，班组之间还组织拉歌比赛。晚上在皎洁的月光下，张文和战友们在空地上围成圆圈，玩“丢沙包”的游戏。
在革命的大家庭里，张文生活得十分充实、愉快。由于工作积极，表现出色，张文当上了女兵班长。革命激情在心中涌动，张文在革命队伍里成长。1936年2月，张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一名忠诚战士。
残酷而传奇的长征
虽已是耄耋高龄，张文老人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精神和语言表达能力。她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长征路上的大哥大姐们，他们中许多人在行军、战斗中倒下了！”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开始西撤，3月下旬在连续进行了广（元）昭（化）、陕南和强渡嘉陵江战役后，开始万里长征。
回忆当年的长征情形，张文说，那已经不是一个“苦”字可以形容。在军博的展厅里，张文看到一顶很旧的牛皮帽子，她说其实当年她们大多数人用的都是竹子编的帽子。展品中还有麻绳编成的小包，张文倍感亲切，因为现在她家里还保存有这样的小包。
张文感到遗憾的是现在反映战争年代的影片太少了，“我是从革命年代过来的，就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像《董存瑞》什么的，现在战争片太少了”。站在光电效应做成的雪山复原场景前，张文说实际比这苦得多，“雪地很深，倒下去就起不来”。“敌人的炮火离我们只有5里路。我们没有前方后方，那时肚子是空的，没有吃没有穿，但是精神上非常乐观，走到哪里就把歌声带到哪里。”张文说。
在长征途中，张文几次遇险，又几次奇迹般地睨险。她的传奇经历令人闻之惊心，却也是千千万万红军将士长征路上的真实生活写照。
长征开始后的一天夜晚，下着毛毛细雨，红军被服厂的战士们背着设备、物资，从通江向巴中清江渡行军。张文背了一篓山西晋军生产的马尾手榴弹，50多斤的重量把她的肩膀压得又红又肿。山上的羊肠小道又窄又滑，加上天黑飘雨，人又困乏，行军更为艰难，稍不留神便会掉下山涧粉身碎骨。
张文和战友们一边在山路上小心行军，一边互相提醒：“当心路滑！”“尽量靠山梁走！”一不提防，张文左脚踏在一块石头上，“扑通”一声连人带篓滚下山坡，一下子摔得晕了过去。排长刘文芝带着两名女战士，拉着树枝小心翼翼地爬下山坡，边爬边呼喊张文的名字。迷迷糊糊中听到呼喊自己的声音，张文慢慢苏醒了过来，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浑身上下疼痛起来。仔细打量周围，张文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自己恰好躺在一棵大树上，下面就是黑黝黝的万丈深渊。如果没有那棵大树，张文就滚到深涧里去了，战友们都说她的命大。
红军强渡嘉陵江后，由于连续长途行军，饥寒交迫，张文患了肺病，身体极度虚弱，脚肿得穿不上鞋子，每迈一步都疼痛难忍，但行军的脚步却不能停止。战友们争相为她背背包、背线团，她肩上只剩下一个盛水用的铁桶。
一天，张文和战友们行军到一个小山坡，不远处的几间破草房里，竟隐蔽着一股国民党军的散兵。敌人一边朝红军开枪射击，一边分两路包抄，还狂叫“投降吧，你们跑不了啦！”张文和战友们手中没有武器，不能与敌人硬拼，惟一避开伤亡的办法就是利用地形地物，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尽管大家身上都背着几十斤、上百斤的负重，还是勇敢地冲杀出一条血路。
当时，张文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直冒金星，敌人的子弹“嗖、嗖”地从她身边掠过，可她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宁死也不当俘虏！她一个劲地拼命奔跑，竟奇迹般地赶上了大部队。一到宿营地，张文就瘫倒了，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粗气。战友们都围了上来，帮她卸下还背在身上的那只铁桶。“好险啊！”一个战友惊叫起来，大家马上都围了过来。原来，张文背的铁桶上被敌人的子弹打了5个窟窿。张文不禁在心里暗暗庆幸，是这只铁桶救了自己的命啊。
穿越松潘草地的时候，张文遭遇第3次险情。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张文所在部队已经往返两次过草地，现在准备第3次过草地。经过几天准备，张文和战友们扔下沉重的机器，每人背着布匹和线捆、15斤青稞和一捆干柴，第3次进入了草地。在一望无垠的草地沼泽，饥饿与寒冷像两个恶魔紧紧纠缠着长途行军的红军将士。很快，张文和战友们随身带的粮食吃完了，勒紧裤腰带也不顶事，许多同志吃不饱肚子而病倒累垮。
有一天，张文从草丛里捡到一个生牛蹄子，可是草地上湿漉漉的，可以取火的燃料实在稀少，饿得不行的张文将生牛蹄用茶缸煮煮就吃了。没煮熟抑或早巳变质的生牛蹄在张文肚子里“大闹革命”，害得她发烧、拉肚子。红军队伍中药品奇缺，没有药医治，腹泻使张文几乎虚脱。即使这样也不能不行军，张文只能一边忍着腹痛，一边拖着两条像灌了铅的腿向前走。
当时，部队有要求，不能丢下一个伤病员！战友们每天一到宿营地，就先把水烧好，等张文一到就帮她洗脚除乏。凭借红军战士的坚强信念和毅力及战友的搀扶相助，张文紧紧跟着部队，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
追忆往昔，张文激动地说，“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们团结一致、生死与共，表现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和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应该教育子孙后代永远学习和继承这种精神”。
简单的“终身大事”与一言难尽的硝烟岁月
作为女战士，张文和姐妹们在长征路上尝过任何文字都无法描述的艰辛。回忆长征路途，张文动情地说：“当时，我们既没有前方支援，也没有后勤保障，就靠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前进就没有出路，我们女同志空着肚子跟在男同志后边走过草地，硬是没有掉队。”
在红军的三大主力中，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人数最多，达到1800名之多，在四方面军的队伍里，女兵成团成营地组织了起来，抬担架，运输生产、修炮造枪、治安保卫、上前线作战，前方后方到处都有女红军的身影。长征中，女兵的贡献功不可没。张文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供给部被服厂女战士共有6个班、100多人，走到八里铺时，只剩下了两个班，很多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女同志随部队行军作战要克服比常人更多的困难。”张文说，“但在吃苦耐劳方面，女同志绝不亚于男同志。”她告诉笔者，女红军行军途中什么都干，背粮食、抬担架，给伤病员喂水喂饭、洗衣服……
张文描绘了女红军当年行军的情景：那时候，我们往天泉、芦山转移，一个女同志要背5支七九步枪，加上自己的干粮袋，山高路陡，天又下雨，没有到宿营地不能停下，马有马掌，我们女同志的脚上也有类似的东西，不戴上走不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军营女儿的情感更加坚定，更加纯洁。长征路上，张文和洪学智喜结良缘。1936年5月30日，红四军在雅砻江畔召开了运动会，主持人搞突然袭击，点名叫供给部女兵班唱歌，班长张文带着女兵列队走上主席台，领唱了《打骑兵歌》和《捉活牛歌》。她不知道这时自己已经被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盯”上了。第二天在洪学智的办公室，洪学智与张文第一次谈话后他们就定下了“终身大事”。6月1日晚上，张文和洪学智在军政治部办公室举办了简朴热闹的婚礼。婚前的恋爱过程省略了，婚礼也是简之又简，但战争年代结下的姻缘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坚不可摧，历久弥深。
行军作战中，生育孩子是女兵结婚后最害怕的事情。张文先后生育了8个儿女，其中有4个是出生在战争年代，最让她难忘的是当年迫不得已将大女儿送人的情景。
1939年7月，张文与洪学智的大女儿醒华出生了。不久，张文抱着女儿，随洪学智所在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到华北地区开办抗大分校。转移途中必须穿越日军封锁线，带着孩子行军非常不方便，时任抗大校长的罗瑞9即以及洪学智都多次给张文做工作，劝她把女儿送给老百姓。可是，看着女儿胖乎乎的脸蛋，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自己，张文心中升腾起强烈的母爱，她怎么舍得扔下自己的女儿呢？洪学智见张文态度坚决，也不好再说什么。
穿越曰军的封锁线前，罗瑞卿动员所有带孩子的女同志要绝对保证孩子不哭不闹，不暴露目标。离封锁线越近，张文的心缩得越紧，她背着女儿，几乎是一溜小跑地跟随部队急行军。突然，奔跑中的张文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个趔趄，女儿“哇”的一声哭了。紧张的张文一边哄女儿，一边向前跑。正拿着指挥旗命令部队前进的洪学智，听到孩子哭声后找到张文，严肃地说：“把孩子留下吧！”张文一愣，继而着急地对丈夫说：“你……你怎么忍心？”洪学智没有吭声，但沉默同时也是一种无声的解释与劝慰。
张文知道丈夫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此时此地，把女儿留下也是万不得已的事。含着泪，张文慢慢把背上的女儿解下，交给丈夫。她紧紧跟在丈夫身后，找到附近一户农家，女儿连同5块银元一起交给了老乡。黑暗中，张文努力回忆女儿身上的特征，细细辨认周围的地貌地形，并问清了地名。
第二天清晨，部队顺利穿过日军封锁线，在老乡家休息时，张文忽然发现，女儿的一块尿布还搭在丈夫所骑马匹的马背上，睹物伤情，她不禁又哭了。党支部一个外号叫“马克思”的老红军给张文做思想工作，“别难过了，以后全国解放了，再回来找孩子吧”。果然，直到全国解放后，这个离散了12年的女儿才回到张文的身边。
老战士的新长征之路
从少年时代参加革命至今，张文从未后悔，“我当兵没有白当，如果我不革命，不跟党走或者半途而废，都没有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支持红军？因为红军为人民服务，为穷人打天下。”张文希望人们不要把她的话仅仅当作宣传口号，“我讲的不是故事，我是在说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她觉得现在的孩子条件简直太好了，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不缺，但又有些让人担忧，“电视什么都看，好的吸收不了，坏的接受最快”。张文觉得现在的孩子应该多学长征精神，学会艰苦奋斗，在精神上意志上不怕苦不怕累。为了教育后人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张文将自己保存收藏多年的战争纪念品，如红军在四川的布票、钱币、共青团员的团章等给了国家。
在管教孩子方面，张文是出了名的严格。大儿子洪虎小时候很淘气，张文没少批评，并曾动手打过他。因为打孩子，张文所在的党小组还专门开会，批评她打孩子不对，让她注重多说服教育。张文不光是管教自己的孩子认真负责，她是全军较早的幼教工作者之一，曾很长时期里担任幼儿教育工作，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幼教事业上。
1950年初，洪学智在叶剑英领导下，参与接管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工作。不久，张文也奉命在广州筹建第十五兵团幼儿园。当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毛泽东签署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洪学智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张文随之从广州北上东北，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留守处幼儿园主任。
幼儿园的孩子小的只有1岁、大的4岁，可是他们的父母却为了祖国的和平安宁，正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为了带好孩子，让他们的父母在前线放心，张文一心扑在工作上。幼教工作刚刚起步，没有经验借鉴，她就边摸索边干。她还经常给前方的同志捎信，让他们多打胜仗，别挂念孩子。
那时，大女儿醒华刚从山西找回来，对家里人还有些陌生。看到妈妈每天早早起床，匆匆上班，忙得没时间和孩子多说几句话，醒华感到自己不被妈妈重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回到这个家呢”！对于大女儿的埋怨和渴望，张文不是不知道，可是她是个要强的人，工作干不好就愧对前方的将士。直到成年后自己也作了母亲，大女儿醒华才真正理解了妈妈，感情上才和妈妈亲密无间起来。
1960年4月18日，是张文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洪学智蒙冤被下放到吉林省任农业机械厅厅长，张文也随之到吉林省工作。那时，大儿子洪虎已考取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大女儿醒华在医院进行抗结核治疗，3个孩子在念初中。担心转学会影响孩子的学业，思来想去，张文带走3个年龄小的孩子，留在北京的孩子成了张文最大的牵挂。让她欣慰的是，孩子们在家庭遭遇噩运时都没有被击倒，一个个更加成熟起来。直到1977年8月，张文和老伴才被解放回到北京，孩子们页才有了一个温暖而安全的家。
自1982年起，一直关心下一代成长事业的张文被聘任为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理事。她笑言，“穷理事全凭一张嘴”。多年来，张文为基金会募集了大量资金，为促进中国关心爱护少年儿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今，与张文同时代的一些老理事都退了，年老体弱、力不从心的她也想从这个岗位上退下来，“可是，他们一直不让我退，还给我发聘书，寄资料”，接受采访时，张文指着办公桌上少儿基金会寄来的信件，有些无奈又有些欣慰地说。
对于张文来说，关爱下一代没有工作职务内外的区别。离休后，一直特别关注老区建设的张文，将视线投向贫困学子这个人群。1995年1月，张文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文中提到一位来自革命老区的北京大学学生品学兼优，但生活特别困难。当时，张文心里很难过，继而萌发了资助特困大学生的想法。 一次全家人的聚会上，张文的想法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响应。张文知道，孩子们分别在军队、国家机关和学校工作，收入多的1000多元，少的才几百元，经济并不宽裕。但大家当场分工，在京的6个子女一人负责一个。老伴洪学智知道家人的决定后，非常支持。
很快，北大给张文送来了来自湖北、四川、山东等革命老区的8名特困生的资料，供她挑选。洪学智看了这8名特困生的情况介绍后说：我看这8名同学都应该资助。于是，张文和老伴资助了2名，孩子们资助6名，并商定每人每月资助100元，一直供到他们大学毕业。1997年春节，张文和老伴还把这8名特困生请到家里吃饭，鼓励他们继承传统、努力学习、立志成才。
现在，这些大学生早已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有的读了研究生，有的当了工程师，还有的出国留学深造。但是，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都一直与张文保持联系，经常来信、来电，问候她和家人。
离休后，一下子脱离了紧张有序的工作环境，张文有些不适应。由此她想到，把其他退下来的老同志、老战友组织起来，成立老战士歌咏队，丰富大家的晚年生活。张文有军人特有的说干就干的干脆，她和一些老同志出面组织，机关有关部门大力支持，总后勤部第一支老战士歌咏队诞生了，平均年龄61.7岁。张文是普通队员，也是顾问。两年后，歌咏队扩成了老战士合唱团，不仅有自己的乐队，队员也增加到70多人，开始走出部队大院，为社会各界演出。
回首走过的艰辛又光荣的人生历程，张文自豪而又乐观。她十分风趣地说：“人就是要乐观，要有一种精神，有了好的心情和强大精神动力，干啥事都成。你看我现在不用拐杖都还能走，都说我身体挺结实呢。”采访中笔者也觉察到，老人虽已进入高龄，但神清气爽，言语干脆利落，步履轻松，不由真诚地祝福她健康长寿，而老人则回报爽朗一笑。老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她的笑声、笑貌非常有感染力，已刻录进笔者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