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诚，1914年5月16日出生，河北省安次县调河头村人。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和清华地下党组织及救国会的同志一起，组织全校同学参加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壮烈牺牲。
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
1937年7月7日，“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此时，已是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的黄诚，毅然投笔从戎，结束了学生时代的生活，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
9月18日，黄诚等率领部分北平学生南下，先到济南，抵达南京后，继又逆长江而上，于10月初到了武汉，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当时周恩来在长江局）取得了联系，被派往第七战区做川军的统一战线工作。第七战区在郑州一带，司令长官是川军司令刘湘。当时刘湘还在成都未回，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便安排黄诚、谢云晖、刘烈文和朱光4位同志以全国救国会代表的名义赴成都会见刘湘，商洽北平南下学生去七战区工作的问题。
刘湘原是个反共老手，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后，民族大敌当前，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有所改变，当即对黄诚等4位代表表示，欢迎同学们到他的部队里去工作。黄诚等人先回武汉，不久刘湘也来到武汉。黄诚的公开身分是七战区巡视员，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他利用刘湘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七战区起草了“谁能抗战到底，谁就是我们的领袖”、“中途妥协是好汉”等口号。战区内有人问：“领袖不就是蒋介石么？”黄诚回答。“不一定，那要看他是真抗战还是假抗战；蒋介石不抗战，也当不成委员长！”
上海失守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乱作一团。川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刘之间矛盾很深。蒋介石阴谋借日军之手消灭川军，便令刘湘部队去守卫南京，刘湘不得不将部队开往前线。黄诚请示长江局，长江局指示随川军前往，并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分配了一个20来人的宣传队交黄诚带去。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川军中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黄诚任支部书记，直接受长江局领导。黄诚等来到安徽歙县岩寺一个川军的兵站，一面做川军的统战工作，一面开展地方工作，在岩寺小学举办了两期青年训练班。黄诚在青训班上讲课，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统战政策，为抗战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37年10月，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这年底，陈毅率先遣队先期来到岩寺，次年1月接见了川军中党的“特支”成员。
1938年春，刘湘病死于武汉，七战区撤销，并入三战区，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通缉黄诚等人。黄诚和“特支”的同志以及从武汉带来的宣传队的全体同志，都通过陈毅参加了新四军。黄诚先在陈毅指挥的一支队工作，和陈毅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不久，黄诚调到新四军军部，担任军政治部秘书长。
叶军长赞誉他是“我们新四军的交际家”
在党领导的新四军这所大学校里，黄诚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感到自己比学生时代还年轻了些，更加充满青春活力。他在给姐夫张西堂的几封信中，欣喜地谈到：“此地如一学校，亦如家庭，友朋相处，完全待以至诚”，“有好师傅，尤其有上级及同事之时相督促，弟虽愚纯，亦感在此进步甚大。”通过和工农兵群众的深入接触，黄诚的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转变。
他从农村到城里读书后，染上了一些都市气息，物质生活也比在农村讲究，和工农群众的生活比，他常说自己这种生活太“布”了——这个“布”，是英语“资产阶级”的音译“布尔乔亚”的简称。而到皖南之后，他在给姐姐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向‘布’学习。这‘布’字与从前的‘布’字大不相同。”这里的“布”则是“布尔什维克”的“布”了。从“布尔乔亚”的“布”到“布尔什维克”的“布”，这是黄诚思想感情上质的飞跃。
在新四军军部，黄诚十分注意学习老同志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作风。他很敬佩、尊重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也很器重他。他善于言辞，长于交际，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因此军部许多对内对外的联系事务都由他出面，他也都能出色地做好。叶军长赞誉他是“我们新四军的交际家”。
秘书长直接领导军直属队、文书班、管理科、运输班、警卫排等单位，军部机密材料都由黄诚负责保管，许多重要文件也由黄诚起草。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一次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但材料没法随身携带。黄诚用密写的办法把江南各省抗日武装情况简要写在一本中国地图册的背面，到重庆再显现出来。袁国平赞扬黄诚是他的“好帮手”。黄诚在军部还常给广大干部上政治课。在讲“新旧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这一课时，他既讲了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又讲了共产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区别，指出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实现。他讲得内容丰富，分析深刻，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深受大家欢迎。
黄诚还很注意做驻地周围进步青年的团结、教育工作。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视察工作时，曾访问距军部20余里地的刘寅家。当时刘寅是太平县非乡小学的校长，他向周思来汇报说，黄诚给他看《新华日报》，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他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这件事，受到周恩来的热情称赞。后来，刘寅经黄诚介绍参加了新四军。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7个师8万余兵力，对奉命北移途中的新四军军部机关及所属部队9000人进行包围袭击。我军浴血奋战了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太大，且弹尽粮绝，除两干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不幸被俘。
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黄诚处变不惊，转战途中坚持不断地做宣传鼓动工作，还帮助体弱的同志扛武器背包。1月13日晨，经过一夜行军，他领着一部分干部战士来到鹿角山隘口，准备从这里突围。在这里扼守的是敌一〇八师六四四团，黄诚原与该团团长认识，便派人前去联系，要该团以民族利益为重，让出一条通路。但该团长慑于上司关于“倘有作战不力被敌人突围逃窜者，对该部队长定以军法从事，严惩不贷”的军令，仍以猛烈火力阻击。黄诚怒火烧胸，挥枪一连撂倒五六个敌人，指挥队伍往外冲击。终因寡不敌众，未能冲出，只得隐蔽山中。在敌人大部队搜山时，黄诚被敌人发现被捕。
革命气焰不灭
黄诚被俘之初，和近百名新四军人员一起关押在一〇八师师部附近的一间大民房内。敌人查问谁是共产党员，并把新四军医生陈延圣拉出来逼问。黄诚为避免敌人伤害更多的同志，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空喊抗日，实际反共，策划事变，暗算我军的罪恶行径，警告他们不要想在共产党人身上打什么主意，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气节决不丢。这一席慷慨激昂的话，既压下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鼓舞了同志的斗志。
黄诚等在一〇八师关了3天，便转押到五十二师。转押途中，黄诚秘密地递给同在军政治部工作的纪白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你能出去，请转告党，我是决不会叛党的！”到了五十二师，黄诚和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部长林植夫关在一起。晚上，敌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把黄诚、李子芳、林植夫3人分别找去谈话。刘秉哲早就认识黄诚，两人多次打过交道。就在皖南事变之前不久，刘秉哲受顾祝同指使，为了制造友好假相，假意邀请新四军篮球队进行友谊赛。新四军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由黄诚率军部篮球队前往参加，受到刘秉哲异乎寻常的热情接待。在皖南事变中，作为蒋介石的嫡系的五十二师最为卖力。这晚，刘秉哲假装客气地让坐倒茶，接着故意歪曲事变真相，诬蔑新四军“不服从命令”，是“叛军”。黄诚据理一一驳斥，刘秉哲无词以对，只是“劝说”黄诚“要识时务，不要执迷不悟”，“希望”他“脱离共产党”，“欢迎”他“到国民党方面来共事”。黄诚对此嗤之以鼻。
第二天一早，刘秉哲又假意“请”李子芳、黄诚、林植夫等人吃早饭，说送他们去上饶“受几个月的训练”，并说叶挺军长等人已经先送到长官部去了。饭后，刘派了一名副官和一个班武装押解，还美其名曰“护送”。当天送到太平县唐式遵总部。睡到半夜，敌人将黄诚等人五花大绑起来，说是“怕打散的新四军来抢人”。次日清晨，黄诚等被戴上手铐，推上卡车，改由一个宪兵营长和一个班的宪兵押送，中途经过欲县和屯溪，23日晚上到达江西上饶，关押在三战区长官部驻地皂头附近的李村监狱。黄诚与李子芳同关在监狱南面一排靠西头的一间囚室里。叶挺也被囚禁在这里，单独关在北面东头房内。两个囚室中间隔着过道、宪兵住房和院子，彼此无法接触。
不久，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叶挺关在上饶，汇来了一笔款子。当时国共两党仍维持合作关系，周恩来兼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职务，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不敢扣押，只得让副官将款项转交叶挺。叶挺用这笔钱买了一些布做单衣，送给黄诚等人每人一套。党对被囚同志的关怀，军长对部属的关心，使黄诚深受感动。
“被俘不屈，志最可佩”
1941年7月，黄诚和李子芳一起被转押到石底监狱。石底位于上饶集中营大本营周田村的附近，牢房是一幢孤立的民房改的，反动派赶跑了农户，又在四周筑起了高墙，用一个班的宪兵看守。两间囚室，关着黄诚、李子芳等10位新四军干部。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凭着高度的党性和组织观念，经过暗地酝酿，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
10个人划分为两个党小组，李子芳和黄诚分别兼任两个小组的组长。秘密党支部经常给大家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还组织大家抓紧时间学习。黄诚教同志们学历史、政治、数学、英语，讲课时连看守的宪兵都听得入了迷。有的宪兵不禁暗中称赞说：“共产党、新四军里真有人才啊！”有一个宪兵向黄诚学英语，黄诚耐心地教他，并向他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改变了他对共产党、新四军的错误认识。这位宪兵敬佩黄诚的为人和才华，想救黄诚出狱。不料这事被他的上司发现，受到了刑法惩处。后来，这位宪兵乘机逃离了国民党反动部队。
有一天，上饶集中营的特务头子、三战区政治部情报专员室少将专员张超来到石底，指着李子芳、黄诚等，大放厥词：“你们都是比较负责的干部，这次新四军叛乱，你们都要负一定的责任”，要“好好静思反省”。他还无耻地诱骗说，只要“幡然悔悟自新”，“宣布脱离共产党”，就可“既往不咎”，而且还会得到“重用”。黄诚首先愤怒地高声反驳说：“我已经听够了你们的这一套。什么‘叛变’，‘不服从军令’，完全是歪曲事实。究竟是谁叛变，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看得很清楚的。你们一再制造摩擦，煽动反共，破坏抗战。我们为了顾全抗日救国的大局，按照你们的意见渡江北上，而你们却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暗害我军，使日本侵略者高兴，全国人民悲愤。请问，你们的这种行为，不正是对祖国人民的背叛吗了”黄诚义正辞严的驳斥，气得张超面红耳赤，目瞪口呆。
黄诚继续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几年来转战大江南北，战绩辉煌，有目共睹。我们一不投降日本，二不掠夺百姓，一心只为抗战救国，不借流血牺牲，难道这有什么罪过吗？！”李子芳和其他同志也相继据理反驳，张超无言以对，只得凶狠地嚷道，“真是顽固不化，不识时务！”
黄诚和李子芳等同志曾讨论过集体．越狱暴动之事，但由于敌人监管严密，有的同志又身体虚弱，跑不出去，秘密党支部便批准身体较好又懂军事的徐锦树、廖正文、胡崇德3人个别越狱。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徐锦树等3人从厨房挖的墙洞里跑了出去。顾祝同得到消息，大为震惊，马上派出大量兵力四面追捕。徐锦树与追捕之敌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廖正文、胡崇德被敌捕回。敌人把徐锦树的遗体抬进监狱，张超指着遗体对黄诚、李子芳说：“这都是你们指使的结果！说吧，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大家愤然站立。黄诚首先痛斥张超说：“你们是杀害徐锦树的凶手！问我们想干什么？告诉你们，我们想早点离开这个黑暗的监牢，奔赴抗日前线！”李子芳接着说：“要不是我们身体差，也会越狱的。如果那样，又是谁来指使我们的呢？” 敌人给黄诚、李子芳戴上了沉重的脚镣。因怕他们影响其他“囚犯”，又将同囚的另外5位同志解往周田村关押。革命战士高官厚禄诱骗软化不了，血腥镇压也吓不倒。黄诚从被捕之曰起，就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他曾经设法托人从狱中带出一张纸条给妻子杨述，是用一张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写的，上面写着：“军败被拘，生死莫卜。几年来从事于抗战，无愧于心。我绝不因斧铖在前而变初衷。假如就这样死了，则求仁得仁，复何怨。”可见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1942年4月，根据蒋介石、何应钦的旨意，顾祝同下达了秘密处决黄诚、李子芳等人的指令。4月23日上午，张超派了两名特务到石底监狱，将毒药投放在饭菜里。黄诚、李子芳等4位同志饮食后，顿觉腹痛如绞，昏迷过去。因药量不足，没有断气。黄昏，张超又增派两名特务来，用绳子将他们勒死。黄诚等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4年9月，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赋诗感怀黄诚，称赞他“临难铮铮风骨好”，“被俘不屈，志最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