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9个年头。当时，“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再次造成了全国形势的严重混乱。“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我国的政治局势十分严峻。然而，由于党和人民的斗争，也由于毛泽东态度的某种变化，在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四人帮”“反周组阁”的阴谋遭到了失败。这次大会不仅选出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而且在时隔10年之后重新提出了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等同志挺身而出，开始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为消除“文革”动乱，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进行了一场坚决的斗争。这场整顿一度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
整顿的开始
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从工交部门开始的，而铁路运输的整顿又是工交整顿的起点。当时，全国铁路运输严重堵塞，已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生活。邓小平等经过分析，决心首先解决这一突出的薄弱环节，以此为突破口，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经过紧张的准备，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召开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并于3月5日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当时著名的中央9号文件）。同日，邓小平到会讲话，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全党要以四化为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奋斗。接着，他尖锐地指出，当前工业生产的形势不好，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并批评有些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根据中央的决定，邓小平着重强调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坚决反对派性等三条整顿方针。会后，以万里为部长的铁道部在有关省、市委的配合下，立即开始对全国铁路系统进行整顿。他们在大力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通过调整班子，逮捕一小撮坏人，调离一批坏头头，平反错案，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使全国铁路运输的形势迅速好转。至4月，严重堵塞的路局全部疏通，全国20几个路局除南昌局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铁路运输连接东西、贯通南北，铁路的整顿立即对全国发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在一次讲话中深刻地指出：9号文件在各地引起的强烈反应，表明了党心所向、人心所向。
3月下旬，邓小平召集国务院会议，专门检查研究了9号文件的贯彻情况。这次会议明确指出：9号文件的精神，除体制问题外，也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此后，整顿迅速在整个工交部门展开。随着整顿的开展，全国工业生产开始打破停滞不前的局面。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整顿钢铁工业发表了重要意见。5月8日至29日，中央又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着手解决1974年以来严重欠产的钢铁工业的问题。5月29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到会讲话。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4条方针：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这样的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要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要找不怕被打倒的人参加。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要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第三，必须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牵连的人的间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有经验的干部、老工人、技术骨干、老模范，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现在执行规章制度宁可严些。正是在5月29日的讲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同“四人帮”作斗争的那个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邓小平关于钢铁工业整顿的讲话概括了初步整顿的经验，明确提出了进行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
在此期间，“四人帮”曾施展新的阴谋。他们以学习理论为名，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口号，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4月，他就张春桥等人提出“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提出自己的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4月23日，毛泽东在对新华社一个请示报告的批示中批评了这一提法。接着，5月3日，他又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对江青等人搞“四人帮”和他们搞“反经验主义”的活动提出了严厉批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指示，4月27日、5月27日、6月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邓小平主持了后两次会议。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发言中批评“四人帮”1973年底以来多次违背毛主席指示另搞一套；批评他们闹宗派、搞小圈子、突击发展党员，还坚决驳斥了“四人帮”所谓会议是对他们的“突然袭击”和“围攻”的说法，明确指出，你们的问题40%也没有讲到，有没有20%也难讲。象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对江青一伙进行严肃批评，在“文革”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对长期以来骄横跋扈的“四人帮”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此后，他们的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
邓小平等在政治局内与江青一伙进行的这场政治较量，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保证了整顿的初步开展，并为整顿的全面展开打开了通路。
在此期间，中央还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根据毛泽东早些时候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的推动和邓小平等的支持下，4月底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予以释放，并根据问题性质尽快作出处理，此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根据这一决定，当时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300多人获得释放，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这是在“文革”条件下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一次重大举动，对于促进安定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1975年邓小平还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示”的问题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这一冤案当时未能平反。5月17日，毛泽东关于为贺诚、傅连障平反昭雪的批示进一步促进了解放干部工作的进展。在这件事上邓小平起了重要作用，是他将贺诚女儿写给他的信转送毛泽东，并亲自对贺诚的任职作了安排，促使毛泽东作出了这个重要批示。
邓小平在工交部门整顿取得初步成效和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阴媒活动遭到失败；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取得新的较大进展。正是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整顿工作自6月起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整顿的全面展开
在此阶段，工交部门的整顿向深入发展。6月初，中央先后批转了江苏省委关于徐海地区贯彻中央9号文件情况的报告和冶金部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这两个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工交整顿的深入发展。
6月底，经过近1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的形势有了好转，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帐。7月，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7月20日至8月4日，经中央批准，又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军工企业自3月起已在国防工办领导下进行整顿并取得初步成效，这次会议后，生产情况更明显地全面好转。8月3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到会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除再次强调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外，又提出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坚持质量第一，关心群众生活等重要意见。他深刻地指出：“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叶剑英的讲话指出，现在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他们争权夺利，搞得党不安宁。这个讲话事实上是不指名地批判了江青一伙。李先念在讲话中提出要建立和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他们的讲话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整个工业的问题，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6月16日至8月11日）决定制定一个全面整顿工业的文件。7月中旬国家计委开始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邓小平对此极为重视，他在8月国务院讨论这一文件时提出了7条具体意见。其中，他大胆地提出，要把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作为一个大政策。他还针对当时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批判，明确指出，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个文件最后写成20条。它体现了1975年以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一系列讲话和国务院务虚会的精神，概括了工业初步整顿的经验，提出了发展工业的许多正确或较为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力图在经济战线上治“文革”之乱的文件。这个文件当时曾在较大范围内征求意见，得到普遍的赞同，并对当时工业的整顿发生了直接的积极的影响。
在工交整顿深入开展的同时，整顿工作迅速在其他方面展开。
军队整顿。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酝酿已久的军队整顿问题。这是继首先解决铁路问题之后，邓小平等走出的又一步具有战略眼光的棋。当时“四人帮”一伙极力插手军队，对军队的争夺成为双方斗争的一个焦点。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他尖锐地提出，军队建设要解决“肿”、“散”、“骄”、“奢”、“惰”5个字，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为此，必须实行精简整编；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本身的团结；恢复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并且要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领导班子。他还提出，整顿和准备打仗是军队工作的纲，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7月15日叶剑英作总结讲话，就军队整顿问题作了具体部署。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为军队整顿指明了方向。尤其重要的是，这次会议还向部分军队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严肃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从，搞阴谋活动。从而为最终解决“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做了重要的准备。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受到全军上下的热烈拥护，会议精神经短时期贯彻就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一是对军队各大单位的班子迅速、果断地作了调整；二是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从而有效地稳定和巩固了军队。1977年叶剑英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正是这两方面的成果对于我们后来顶住“四人帮”的篡权阴谋起了重大作用。
科技整顿。“文革”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受到严重摧残，许多科研机构长期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邓小平提出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把科研工作搞上去。
早在5月下旬，邓小平就指出，七机部现在两派这样闹，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也没有。对七机部的问题要限期解决，只等1个月。6月30日，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此后，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率工作组对七机部采取断然措施进行整顿，使这个当时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出现了较为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
7月，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随即派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工作。胡耀邦到科学院后鲜明地提出：“科研机关不搞科研怎么成”，“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这个风要吹起来”，“刮8级不行，得刮12级台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我们的子孙会骂……行政工作、政治思想工作，都要围绕这个转。”在对科学院进行调查研究和初步整顿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9月胡耀邦主持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文件力图系统地阐述毛泽东的正确科研思想，澄清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了在科技界纠正“左”倾错误的许多重要意见。
9月底，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听取汇报时充分肯定了这一文件。与此同时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1、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现在是拖整个经济的后腿。2、要从保证时间、配备班子、专业对口、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等多方面创造条件发挥研究人员的作用，现在是不务正业，少务正业，少数人秘密搞，象犯罪一样。3、要又红又专。“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闹派性的、拖后腿的人好得多。4、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5、教师地位问题。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能调动积极性？科技人员叫生产力，就是劳动者。会后，《汇报提纲》经进一步修改就送交毛泽东，准备在他同意后下发全国执行。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他没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邓小平立即提出马克思这样讲过，坚持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后来，这一文件由于毛泽东事实上不满意而未能下发。
农业整顿。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同时提出了对农业进行整顿的任务。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开幕式上讲话。他着重强调了搞好农业的重要性，提出实现四化，更加费劲的是农业，如果搞不好，很可能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当邓小平讲到我们不能吹牛，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时，江青插话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马上把她顶了回去，说：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此外，他还提出要配备好农村领导班子、落实农村干部政策等重要意见。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首次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要进行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技、文艺等九大方面整顿的任务，给予与会者极大的鼓舞。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全国各地区很快抽调了上百万千部到农村帮助社队进行整顿，开始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为了调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当时中央还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所有这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应指出的是，农业整顿当时强调的是学大寨，虽然就其重视农业，坚决要把农业搞上去这一面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一主题毕竟是“左”的，再加上农业整顿起步不久即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打断，因而未能象工交、军队等方面的整顿那样取得更明显的成效。
教育、文艺整顿和争夺宣传理论阵地的斗争。这三方面是“文革”的“重灾区”，又主要为“四人帮”所把持，斗争条件更为艰巨。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这些方面的整顿也以不同的方式逐步展开。
早在四届人大期间，周恩来、邓小平等就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而机智的斗争，终于否定了“四人帮”对其骨干分子迟群的提名而任命老干部周荣鑫为教育部长。随着整顿在各方面的开展，周荣鑫在教育部门根据中央进行整顿的精神做了许多工作，他反复强调要全面研究马列和毛泽东的教育理论，重提两年前周恩来纠“左”时关于教育提出的许多重要意见，还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名师挨骂、学生不读书的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但在较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公开提出对教育进行整顿。
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推动各方面进行整顿并特别点了教育的问题后，教育部门也公开地加入了整顿的行列。10月，教育部开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经中央批准后对教育进行彻底整顿。与此同时，周荣鑫在许多谈话中尖锐地批评了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讲话一时广为流传，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欢迎。
7月上、中旬，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提到要调整文艺政策的问题。邓小平抓住时机，开始对文艺工作进行整顿。他一面重提“百花齐放”的方针，一面不动声色地组织人对文艺界的状况进行调查，并鼓励文艺界知名人士向中央反映情况。7月底，毛泽东先后对文艺界的两封来信作了批示。根据这两个批示，政治局立即解放了被江青一伙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给了“四人帮”迎头一击。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许多干部群众开始起来对文化部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公开提出文化部是一个有后台支持的“大行帮”。与此同时，有关江青等人挨批的消息开始在群众中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大舆论。以后，在中央的支持下，《万水干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节目也陆续重新公演，10月底还举行了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所有这些，打击了江青一伙独霸文艺阵地的嚣张气焰，使文艺领域开始出现了新气象。
为了打破“四人帮”在宣传理论领域的一统天下，邓小平采取了另起炉灶的办法。6月，根据他的建议，国务院设立了政策研究室，主要成员为胡乔木等老的理论工作者。8月，根据国务院决定，长期停止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恢复业务活动，军、工宣队撤出，成立临时领导小组。两者都迅速开始了工作。特别是国务院政研室，当时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并主持和参加了许多重要文件和文章的起草，包括后来被“四人帮”诬为“三株大毒草”的《论总纲》（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工业20条》和《汇报提纲》等，很快成为邓小平进行宣传理论斗争的得力助手。其中《论总纲》一文是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和当时的斗争形势自8月开始起草的，10月上旬写出初稿，以后从斗争策略考虑，又作了较大修改。这篇文章以实现四化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三项指示作为实现四化的纲领，并对其中每一项指示赋予新的含义，尽量作了较为正确的解释。文章集中地概括了整顿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工作作风，斗争矛头直指“四人帮”。邓小平当时并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后来，他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确实最近才看到。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此文原准备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筹办的刊物《思想战线》的第一期上发表。而筹办这个刊物本身就是同“四人帮”争夺宣传理论阵地的重要斗争。10月6日，胡乔木在谈到这一刊物的办刊方针时讲得非常明确，他说：现在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刊物就要反映。这个刊物无论从任务和内容上说，都不单单是学部的刊物，它是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的刊物。这是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要尽一切努力把它办好。
对于争夺宣传理论阵地的斗争，最有意义的是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9月底，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这个问题的提出，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打中了“左”倾错误的要害，实际上已涉及到了党的思想路线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党的整顿。随着各方面整顿的开展，邓小平还自7月起提出并越来越突出地强调了党要整顿的问题。他明确指出，现在党的领导削弱了，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党的领导，因此，必须对党的领导、党的思想、党的组织和党的作风等各方面加以整顿。9月，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了整顿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以整党为核心，整党主要是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根据中央的精神，当时各地区、各部门在整顿中突出了对领导班子的整顿，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对一部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人作了处理，并对一大批“火箭干部”采取了挂职下放的措施。党也要整顿的任务的提出，表现了斗争的深化，预示了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对各方面的整顿起到了促进作用。
6月到10月，各方面的整顿接连展开，迅速连结成一个整体。《论总纲》、《工业20条》、《汇报提纲》3个文件的制定，以整党为核心的9个方面整顿任务的提出，特别是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清楚地表明，邓小平等进行的全面整顿不仅要恢复起码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也不仅是同“四人帮”斗争的问题，而且是要力图系统地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当时，邓小平等尽了最大的努力，希望毛泽东能同意《工业20条》、《汇报提纲》等纲领性文件，以便在1976年据此进行更深入的整顿。
在此期间，“四人帮”一度在政治上处境十分狼狈，但是，他们为了摆脱困境，很快又加紧活动，进行反扑。8月底，他们利用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经毛泽东同意，开始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接着，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的江青又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重新露面，她大谈所谓评《水浒》的问题，公然提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她还说什么她在北京受迫害，政治局有些人专门造她的谣，她现在要打反攻。特别是在10月毛远新当了毛泽东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以后，他们更加紧了对邓小平的攻击。整顿的全面开展和日益深入已使斗争趋向白热化。
整顿被迫中断
9月底到11月初毛远新的几次汇报对毛泽东发生了重要影响。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肯定还是否定？现在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还对不对？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此外，毛远新在汇报中还竭力否定工农业、教育、文艺等方面整顿取得的成绩。毛远新的汇报当然是挑拨性的，但根本的问题在于，毛泽东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革”的基本方针，因此，他在不断听到毛远新等人的汇报，并经过自己的思考后，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确有否定“文革”之嫌，他的态度就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10月20日前后，他对邓小平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批评迟群、谢静宜的信作出指示，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还说邓小平偏袒刘冰。根据这一指示，11月初由清华大学发起，教育界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在政治局内对邓小平展开批评。起初，他仍希望统一认识，要邓小平主持对“文革”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但邓小平却提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表明自己不赞成作这样一个决议的态度。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还曾对毛远新的攻击给予严正驳斥，指出：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坚持正确立场的态度导致对他的批评逐渐升级。
11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正式对全国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至此，持续9个月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不久，邓小平受到公开批判，在他饱经磨难的革命生涯中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了。
1975年邓小平等对各方面工作进行的整顿，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当年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与1974年仅增长1.4%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其中，1974年生产严重下降的钢、原煤、棉纱及铁路货运量等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与此同时，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开始打破严重沉寂混乱的局面，出现了新气象。整顿中，各级党的领导，尤其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各条战线的生产、工作秩序逐渐好转，许多地区的严重派性和武斗受到抑制，落实干部政策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全国的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安定团结。整顿带来的明显变化，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等实行的方针政策的正确，使长期遭受“文革”苦难的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精神为之一振，使人心归向四化，归向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
正因为这样，“批邓”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广大干部群众与“左”倾错误特别是“四人帮”的矛盾急剧激化，终于酿成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强大的人民抗议运动，预示了“四人帮”的最终覆亡。全面整顿为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最重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