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她一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富强和现代化事业、妇女解放事业、世界和平事业等均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宋庆龄的国民革命生涯可以看出，她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有着特殊关系。宋庆龄在国民革命时期，虽然代表的党派立场与共产党不同，但她坚持的孙中山所设想的新中国目标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之间有着契合。她从陪伴孙中山走过最后十年，到独自登上政治舞台继承孙中山遗志中，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矢志不移地坚持着孙中山的未竟革命事业。
陪同孙中山会晤苏俄代表，寻求共产国际支持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国家。此时，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还没有取得成功，他还在为建立独立富强的中华民国而奋斗着。1918年，孙中山在广东领导护法运动失败，随后携妻宋庆龄离开广东回到上海。此前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成功后，宋庆龄曾代孙中山拟电文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由于孙中山与苏俄的主动联系，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他有着特别关注，也尝试着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从1920年上半年开始，宋庆龄多次陪同孙中山在寓所里会见苏俄代表。
1920年11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接见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双方就苏俄与孙中山建立关系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维经斯基按照共产国际列宁提出的“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的原则思想，通过李大钊、陈独秀介绍，于11月专程由北京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见。孙中山详细询问了有关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的情况，维经斯基一一作了介绍。孙中山“如何把刚从驻扎在广州的广西反革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同遥远的俄罗斯建立联系”感兴趣，并仔细询问“能否在海参崴或满洲建立一座电台，以便我们从那里和广州取得联系。”虽然这次会见并未达到预期目的，维经斯基在了解了孙中山的情况后，认为可以合作的不是孙中山而是北方军阀吴佩孚。但是，这次会谈毕竟开启了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系的大门，为孙中山日后寻求苏俄的支持奠定了基础。
同年底，宋庆龄代孙中山拟函致列宁，感谢苏俄的两次对华宣言。信中提到，“发表的宣言，使我国人民充满了希望。中国人民愿意将俄国视为中国友邦，从此，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取得民族解放也就有了指望。”
在同苏俄代表接触的同时，孙中山已经开始着手回到广东重组军政府，贯主义之初衷，求民生之幸福。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积极准备进行北伐。当孙中山夫妇在桂林筹备军需之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会见孙中山。这次的会谈内容，主要还是就孙中山承认并联合苏联的可能性进行探讨。虽然孙中山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能与苏俄公开合作，但马林还是看到了孙中山及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的特殊价值。虽马林通过了解，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国民党的多数领导人，包括孙中山在内，曾在国外接触到社会主义，不少人对俄国革命和红军组织很有兴趣，这也就使得这次会谈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对将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次会面打开了孙中山与列宁的直接联系，也使陪同参加的宋庆龄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初步接触共产主义思想。
由于这次会谈在国共关系上达成了一定谅解，马林提出两点建议，也为孙中山所接受，并从而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这两点建议即是：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这两点建议，在随后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和黄埔军校的建立中，按照共产国际的设想依次达成。
1922年4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开始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达林会谈。达林于4月26日抵达广州，从4月27日至6月16日，孙中山同达林每周至少会谈两次，每次会谈都有两小时左右。达林向孙中山介绍苏俄情况并正式向他提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问题。当时北方军阀混战方酣，孙中山在广东与陈炯明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使孙中山察觉到陈炯明的拥兵自重，但是他又不肯相信由他一手在危难之中扶植起来的粤军会背叛他。在这样的矛盾中，也是为这个矛盾寻找出路，他继续保持秘密会见苏俄代表。达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前往广州会见孙中山。在这次会见中，宋庆龄也在坐，并为会面做好记录。达林这次到访的主要目的是向孙中山介绍苏俄情况并正式提出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
在作为孙中山秘书和助手时期，孙中山参加的重大活动宋庆龄都一同出席。从维经斯基到马林，再到达林，这时宋庆龄只是在一旁默默记录或做一些辅助工作，不会任意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执行孙中山的指示时她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灌注其中，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学习、一种锻炼。陪同会见苏俄代表的过程，也是宋庆龄理解孙中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寻求革命伙伴的过程。通过与苏俄代表接触，她似乎也感受到了一股不同于国民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这股力量也许可以在以后为松弛、涣散的国民党注入新鲜的活力，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是为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平等。支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击广州中华民国总统府和孙中山、宋庆龄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与此同时，困民党一些党员联名请孙中山下野，这两件事对孙中山打击很大，他深深地陷于彷徨与苦闷之中，随即再一次由广东抵达上海。
经过叛变之事，孙中山下定决心开始考虑国民党的前途。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并派越飞来中国。越飞自1922年7月被苏俄政府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8月下旬曾派他的代表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远东局势及解决方法问题。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从普遍意义上说标志着联俄政策的确立，进而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开展。此外，就在宣言发布不久，“二七惨案”在上海爆发。这件事情撕掉了军阀吴佩孚自由主义者的伪装，知识界和小资产阶级转而同情回到广州的孙中山，大多数共产党人也改变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态度。
孙中山再一次回到广州巩固政权，并派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就援助广州政府的各种形式进行谈判。孙中山提出希望苏联派政治和军事顾问到广州。鲍罗廷便作为第三国际派遣来华代表，于1923年10月自苏联到粤拜访孙中山，并被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学习俄国组织训练方法，积极开展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孙中山对英美的失望使苏俄成为了他最后的选择。而这一时期宋庆龄因为孙中山联俄的需要，也接触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从而理解苏俄实行的社会制度，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
1923年夏，李大钊应孙中山邀请赴广州，并在年底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和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陈炯明叛变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李大钊先后拜访孙中山，共同探讨今后革命的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公开宣言要与孙中山合作。宋庆龄始终赞成孙中山并在幕后帮助他进行国民党的改组，促成国共合作。在现有的国民党中，宋庆龄自然也看到很多人是不彻底的革命者，而共产党员往往在进行革命时是十分彻底的，因此孙中山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宋庆龄万分悲痛，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沿着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设想的道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坚定地走在国民党进步力量一方，摸索前行。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两干多人，分别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英国捕头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发生之后，还未从孙中山逝世的悲痛中走出来的宋庆龄立即投身于革命大潮之中。6月5日，宋庆龄应邀出席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支持妇女开展支援五卅运动的活动。宋庆龄对于五卅事件善后情况的关注，不局限于死伤者物质的赔偿的索取，更看到了这次事件背后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的高涨情绪，她号召全体国民应当团结一致，不可只靠某一阶级单一奋斗，而是各个阶级的联合斗争，并应该趁此机会废除中国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宋庆龄就五卅运动与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建议团结各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发扬民族精神，反对调和中立，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宋庆龄自孙中山逝世后独立发表对革命运动意见的开端，鲜明地宣告她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对一切重大事件都要毫不妥协地按照孙中山的思想去对待，去行动。这是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一次战斗。
随后，宋庆龄还参加了一系列反帝爱国活动。6月10日，宋庆龄应上海大同大学学生会之邀请，赴该校作题为《近代外交史》的演讲，号召师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反对党内分裂，维护统一战线
1925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谢持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召开了“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开进行分裂国共活动。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决定于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处理这一问题。西山会议派的出现，毕竟是国民党内一次重大分裂，也是革命统一战线的一次分裂。宋庆龄对他们的行为深为愤慨，通电谴责他们说：“总理泉下有知，亦当痛哭”。这时离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还不到两年，而且林森、邹鲁等过去长期追随孙中山，被视为国民党的元老。所以他们这次公开分裂出去，另立中央，在国民党内，在统一战线内，必然掀起了一场波澜。
1926年1月1日至20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从出席人员的身份构成来看，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代表168人，中派代表65人，右派代表45人。著名共产党人有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杨鲍安、谭平山、李富春等。实际上，在这次大会中，“有一百多人是双重党员身份”。在左派的帮助下，共产党员控制了大会，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拟定决议，进行选举。到1月19日国民党“二大”闭幕，宋庆龄同与会共产党人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等决议案。宋庆龄的努力一方面推迟了国民党内部阵营的分化，另一方面又坚持了国共合作。
1925年对她来说是人生的又一次转折，承受了孙中山逝世的巨大悲痛，自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以来，她积极投身革命，坚强地走到政治舞台前力主继承孙中山事业。失去孙中山以后的宋庆龄，必须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她下定决心登上政治舞台，坚定地站在坚持孙中山遗志的一方，继承并发扬孙中山的思想。这其中，首先是确保由孙中山一手创建的国民党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即始终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就在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遗教，积极进行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时，蒋介石也在国民党内着手分裂共产党的活动。1926年3月，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人李之龙等。5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进一步考验着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
7月开始，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革命势力已由中国的南部扩展到中部，革命中心也随之转移到长江流域。为了适应革命形势之要求，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把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汉的决定。其中，宋庆龄和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顾孟余、鲍罗廷等60余人作为先遣人员，前往武汉，为迁都作调查和具体部署。
1926年12月13日，在武昌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宋庆龄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人由五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在其他党政领导成员到达武汉之前，行使党政最高权力。这是宋庆龄第一次处于政府的最高职位，就在几个月前，她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现在又加入了临时的领导核心。在武汉的日子里，宋庆龄把时间都花在政府工作和妇女事务上。她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在1927年初创办了一个妇女政治训练班。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她在那里作过多次演讲，包括“妇女应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妇女之解放”等讲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大批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并在18日另立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相对抗。在国民革命失败的前夕，宋庆龄的弟弟宋子文、妹妹宋美龄、甚至她的母亲都先后到武汉劝她回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上海，但宋庆龄并没有为之动容。宋庆龄立即同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发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开出蒋中正党籍发表的声明》，称其为“中国国民党的叛徒”，免去他在国民政府内本兼各职令。在这样动荡的政治局面下，宋庆龄坚决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义正言辞地驳斥违背孙中山遗教的种种谬论。
蒋介石叛变之后，革命的政治联盟又维持了3个月，但只是在武汉政府的辖区之内。此时，革命阵营的分裂已是必然结果。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等人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反对，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宋庆龄拒绝出席这次会议，随后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宋庆龄公开地宣布她将不再参加任何有违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围民党新政策，但她并未退出中国国民党。此后她在发表的文章中多以“中国国民党左派”自称。随后，宋庆龄秘密离开武汉回到上海，准备赴苏。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宋庆龄与周恩来、朱德等25人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与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恽代英、邓颖超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宋庆龄虽然没有参加南昌起义的策划，但她一个月后发表的文章《中国目前的形势》表明完全赞成而且高度评价这次起义及其后秋收起义等革命暴动。宋庆龄自孙中山逝世后，发挥的重要作用，力主继承孙中山遗志，独立投身革命实践，坚持国共合作赢得了崇高威望。
国民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宋庆龄无法忍受对孙中山遗嘱的背叛，她从国民党阵营暂时隐退，她不可能选择去南京就职或者待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上海。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因革命失败，“左”倾盲动主义思想逐步膨胀。宋庆龄不得不出走苏联，这既是完成孙中山生前的心愿，也是希望能够去苏联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