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中国团”团长任辅臣

作者:黄卫东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6-04-08 阅读量:0

文/黄卫东

任辅臣,辽宁铁岭人。苏联十月革命后,曾在苏联红军的“中国团”任团长。

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任辅臣,字佐卿,汉族。1884年生于铁岭县夹芯村。他自小天资过人,7岁时由舅父带着学了5年私塾。1896年,任家的家境稍有好转,年仅12岁的任辅臣考入了银冈书院。在银冈书院,他不仅学业大有长进,而且接受了良好的爱国思想教育。

1899年,根据中俄密约,俄国开始在铁岭修筑东清铁路支线(由哈尔滨经铁岭、沈阳至大连)。为修筑铁路需要,施工方在当地招收雇员,任辅臣应招做录事(书记员)工作,并在工作中学会了俄文。1900年,铁岭爆发了“庚子之变”,铁岭城在俄国侵略者的蹂躏下,深陷灾难。任辅臣出于对俄国侵略者的不满,毅然辞掉为俄国人录事的职务,不久考入官费奉天警员教练所学习。1902年,任辅臣学成毕业,被分配回铁岭县警察署当警官。1903年,他与张含光女士成婚。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因通晓俄语,任辅臣被俄方强行抓去做通事(翻译)。不久,他知道俄国有一个社会民主工党,是一个为老百姓办事的党,而当时俄军中有不少青年军官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后来,他又结识了几位具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开始接触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1905年下半年,任辅臣奉命调离铁岭去新民警察署当副警长。在那里,他结识了担任驻守工作的新民陆军新军中的一些有革命理想的青年军官。平时的时候,任辅臣经常与他们一起探讨孙文(中山)学说。1907年,任辅臣为追求人类解放的真理,放弃了新民警察署的职务,只身去哈尔滨。在哈尔滨,他通过以往结识的俄国青年军官夏凡等人的介绍,在东清铁路护路军司令部主办的俄日军官学堂任汉语教官。从此,任辅臣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不久,妻子张含光亦携子女来到哈尔滨与他团聚。次年,即1908年,任辅臣光荣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在华工中宣讲革命

1914年,任辅臣受布尔什维克党的委托,以外交署官员的身份在哈尔滨招募去俄国的华工,并于同年底带领大约3000名华工去俄国彼尔穆省。这次大批华工去俄国,是根据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协约国成员的协定而派遣的。任辅臣带领华工赴俄国是以中方外交署官员和彼尔穆省阿拉伯耶夫斯克矿区华工总办(俄方委任的职务)的双重身份前往的。

任辅臣到俄国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存实力,团结互救。他一方面与俄国有关当局争取改善华工的生活、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到华工中去,与华工同吃同住。不久,他又把夫人张含光及三个未成年的子女接到阿拉伯耶夫斯克矿区。任辅臣的言行逐渐得到华工们的信任,从而在华工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不久,任辅臣在华工中建立起革命组织,召集工人开会,宣传革命道理。他还把一些传单译成中文散发到华工中传阅,提高华工的思想觉悟。

1916年,由于俄国矿场主、伐木主不履行合同,无故克扣华工的工资,任辅臣暗中组织了华工罢工运动。矿场主上告到彼尔穆省反动当局,当地警察以“组织暴乱”嫌疑犯的罪名将任辅臣软禁起来。届在多方营救下,任辅臣终于重获自由。此次罢工不仅达到了改善华工生活条件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华工间的团结互助,坚定了工人阶级同资本家斗争的意志,同时也为迎接革命新的风暴打下了基础。

出任“中国团”团长

1917年10月,在革命导师列宁的组织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伟大的十月革命。消息传到阿拉伯耶夫斯克矿区,华工一片欢腾。当天晚上,在任辅臣的倡议和组织下,全矿区1500多名华工加入苏联红军,并组成了一个“中国团”,任辅臣任团长。“中国团”成立后即被编入苏联红军第二十九阻击师,苏方派一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作团政委。任辅臣的妻子张含光被任命为“中国团”后方办事处主任。

1917年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正处于最艰难时期,东战区形势险恶,高尔察克白匪军活动猖獗。关键时刻,“中国团”在经过短期培训后,就加入了在阿拉伯耶夫斯克附近与被白匪占据的一个村落的殊死激战中。“中国团”趁敌不备,夜袭出击,一举消灭了聚集在该地的全部白匪军。1918年初,由于战事繁忙,作战部队每天都在不停地运动。任辅臣决定将部队分成前方、后方两个部分。作战部队由他统帅,后方办事处由张含光主持。从1918年的春天到秋天,“中国团”转战都拉河、卡马河一线作战,取得了卓越战绩。当时《共产主义者》报曾报导说:“中国部队是最顽强的部队。”

1918年10月的一天拂晓,“中国团”向气焰嚣张的高尔察克匪帮发起猛攻。在冲锋号和“乌啦”的喊声中,“中国团”将士冲进白匪占据的拉亚镇,打死、打伤敌人数百人,俘虏三百多入。此战后,苏维埃中央下令,将“中国团”命名为“红鹰团”,并于10月27日在“中国团”后方办事处所在地库斯瓦城举行隆重的命名授旗仪式。授旗后,出席仪式的苏维埃军部、师部代表同任辅臣和“红鹰团”全体指战员合影留念。同年11月5日,任辅臣和“红鹰团”的俄国政委回到哈索沃依城,两日后参加了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大会。

纪念会刚开完,任辅臣立即回到前线。这时,“中国团”接到命令:在短时间内夺回被白匪占据、具有战略意义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一座桥梁。当任辅臣率“中国团”赶到指定地点时,发现敌人在桥的另一端已经架设了重机枪,封锁了桥面。在这紧要关头,任辅臣命令桑来朝营长重新组织力量,向敌人发起猛攻。经过一番激战,“中国团”一举歼灭了全部守桥的白匪,占领了桥头阵地。不聿的是,营长桑来朝在战斗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中国团”因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而受到嘉奖。不久,任辅臣被任命为战场的临时总指挥。

告别妻儿赴战场

1918年冬,由于国际上帝国主义的支持,东部战场的高尔察克白匪帮不断反扑,前苏联红军被迫后退,只有“中国团”仍坚持在第一线上与敌人战斗。11月上旬,任辅臣利用战斗间隙,回到后方办事处与家人小聚。在停留的一夜中,任辅臣把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以及各级组织发给他的记功奖状,都整理起来放在一个皮夹内交给夫人张含光。他紧紧搂住妻子,激动地说:“我一切都放心了!”第二天一早,妻子和孩子们将任辅臣送到火车站。临上车告别时,他又郑重地把十月革命开始时上级赠给他的、伴随他出生入死的金壳怀表从兜里掏出来,交给了妻子。他对张含光说:“交给你的证件要保存好,将来也许对你和孩子有用处。”说完,便与妻子和儿女挥手告别。一家人这次的分离竟是最后的诀别。同年11月下旬,“中国团”在维雅与白匪军鏖战了一整夜取得了胜利。入夜后,疲惫不堪的将士们在一列军用列车上休息。不料,这一情况被一个对反动的富农分子告发,白匪军立即趁黑夜突袭,将列车团团包围,并用机枪疯狂扫射车身。危机时分,任辅臣沉着指挥,从容应战。但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年仅34岁的任辅臣也在战斗中身受重伤,壮烈牺牲。

任辅臣牺牲后,他的夫人张含光身穿黑袍孝服走到战士中间,抚摸着丈夫身上被子弹洞穿、硝烟尚未散尽的军装,悲痛地说:“杀父夺夫的血海深仇,我们母子终身难忘……可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队伍,这个队伍由谁来掌管要请示军部,请示亲爱的列宁同志,这是纪律。”1918年12月28日,苏联《公社社员报》发表了苏维埃政府对任辅臣牺牲发出的讣告:“在维雅战役结束时,‘中国团’团长任辅臣同志牺牲了……他把他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全部贡献给苏维埃俄国。由他组织领导的中国团部队曾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的、最可信赖的部队。作为世界革命的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列宁接见张含光和孩子们

任辅臣牺牲后的次年春,他的妻子张含光收到了军部转来的党中央的命令:命令她将整编的队伍交由李子恒领导,并让李子恒派出一个排护送张含光及其子女由铁路前往莫斯科。来到莫斯科后,张含光和孩子们被安排住进了坐落于红色凯旋门附近的“大熊星座街”上的一幢二层楼房里。房间很宽敞,备有全套家具,环境十分安静。但由于当时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白匪军的骚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莫斯科虽是前苏联政府的首都,但生活供应仍然相当紧张。苏联政府却给予任辅臣一家特殊的照顾。张含光及其子女在莫斯科住了大约一年左右,因为思念祖国和亲人,张含光于第二年正式向党组织提出了回国的申请。

申请提出后不久的一天下午,张含光居住的寓所门前开来一辆小汽车,来人说是要接张含光母子(女)到克里姆林宫去。小汽车载着张含光和孩子们驶进克里姆林官,在一座办公楼前停了下来。此时,在楼门前台阶上候立着一位青年军官,他上前把张含光等人迎进楼内。这时,张含光悄声地告诉子女说:“一会儿就要见到列宁了。”任辅臣的儿子任栋梁和两个女儿都十分诧异。穿过长长的走廊,她们来到列宁的办公室门口,军官把他们引进去。列宁从办公桌后走过来,一边亲切热情地和她们握手,一边对张含光说:“您是任辅臣同志的夫人张含光同志吧!当我得知你们来到莫斯科后,就想和您见面。今天和您见面,我很高兴。”列宁请她们坐在沙发上,亲切地问张含光大女儿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大女儿回答:“我叫莲娜,14岁。”接着,列宁又和蔼地笑着问张含光的儿子任栋梁,任栋梁回答说:“我叫任聂,12岁。”“噢,任聂!”列宁抚摸着任栋梁的头,重复了一遍他的名字。然后问张含光的小女儿,小女儿说:“我叫金娜,9岁。”列宁听后说:“很好,很好!”接着,列宁谈到任辅臣作战的英雄事迹,称赞说:“他是一个卓越的指挥员,是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列宁在询问了张含光和子女们的生活情况后,还谈到了张含光申请回国的事情。列宁说:“我建议您还是留在俄国。苏维埃政府将尽力照顾你们,回国后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张含光对列宁的关怀表示感谢。她说:“任辅臣同志的父母尚在国内。任辅臣同志牺牲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我作为他的妻子,应该把我们的子女带回祖国去。”列宁安慰说:“等到东部战争平静时,再安排你们回祖国去。”会见结束时,列宁亲自送张含光和孩子们到办公室门口,握手告别。

1921年,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张含光及子女在布尔什维克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乘坐专门车厢,由前苏联军队护送离开莫斯科到达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回到辽宁铁岭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