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家康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口号是：抗日反蒋。西安事变的发生，促使中共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审时度势，毅然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中华民族这才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反蒋是最广泛的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根据这一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王明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因其发表于1935年8月1日，故通称《八一宣言》。这份文件经多次修改，并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同意。宣言号召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主张“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然而此时，中国工农红军还行进在穷山恶水间，不可能及时地知道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但是，中共中央已经自觉地开始调整自己的路线。11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起草中共中央文件：《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简而言之就是抗日反蒋。
11月18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后，立即向张闻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张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指出目前最紧急的“阶段策略”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不要再提“没收富农消灭富农”，最适宜提“人民共和国”等。
此会，毛泽东因在直罗镇前线而没有出席。会后，张闻天派专人给毛泽东等送去专函，通报会议内容及中央上述策略的转变。毛泽东复信同意中央政治局会议所作决议，尤“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对“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
11月26日，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痛陈东北沦丧的历史教训，指出：“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
随后，毛泽东和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于11月28日发布《抗日救国宣言》，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同，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毛泽东、周恩来等从前线回到后方，专程参加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和林彪、叶剑英、程子华的电文中说：“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很好的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这个“很好的讨论”，达成了会议的共识，这就是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其中最主要的是“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要是抗日反蒋，“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都可以联合起来，组成“最广泛的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
显而易见，这个“最广泛的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将蒋介石排除在外，并与日本帝国主义同在打击之列。当然，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时而有些微的变化。1936年2月20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发表文章，就以“抗日讨逆”代替了“抗日讨蒋”。不多日发布的《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也改“抗日讨蒋”为“抗日讨逆”、“抗日反卖国贼”。这里的“逆”、“卖国贼”特指蒋介石，仅仅是没有直接指名道姓。
这并不是说抗日与反蒋，真的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对此阐释得十分明白。4月7日，张闻天和周恩来致电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指出目前抗日战争，讨蒋已成中心，军委拟发布讨蒋令。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
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在这个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
这个电文刚刚发出，张闻天又给毛泽东发来电报，修正了4月7日的提法，对毛泽东“所说立场同意”，又把“讨蒋”的提法改为“抗日讨逆”。
蒋介石多管齐下建立国共联系的渠道
蒋介石知道中共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政治支撑，那就是苏共和共产国际。惟此，必须向苏联传递这样的信息，即不反对中共的存在，中共可以和中国的其他政党一样表达自己的见解。但是，中共必须放弃武装暴动，服从中央政府。这就是他归纳的四点意见：(1)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2)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4)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
1936年1月17日，蒋介石授意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与王明会谈。邓文仪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即上述两党合作的四点意见。邓文仪尤为强调，两党合作一旦解决，希望中共能够积极促进苏联的援助，因为这个问题非常急迫。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对此立即反馈了意见，表示赞同国共谈判，但不同意在莫斯科讨论和决定中共与红军的命运问题，谈判必须有中共中央的代表参加，而且提出的具体问题和条件，“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
蒋介石一心要打苏联的牌。可是，苏联却拒绝向中共施压，甚至将谈判推出苏联，这使蒋介石非常失望。此前的1935年11月，他已安排与中共的接触与谈判。据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陈立夫在“请示领袖（蒋介石）得其许可”，就指派铁道部次子曾养甫负责与共产党接触与会谈。曾养甫通过谌小岑找到中共华北局。中共华北局派出周小舟、吕振羽来到南京与之秘密接触。
国民党所谓“统一”和“合作”的内容仍如以前：“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而其模式则是“统一”到国民党政权和军队中去。这当然不是中共所期待的。次年1月下旬，双方会谈虽无果而终，却都留下了通讯联络的方法。这就意味国共双方会谈的门并没因此而关闭。
蒋介石见以苏联压中共的道不通，就改以中共影响苏联的路，这才建立与中共联系的渠道。1936年1月，宋子文和陈果夫兄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通过宋庆龄的关系，先后找到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
董健吾与宋子文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与宋家有着良好的关系。此时，因上海特科负责人被绑架，也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董健吾也想借此机会，通过宋庆龄的关系，安全地到达陕北。宋氏姐弟恰想借董的关系与陕北的中共联系，传递两党谈判合作的信息。1月中旬，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以国民政府财政部调查员名义，带着宋庆龄捐助红军伤病员的云南白药及宋庆龄电台的呼号密码，堂而皇之地来到陕北苏区。
张子华是受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覃振和谌小岑的委托，前往陕北与中共联系的。覃振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林伯渠熟悉，尤与林伯渠私交颇深。临行前，覃振让张捎去给林伯渠的信，信中说：
目前吾人所负之责任日趋严重，而环境日益险恶。惟一认识，就是谁敌谁友；惟一办法，就是一抗一联。此真千钧一发之时机，不容再误者也。弟与兄虽地角天涯，而革命精神自信彼此一贯。某（指张子华，作者注）同志前来，切盼兄与润（指毛泽东，字润之，作者注）兄等决定大计，完成孙先生之国民革命。
覃振虽非蒋系人物，但以其地位和身份，如此大的方针、政策，量他也不敢擅作主张，尤其是信中的“谁敌谁友”、“一抗一联”，显然反映出国民党高层中、化敌为友、联共抗日的言论，已成为主导性的话语。
董、张的陕北之行，初步建立了国共双方高层沟通的渠道。中共中央捎去了与国民党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中断十年的国共两党中央，自此又有了对话、协商的可能。
苏联驻华大使不负责任传递的信息
日本驻苏联武官在给参谋本部的绝密电报中说：“日本与苏联迟早必然发生冲突。鉴于苏联国防能力等因素，日苏战争越早到来，越对我们有利。”斯大林不愿与日本刀兵相见，主动提出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却采取极为冷淡的态度。斯大林这才把目光转向中国。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公开表示：“苏联同情中国，这一点，中国人民可不必怀疑。”国民政府抓住这个机遇，于1932年12月，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
斯大林看到了国民党政权的价值，虽然身为共产国际实际领袖，可他历来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他利用蒋介石在中国发起抗日战争，以拖住日本的兵力，使日本不敢冒两线作战风险，苏联也就因此而免去与日本交战的可能。正是基于斯大林的这种态度，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才向陈立夫传递了一条极不负责任的信息，使得蒋介石作出错误的判断，国共接触又走入岐路。
在与鲍格莫洛夫的一次会谈中，鲍格莫洛夫对陈立夫说：“一旦中日战争爆发，我们决不会帮助中共。”陈立夫一下听懵了，正在迷惑之中，鲍格莫洛夫又补充道：“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干兵力，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把他们消灭算了。”这样的话，太让陈立夫感到意外了，以致鲍格莫洛夫向他道别时，他还没转过神来。
蒋介石听到这个信息后，震惊之余，立即作出判断，斯大林最看重的仍是国家利益，为此而牺牲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也会在所不惜。他立刻对陈立夫说：“与中共的谈判只可以虚以委蛇，可趁中共孤立无援之时，将其彻底根绝。对陕北共军，我要亲自督战，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17路军全力进剿，限时剿灭。”
此时，英、美西方大国一直奉行绥靖政策，说白了就是只要不打到自己头上，都是放任不管，而对日本在亚洲的行径，则是采取姑息纵容的政策，甚至有借助日本军国主义之手，让苏联面临东西夹击，以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夭折、灭亡。苏联在1936年所面对的残酷现实是，一面要准备粉碎希特勒侵吞苏联的野心，一面又要应对日本的“北进”计划。11月，德、意秘密签订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同盟，《日德条约》也随后签订。德、日、意三国已成反共轴心，苏联处在虎视眈眈．鹰瞵鹗视的险境之中。
斯大林全力以赴应对希特勒的侵略，而把东线希望落在了蒋介石的身上。因此，当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时，斯大林和苏联都感到太意外了，甚至作出匪夷所思的判断。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于事变的第三日发表社论说：“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张学良、杨虎城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
苏联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斥责张学良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敌人。”接着，针对“苏联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的说法，称苏联“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绝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
然而，国民党并不领苏联的情，一口咬定苏联与事变有关。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甚至借所谓京沪盛传的流言说，是苏联煽动中共，中共又煽动张学良，这样才发动了西安事变。张学良作为第三国际统一战线分子，“他的举动与第三国际不无关系。”“苏联不能完全摆脱责任。”并希望苏联“努力于善后。”
苏联确实是受了冤枉。早在事变前的8月15日，共产国际就给中共发来指示电，让放弃“抗日反蒋”的方针，不要再进行联合反蒋派策动反蒋事变的活动。西安事变发生的第四天，共产国际便给中共发来“和平解决”事变的电报。斯大林太在意东线的安全，因为它事关苏联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他力主释放蒋介石，让其担当中国抗日战争的领袖。为此，斯大林甚至给中共发去措词严厉的电报，据斯诺《漫评》所记：
斯大林立刻向保安的中共领导人发布命令，要求他们立即释放蒋介石，否则将中断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关系。
斯大林的电报发给了上海的孙中山的夫人，然后由她转交给毛泽东。斯大林宣布，除非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影响促成蒋介石获释，否则，莫斯科将公开把他们斥为“土匪”，并与他们断绝关系。
张学良主张里劝外逼联蒋抗日
张学良也曾和蒋介石一样极力将共产党妖魔化，说共产党“到处放火，奸淫掳掠”，“不爱民族，不要国家，不顾礼义廉耻，不讲忠孝仁爱”，是“人面兽心的赤匪”。因此，年少气盛的他拥护“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说：“现在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要求国家真正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委员长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1935年9月，国民党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主持西北的“剿共”。
在张学良看来，红军乃疲惫之师，立足未稳，况且也只不过几千人，以自己十倍于红军之众，定可取得“剿共”胜利。可是，刚与红军交手，便觉得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后来在《反省录》中说：“先是110师被歼灭及师长何立中被打死，继之109师又大败，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二师长均是东北军最优秀者，这两次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这更增强我的信念，即杰出将领为内战而丧身是令人遗憾的，同时我不愿再轻视共军的战斗力。因此，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思想遂在我心中燃起。”
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认真分析了张学良，认为“他和东北军的官兵们一样，都期望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收复失地。还有一点，张学良手里有20多万装备先进的部队，还掌握着四省军政，这对陕北的共产党来讲，是一个重大威胁。如果把张学良争取过来，不仅消除了红军的威胁，还有利于红军在陕北的发展，而且为我们抗日积蓄了一支重要力量。”因而表示愿意在“抗日反蒋”的前提下，双方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1936年1月20日，毛泽东通过彭德怀转告在洛川与东北军谈判的李克农，中共中央同张学良谈判的基础仍是“抗日反蒋”，在此基础上，“我们愿与东北军联合”，甚至可以“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可推张汉卿担任。”可张学良在与李克农的长时间的交谈中，惟对中共“反蒋”不置一词，只是保证愿意劝蒋介石放弃一党专政。
在第二次洛川会谈中，张学良直言不讳，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坚持认为蒋介石应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内。他说：抗日要是没有蒋介石的参加，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蒋介石掌握国家的政、军、财权，实力雄厚。他坚持认为蒋介石本人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不同是，他主张先“安内”而后再“攘外”。
张学良知道在涉及蒋介石问题上事关重大，非得与中共高层核心人物面谈方得妥当。他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中共中央答应了张学良的要求，4月9日夜，周恩来和李克农来延安与张学良彻夜会谈。
会谈中，张学良开门见山，仍然坚持这样的意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果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
周恩来针对张学良所说进行反驳：至于讨伐的问题，蒋介石讨伐共产党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但并没有动摇共产党的根基。反而使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他的真正面目，而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共之所以“抗日反蒋”，就是因为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仍在鼓吹“攘外必先安内”，这与西太后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卖国主义如出一辙。
张学良仍在辩说：你们对蒋先生可能不了解，其实他也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一再进逼，他感到难堪，心里也恨。他长期以来一直固执地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所以，他若在前方抗日，不免有后顾之忧。这就是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据。
听到这里，周恩来显然不快。张学良见机，立即说道：我现在不能反蒋，将来蒋介石如果真的投降日本，我一定要离开蒋介石另行打算。目前应当设法把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并主张他在里面劝，中共在外面逼，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走上抗日的道路。
逼蒋抗日成了会谈久悬未决的问题。周恩来对张学良说：从逻辑上讲，张将军的意见很有道理，很值得我们重视。我个人表示同意张将军逼蒋抗日的意见。不过，这是个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我一定把张将军的意见带回去，提请我党中央研究决定。
毛泽东“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
张学良所传递的信息，对于中共极其重要。6月12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7月18日，毛泽东告诉他的美国朋友斯诺，如果蒋介石一旦决定参加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的。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其后，他又与张闻天等在一份电文中说：“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并说若“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
本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冤家对头，现在竟然要“先礼后兵”，“以忠诚态度出之”，可见中共已经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而有意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肯定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的讲话，“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并呼吁停止内战，重启两党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毛泽东在次日致电潘汉年时，指示的更加明确，“南京已开启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面临重兵进剿的严重态势，毛泽东仍从抗日的全局出发，提出：“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9月1日，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
然而蒋介石在顺利地解决两广事件后，以为也可一鼓作气解决共产党问题。12月初，他率领众多军政要员亲赴西安，督促东北军和17路军剿共，以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武力扣留了他及其随行的军政要员，中止了他酝酿已久且成竹在胸的“剿共”战争。
消息传来，延安人心振奋。据金风《邓颖超传》：邓颖超又唱又跳，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
李维汉回忆：“我们在定边获得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党的高级干部是如此态度．基层群众更是喜形于色，手舞足蹈。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回忆：“我们几个警卫员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围着地上的火堆直嚷嚷，有的说，要把蒋介石关起来。有的说，关着干什么？宰掉算了！还有的说，不行，那太便宜了，还是把他捆起来，戴着高帽子游街，边区所有的村子都得游一遭……”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13日凌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考虑到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已形成三位一体，与会者大多同意这样的意见：一、“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性政府，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二、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张闻天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
如果说此时的张闻天尚属少数，那么到了19日，也就是经过六天的深思熟虑，如张闻天所说：“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更充分”。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前一份为毛泽东手笔，后一份为张闻天手笔。《通电》为公开发表，文中已尊称“蒋介石先生”，显然已放弃“审蒋”、“除蒋”；《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当日，毛泽东还电示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2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让派人去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处，表示“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之条件”。蒋介石在与周恩来会谈时，态度明显改变，愿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前提之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仍可与他直接谈判。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作为一个转折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显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