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明
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的张氏帅府，俗称“大帅府”或“少帅府”，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子张学良的官邸和私宅。九一八事变前，这里是东三省最高权力和最显贵家族的象征。伪满统治时期，这里历尽劫波，饱经沧桑。1945年，光复后的东北大地曙光初现，我党我军开始大规模挺进东北。9月18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中共东北中央局的最初班底人员进驻帅府，并在此拉开了3年东北解放战争的帷幕。
红色班底驻帅府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同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8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此其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同时增选陈云和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东北我们也要有优势，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
8月28日，毛泽东等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按照七大的决策和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临行前所确定的争取东北之方针，刘少奇随即代表中央向各根据地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各战略区速派干部进入东北，同时要求准备部队向东北开进。然而当时，由于与东北的中共组织和抗联部队未能取得联系，中央一时难以把握东北的整体情况。9月11日，中共胶东区党委和中共晋察冀分局派到大连的干部向中央报告反映，苏军在东北只是占领少数大中城市，而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均未被占领，目前我党在东北极好发展。与此同时，中央还接到了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已率部进驻山海关、承德、赤峰、朝阳一线的报告。这些消息使刘少奇对尽快派干部和部队去东北的信心大增。9月13日，中央初步拟定由彭真、康生和程子华前去东北，组织东北中央局，以彭真为书记，迅速开展东北工作。当天深夜，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同意。
9月15日上午，一架苏制道格拉斯运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机上载有进入东北的苏军最高指挥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苏方翻译谢德林，以及先机率部进入沈阳并成功与苏军接洽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当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汇报东北的情况，讨论答复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写给毛泽东的有关“限于此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所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共产党不要留在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些大城市，但是可以到农村去发展”的亲笔信。会议认为，要抓住苏军出兵东北的最有利时机，继续执行七大确定的争取东北之战略方针，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设根据地，安排原拟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而挺进东北。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东北中央局（简称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会后，刘少奇连夜起草致各中央局、致晋察冀、致张云逸和姚漱石的电报。电报提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为此，中央紧急部署向东北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包括班、排长、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能作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9月16日上午，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一周会见了贝鲁罗索夫中校，向其通报了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局的决定，并提出在延安的东北局领导人立即搭乘苏军的飞机赶赴沈阳。贝鲁罗索夫中校愉快表示同意。同日，中央确定乘飞机一同飞往东北的共6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陈云，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伍修权，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中央军委第三局第一处处长段子俊，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办公室副主任莫春和。为了便于同有军衔的苏军将领联络交涉，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以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以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莫春和以上校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9月17日，彭真等同曾克林、贝鲁罗索夫、谢德明一起乘苏军飞机飞赴东北。当日下午，飞机因故障临时改降山海关机场。经当地我党冀东行署安排休息一晚后，一行人于9月18日改乘火车去沈阳。当日中午列车途经锦州时，彭真、陈云等用1小时时间下车考察了当地情形，后又到由第十六军分区第十八团临时组建的锦州卫戍司令部视察，在听取了卫戍司令王珩和政委徐志的简短汇报后，继续乘火车赶赴沈阳。当日下午，列车到达沈阳皇姑屯车站，李运昌接站迎候。随后，一行人乘汽车进入沈阳城内，首先来到原伪满沈阳市政府大楼接见了先期进入沈的冀热辽军区干部。陈云在讲话中说：“你们搞得很好，执行中央的命令坚决、勇敢，先机占了沈阳，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很重要作用，中央向你们慰问。”会见结束，彭真、陈云等驱车东行进驻张氏帅府。至此，中共东北中央局开始在沈阳安营扎寨。
当时，彭真等将办公室和卧室安排在帅府东院北面的大青楼。大青楼是一栋罗马式三层青砖建筑，上有平台，下有暗室，是张作霖、张学良当年的办公场所。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段子俊和莫春和都在此楼内办公居住。
现在分析，经苏军同意和李运昌的筹划，东北局的第一办公场所之所以临时选在张氏帅府，可能有三点考虑。其一，于闹市中辟得安全一隅。从当时我军在沈阳城区内的兵力布置上看，张氏帅府位于原伪满市政府大楼和小河沿之间，这一线，驻扎着先机进入沈阳的冀热辽军区部队，特别是军区主力设防于小河沿、北大营、东大营之间的三角地带，从安全警卫方面考虑，张氏帅府东西两望，位置居中；其二，此处的院落不但相对封闭独立，且分为东、中、西3个分院落，在居住条件上看，此处可利用的房屋较多，既便于接待后期从关内跟进的干部和机构，又便于后续工作的展开；其三，与苏军驻沈指挥机构远近适当，与当时苏军对我党我军明疏暗助的策略相协调。
红帷帐内几筹谋
俗话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较之国民党的接收人员和部队，先机进入沈阳的东北局所肩负的第一使命便是统揽后续干部和部队抢占东北，实现党中央确定的“独占东北”之方针。然而，当时的东北处于苏军的军事管制下，东北问题牵涉美苏、美蒋、苏蒋、苏我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等，矛盾重重，形势错综复杂，变化急剧。面对这种特殊局面，根据中央的部署，东北局立即展开争取“先到为君”的工作。
进驻张氏帅府的第二天，即9月19日，东北局书记彭真即在帅府西楼召开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确定当前东北局的主要任务是：(1)贯彻执行中央力争控制全东北的指示，组织部队接管城市，控制交通线，迎接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2)组织已经进入东北的部队抗击国民党武装抢占东北；(3)立即收缴敌伪武器和资材；(4)严厉镇压汉奸、敌特，加紧剿匪；(5)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5)摧毁敌伪政权，建立各级民主政府；(6)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7)在农村组织群众反奸除霸，开展减租减息斗争；(8)在广大城乡大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肃清国民党的影响。
3天过后的9月21日，由中央派出临时负责东北局军事工作的程子华抵沈。当日，彭真在帅府内主持召开东北局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迎接即将进入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问题，还研究了后勤保障和武器装备的补充问题。这次会议后，东北局紧急部署已经到达的部队迅速扩大编制和实力，并阻止国民党军从陆路和海路进入东北。
9月28日，鉴于由吴克华率领的山东军区第五师和由万毅率领的山东军区东北挺进纵队业已进入东北，彭真再次主持召开会议，对已到东北的部队之下一步任务作出部署。会议决定：(1)已经集结在南满的李运昌部继续在南满发展，放手发展武装，收缴敌伪武器和资材，并负责接应后续部队和干部；(2)吴克华部向东满中朝边境处分散活动；(3)万毅部向北满中苏边境处分散活动。
鉴于苏军进入东北并一举战胜日本关东军后，成为东北的临时军事管理者，为争取苏军的全面帮助和支持，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开过的当天，彭真和伍修权即前往设于市中心原大和旅馆的苏军沈阳警备司令部，礼节性拜会了苏军驻沈阳最高领导人克拉夫钦科上将和图马尼扬中将。这次会见气氛友好，实现了与苏方的最初沟通。翌日，彭真与伍修权再次前去会见，就苏方援助我军的具体事宜进行商谈，通过此次会见，双方达成了一定默契。10月3日，应苏方的邀请，彭真和伍修权第三次前往苏军司令部，面见一位刚刚莅沈的苏方中央军委领导人。会面中，这位苏方领导人不但邀彭真和伍修权共进午餐，而且还建议我方坚决抓住南满，特别是山海关，由此抓南得北。令彭真欣喜的是，苏方还表示愿意用战利品对我方予以援助，提出要什么，给什么。这次会见后，东北局领导异常兴奋，对争取全东北充满信心。
苏联对日宣战后，在苏联境内由周保中、李兆麟和冯仲云等领导的抗联教导旅随苏军一同进入东北，他们不但分别进入11个地区的57个大中小城市控制战略要点并接管伪政权，而且还成为由关内先期进入东北的干部与苏方接洽的最可靠人员。9月20日，周保中和冯仲云来到帅府向东北局汇报工作。在3天的时间里，彭真和陈云多次详细听取了周冯二人关于14年来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情况及目前协助苏军汇报接管情况汇报，并传达了党中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部署和东北局当前的主要任务。根据党中央关于“东北中央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在此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的指示，周保中将东北抗联党组织，即中共东北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材料和档案材料移交给东北局，这标志着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并独立开展抗日游击武装斗争长达13年的东北党组织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会面中，彭真和陈云指示周保中等要利用穿苏军军服的有利条件，控制铁路交通沿线，迎接党中央派到东北来的大批干部。此后，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周保中领导各地抗联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组建各地公安部队，同伪满残余武装和土匪进行斗争。到10月中旬，与关内各战略区的出关部队相配合，东北抗联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司令员，兵力扩充至四万余人。
红色电波牵延安
自进驻帅府起，东北局即密切地通过电台向延安总部汇报请示工作。据统计，在帅府的18个日夜，东北局与党中央的电报往来多达20余次。
算起来，从最早的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和奉天支部到中共北满地委，从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共满州省委到后来的中共南满、东满、松江、吉东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由于受条件和斗争环境的制约，此前东北党组织从未与中央建立过电台联系。1945年9月18日，彭真、陈云一行进驻帅府后，当晚即向延安成功发出第一封电报。其电文大意为：
已安抵目的地。现以一个团为基础，拟扩编七个团，被服给养可解决，大批武器尚难取得。日军虽解除武装，但日侨甚顽固。伪军未被完全缴械，多逃散各县。顽方在满机构中影响非小，时有拥顽反我标语出现。
随着后续工作的展开，东北局与党中央的电报往来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提醒出关部队带足武器。如何从苏军手中取得大批武器弹药以配发我陆续出关的部队是东北局与苏军商洽的一项重要内容。当9月初八路军曾克林部先机进入沈阳时，苏军确实一度在我军接管原日本关东军军火库方面大开过方便之门。后来，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制约，苏方又在以战利品相助方面有所保留，或为暗给明不给，或为给而有限。对此，中央一时并不了解，仍按曾克林在延安所汇报的“武器和资材很容易拿到”之音讯来掌握情况。这样，受中央9月15日所提供的“东北各地秩序混乱，到处堆集武器物资，无人看管，随便可拿到各种轻重武器，乘火车不要车票，扩兵极容易”信息影响，一些向东北急速挺进的部队匆忙将所携带的武器留给当地部队或于沿途送给兄弟部队、政府或民兵。
当了解到苏军并没有把大批武器和物资移交我方这一情况后，彭真和陈云先后于9月21日和23日两度急电中央并转正在派出部队赴东北的山东军区，先是告知：
此间辰兄（苏军在沈领导人代名，笔者注）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不准我搬用。辰兄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绝对控制，我无权调动任何车辆。曾克林在延安报告我所控制之军火物资及我在沈阳之权力是夸大的。
接下来的另一电报提示到：
现尚无把握取得大批枪支武器。修理坏枪、收缴民枪均需时日，在无法取得大批武器前，出动部队必须携带适当武器，以便发展。
东北局对出关部队的再三有效提示，及时避免了各部队出现留下武器徒手出关后将要面对的被动情形。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写道：“有的部队听信传言，把许多武器留在当地，只带了少量武器到东北，结果吃了苦头。”
二是建议中央下最大决心调兵进发东北。毛泽东在七大闭幕时所作的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中，再次讲到东北问题并指出：
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1945年9月底和10月初，当国民党在美军帮助下积极准备向东北运送军队时，暗中支持我方的苏军一面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一面向东北局表示愿意给予更多的武器支持。在10月3日与苏方重要领导人的会面结束并受到鼓舞后，鉴于东北战端在所难免之情形，彭真和陈云于当日18时向中央发出急电：
苏方表示已下最后决心，大门前开，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方力量微小，现只能接收一部分，苏方允诺在一月内替我保存。总观全局，我们建议中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月内赶到……宁肯牺牲其他地区，使之化为游击区，即使丧失都值得。
此电内容，符合毛泽东关于争取东北的讲话精神。根据东北局的电报建议，中央经研究届复电表示：“一个月可有十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出动五万至八万。干部已大批出动，两星期后可陆续到达。”
沈阳帅府至延安间的红色电波，牵动着我党我军自长征后的又一次大行军。到12月初，在东北已集中了从各解放区调来的两万余干部。这些干部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高岗，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萧劲光等。这些中共的精英集中到东北，为东北局实施力争控制全东北的战略方针，准备了极为重要的条件和保证。
到1945年10月5日，尽管根据局势的变化，出于在我军部队撤出沈阳后的安全考虑，同时考虑到进一步与苏军接洽，东北局机关由张氏帅府移驻于沈阳市和平区南十一纬路26号的原奉天国立博物馆（原汤玉麟公馆），并在那里继续统揽抢占与接收大局，但张氏帅府内依然萦绕着初结不久的红色情缘。11月21日，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如期在帅府西楼开幕，东北局委员林枫代表东北局发表了二十二条施政纲领草案，赢得东北各界代表的一致拥护。
1945年11月24日晚，根据局势的变化和中央指示，东北局机关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撤出沈阳，先是在城郊苏家屯暂时落脚，26日移驻本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