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璐
中共满洲省委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第一个统一领导机构，在8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在异常险恶的条件下，它领导东北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它与最广大的东北民众一道站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最前沿，以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中共满洲省委建立的必然性
我国东北幅员辽阔，富饶美丽，是远东地区的战略要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初，日、俄帝国主义通过战争，在东北划分了两国的势力范围。辛亥革命以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依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在东北建立了封建军阀的统治。
由于毗邻俄国及中东铁路的修建，东北成为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地区。早在1905年11月，布尔什维克就在哈尔滨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团”组织，领导中俄工人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1908年4月铁岭人任福臣在哈尔滨加入布尔什维克，是中国最早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人。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数万华工从俄国回国，集中在哈尔滨谋生。他们带回来大量《旅俄华工大同报》、《华工醒世报》、《社会警钟》、《社会星》等报刊以及宣传十月革命的书籍，并且将自己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俄国革命的一些具体情况和马列主义思想广泛传播。
20世纪初期，随着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工人运动蓬勃兴起。据统计，当时大连、沈阳、抚顺、本溪、营口、鞍山、辽阳、安东、开原、哈尔滨、旅顺等工业城市均有罢工斗争。1916年至1922年，仅大连地区即罢工145次，罢工724天，参加罢工的人数达31161人次。
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在黑暗中摸索救国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树立了成功的榜样，1919年的五四运动进～步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北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建设和革命活动，派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东北地区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党、团组织。
1921年冬，罗章龙到东北考察，回北京后向党组织汇报了考察情况，并写出书面报告。1922年2月，马骏与韩迭声等人在哈尔滨组建了“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同年，中共唐山地委书记邓培派中共党员罗占先、王贺明、朱志安等到奉天组织工会。1923年，邓培又派共产党员欧阳强到锦州、沟帮子、彰武等地进行革命活动。
1923年3月，李大钊派李震瀛和陈为人到东北开辟党的工作，8月又派彭守朴、陈作霖到哈尔滨。同年10月，他们成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独立组。1923年下半年，团中央派团员罗思危到复县（今瓦房店）开辟工作。1924年6月，陈为人、李震瀛到大连，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支部，直属团中央领导。
1924年，邓中夏曾两次亲临大连巡视指导，将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改为大连中华工学会，使工学会的规模和影响得到扩大。同年6月中旬，李大钊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途经哈尔滨，对哈尔滨的革命斗争做了具体的指导。
1924年1月，韩乐然从上海美专毕业，受党中央派遣赴沈阳筹建东北党组织。1925年，共产党员任国桢、吴晓天到沈阳后，与韩乐然共同领导了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沈阳“六十运动”，并于同年9月，在沈阳建立了党、团组织。
1925年初，党中央派吴丽实到哈尔滨整顿党、团组织。吴丽实于1925年2月建立了中东铁路上的第一个党支部，9月又建立了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1926年初，成立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同时成立共青团北满地方委员会。
1924年春，恽代英的胞弟恽代贤受团中央派遣到长春开展革命工作。1925年，党中央派楚图南、刘旷达、杜继曾、张锦春、林俊、孙绂生等到长春等地开展党的工作。
1926年4月27日爆发了东北地区有史以来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大连“福纺”厂大罢工。李大钊、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等亲自过问、指导，李大钊还先后派张炽、邓和皋、尹才～、张式媛到大连加强大连地委工作，领导“福纺”厂工人罢工。
1927年上半年，哈尔滨、大连、沈阳、吉林、长春、牡丹江、双城、北宁路、柳河、台安等地都建立了党、团组织。李大钊指示：“随着大革命北伐的形势发展，党的活动还要发展壮大，东北将成立新机构。”在东北地区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成为党组织建设发展的需要。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4月，张作霖在北方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并残酷杀害了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因此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停止活动，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处于危急之中。
此时，正值日本田中义一上台组阁之际，蒋介石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行径，对田中的侵华野心是莫大的煽动。同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因面临被国民党新军阀赶出华北甚至被消灭的危险，也渴望得到日本的支持和帮助。这一切，都使田中感到抛出并全面推行他们的所谓“积极满蒙政策”时机已经到来，遂接连制造事端，越法侵权，步步进逼。
另外，自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民众越来越多地流亡东北寻求生路。东北成了“韩国独立运动者的亡命地，同时也是韩人在海外独立运动的根据地”。1925年4月18日，朝鲜共产党宣告成立，次年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1926年4月，朝共中央决定在中国东北组织朝共满洲总局，使其成为朝共领导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机关。5月，朝共满洲总局在黑龙江省珠河县成立，总局设在宁古塔，下设东满、北满、南满三个区域局。
虽然朝共满洲总局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对推进朝鲜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自朝共成立以来，派别林立、思想上极不统一、内部矛盾异常激烈的派争状况也直接影响了满洲总局。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所以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在中国革命的危难时期，党中央为了扩大革命力量的回旋余地，粉碎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建立统一的东北党组织以加强东北地区的革命力量，成为挽救中国革命的重要的组织措施之一。
中共满洲省委贡献的特殊性
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书记陈为人在1927年12月22日《关于中共满洲省委临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中，把领导民众反日斗争定为省委的主要任务，指出“整个满洲的政治，完全是日本统治，不但新闻的统治是日本，金融的统治是日本，产业的统治是日本，即军事的统治也是日本。……无论何人一人满洲境内，只是看见日人论调的新闻报纸，充满市面的金票，意志洋洋的日本军警，与侵略中国的一切野蛮行为”。因而提出“在满洲的反日工作，要占革命工作的大部分”的指导方针，并不断对日本的侵略本质予以猛烈的抨击和揭露。
1929年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对帝国主义在东北侵略与争夺的本质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其主持编印的《政治通讯》，对国内外政治形势进行了透彻的分析，预见了日本对东北侵略加剧的必然性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的不可避免。
1931年1月27日至2月20日，“驻沈附属地之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第三十三联队，举行包围省城大演习”，“演习所占区域，竟达十九村之多，几遍沈阳县全县”。由满洲省委主办的《满洲红旗》及时报道了曰军这一侵华动向，并富有预见性地指出，“无疑地，这些枪声，是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三省的信号”。文章充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东北乃至全中国的阴谋和野心，以及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号召工农群众“起来f环绕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积极扩大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争斗，争取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实现！”
1931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万宝山事件”，随后又在朝鲜各地煽动排华，致使华侨百余人惨遭杀害。“惨案”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布了《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指出“万宝山事件就是日帝国主义预先准备作为借口出兵满洲的一个阴谋……充分的暴露出日帝国主义占领满蒙的企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满洲特科人员得到日本正在秘密进行侵略部署的确切情报，随即向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做了报告，后又及时通报了东北当局。这一重要情报虽然未得到东北当局的应有重视，却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及时把握日本的侵略动向、制定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及早地为东北民众敲响了警钟。
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在东满、南满和北满农村大批吸收原朝共满洲总局的党员以及进步朝鲜农民入党，这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事件。
1928年7月至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针对朝共当时的状况作出决定，取消了朝共的共产国际支部资格，并组成专门委员会研究朝共问题。共产国际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指示在东北的朝共党员加入中共。1929年11月，共产国际派韩斌（朝鲜人）和李春山（中国人）与中共领导人协商在满洲的朝共党员加入中共的办法，于1930年1月达成“哈尔滨会议协议”。1930年3月20日，朝共重建筹备会满洲部发布《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体宣言》。
中共满洲省委在朝共党员加入中共东北地方组织的过程中，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吸收朝共党员加入中共组织的指示，派出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团，赴东满朝鲜族人民居住区发展党员，建立中共组织。为团结与领导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抗日，也为吸收与教育朝鲜共产主义者，中共满洲省委特设了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
中共满洲省委经过认真分析，认为“韩国共产主义间的派别斗争，有它社会的根源与悠久的历史，并且斗争不只在部分领导间进行着，而是早已带着广泛的群众形式。正因为如此，消灭韩国派别斗争，不是几次劝告，几次会议就能成功，一定是要坚苦的，灵活的，长期不断的工作”。其“无原则的派别的争斗，是韩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是满洲革命工作的障碍”。“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中国革命，对韩国革命都有莫大的意义。”对此，省委明确指示：“要用最大的决心，将它在满洲的根基铲除净尽。”
经过中共满洲省委的不懈努力，原朝共党员及先进朝鲜族贫苦农民大批加入中共，东北地区党员数量激增，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开辟了农村工作的新局面，并为以后东北的抗日战争，在干部、群众和根据地等方面准备了重要条件，同时也为朝鲜革命培养了干部，对中朝两党后来友好、互助、合作良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中国东北地区历来是苏、日斗争的焦点，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这一地区极为关注。因此，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比其它地方党组织都要大。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设立的一个派驻机构，担负着协助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方针和向国内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任务。1931年11月到1934年9月，中共代表团在政治上、组织上对中共满洲省委实行了间接领导。1934年9月以后，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1934年9月16日，王明、康生在发给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根据材料和报告已经进一步研究满洲问题，现在正在准备给满洲地方党几个文件。指示中央“不要给满洲党发文件，以免双方意见不一致，给满洲工作造成困难”。王明、康生在这封信里实际上是通知中央不要再管东北的事情，由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工作。
中共代表团为了适应当时国内斗争形势的需要，对东北的党组织进行了改组，撤销满洲省委，改建四省委。虽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王明、康生在这次改组工作中出现了许多错误和疏漏之处。既然已决定撤销满洲省委，就应该明确宣布，而不该对原省委既要撤销，又要求不告诉他们，还让他们继续“维持着”，把满洲省委长期架空。这不仅在组织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难于行得通的，以致于出现“使满洲省委独立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说法，导致“满洲省委提出反对和制止独立论”，对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造成了不良影响。
此后，中共满洲省委成员依据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了中共代表团的指示，在复杂环境下成立了三省委一特委，既能够充分发挥调整后的有利条件，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调整带来的弊端，化解王明、康生错误指导产生的负面影响，为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要地位
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于1927年10月，撤销于1936年6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白区斗争的一个重要地方党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在其全部革命活动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用马列主义教育东北各族人民，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不断地壮大党的组织，使革命火种遍布整个东北城乡。
它领导了大小数百次的工人运动，其中有震惊世界的中东路工人斗争，也有北宁路工人争“花红”的斗争和奉天兵工厂的反曰斗争；领导了广大农村的佃农斗争，建立农村党组织，为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努力；领导了哈尔滨“一一·九”学生运动，为中华民族争生存、争自由进行不懈的斗争；开展士兵工作，在奉系军队中发展地下党员，在旧军队中点燃了革命火种；九一八事变后，指导义勇军，创建抗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中共早期领导人陈为人、刘少奇、林仲丹、陈潭秋、罗登贤等同志，都曾先后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他们在领导满洲省委工作期间，都是实事求是的楷模，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虽仅在满洲省委工作8个月，却开创了东北革命的新局面，积累了宝贵的白区斗争经验，为后来他被全党确立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总之，中共满洲省委在长期的斗争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为党中央制定正确的白区工作路线提供了重要借鉴。
东北抗战是全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抗日战争首先在这里打响。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即在奉天（沈阳）小西边门附近省委机关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分析了当前局势，讨论了应对措施，制定了斗争的任务、方针、策略和口号，并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强烈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主义的丑恶嘴脸，提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号召东北人民“发动游击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
中共满洲省委积极号召和领导东北各阶层民众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此同时，派出大批领导骨干到义勇军中开展工作，使义勇军成为当时抗日救亡的一面旗帜。由中共满洲省委建立的、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所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有力配合了全国抗战的胜利。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魏拯民、金伯阳、赵一曼等民族英雄都曾是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要成员，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英雄篇章，在神州大地广为传颂。
东北地区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抵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具有空前的广泛性，而且坚持时间最长。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接续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抗日大旗，始终站在抗战的第一线，成为领导这场伟大战争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三个基本的历史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在这三方面，中共满洲省委都有其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性贡献。尤其在统一战线方面，其策略的最早形成和实践就在东北，抗日一民族统一战线于1933年便提出并发展起来。
1932年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东北的抗日斗争和制定党的任务等问题，讨论并起草了两个文件：《中央苏区政府和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合作的三条件的宣言》（1933年1月17日）和《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也称《一·二六指示信》）。 《一·二六指示信》是针对东北特殊情况而专门发出的．对于东北党组织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提出了比较符合东北客观实际的政策，为中共满洲省委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满洲省委接到《一·二六指示信》后，开始把广泛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其各项决议和在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中，反复强调这一中心工作，提出切合各地实际的办法和具体要求。《一·二六指示信》有力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实现了策略路线的转变，从而确立了我党在抗日武装中的核心地位。
东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凝聚全民族力量，推动东北抗战的发展和夺取全国抗战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它的形成与发展，为后来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